“上海以及全中国的女性也不需要在婚后冠夫姓。”“那孩子跟谁姓呢？”阿迪契好奇地问。

这位法国女作家不只能聊女性写作和性别平等，更成功地“自导自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当代愚蠢大辩论。

在书中，桑亚尔研究了强奸话语本身的发展。她也意识到，女性花了太多时间来表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却未花费足够时间去构想一个理想的世界，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理想。

性别、阶层和社会环境常常能为个人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女性”这个身份是准确并稳定的吗？

史坦克关于绝经的作品《潮热日记》、安吉尔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关于父亲的作品《老爹的问题》以及德沃金的作品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都是“通过著书立说采取了抵抗父权的行动”。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上海最严垃圾分类条例以及警校招生对女性限额所引发的讨论。​

反女权话语将女权划分为“真女权”与“伪女权”两个类别，这套话语背后是他们对男性的优越与团结被侵蚀的深深忧虑。

三位作家从各自的女性体验出发展开交流：来自不同国族的女性作家分别面对着哪些困境？女性作家之路是否日益艰难？在女性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之中，她们同写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而今，女性依然会面临“即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的处境，或许，了解过去的女性曾经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开创天地，能够让后人更有勇气，踏入无法预测的、没有先例的、崭新的未来。

经济领域里有着严重的性别问题，以裸体抗议脱欧的维多利亚·巴特曼试图在她的新作《性别因素》中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