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了镰刀湾，就出了延安地界。 清晨的大雾散开，一直跟在身后的那辆白色越野车不见了，吴志明长舒了一口气。下了高速路，是一片空旷的三岔路口，他让儿子把车停在一家“老婆风干羊肉剁荞面”门前，边掀门帘边骂着：他奶奶的，给俺爷爷喊个冤就这么难！
这是2016年10月14日，深秋的陕北。57岁的农民吴志明，陪着独立导演老虎庙来拍摄自家的往事，满心希望着“解决爷爷的问题”。
8年前，他还在榆林毛乌素沙漠的路边，开着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很偶然的，他遇到了骑行经过这里的独立导演老虎庙。也是秋夜，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和老婆、三个孩子挤在一起，给远来的客人，讲述自己的爷爷吴满有的故事。
“吴满有，那可是当年延安的大明星哪！”和听到这个故事的很多人一样，见多识广的老虎庙也慨叹一声。
爷爷确实是当年延安的大人物。想一想，在1948年之前他最红火的年代，他的头像——一个光头、皮肤黝黑发亮、笑起来露出牙豁子的农民，是和毛泽东、朱德的像挂在一起的。那时延安报纸上的社论，标题是《向吴满有看齐》、《开展吴满有运动》……在延安，家家户户，都要向吴满有学习 。1946年 春天，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就住在吴家，按毛泽东的要求，跟着吴满有“上农业大学”……那样一个人，谁能想到后来发生的事？
如今，爷爷背着“叛徒”的名字过世50多年了。他的坟，如今在榆林横山石湾镇的那个小山村，也算最寒碜的 。
在延安城旁边的吴家枣园，爷爷当年亲手开凿的窑洞、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因为毛岸英曾寄住过7个月，如今门口挂的是“毛岸英故居”、“毛岸英学农处”。
10月13号这天，他给老虎庙带路，去爷爷的老院子拍摄，结果“铁将军把门”，不但进不去，还被当地的人骚扰，啥也没拍到。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出了延安地界，进入榆林了，跟踪的车才走了。对此，吴志明越想越气，不由放大了声音，说：“想当年，俺爷爷给红军贡献了3万多斤粮食呢。最困难的时候爷爷出了那么大的力。你现在既然不给俺爷爷平反，那你把俺们家的粮食还俺！”
吴志明说的是事实。根据当时的报道，不完全统计，到1946年，延安农民吴满有已给边区政府贡献小米85石 （合计34000斤）；815元钱；草1000斤；牛4头，羊40只。
事实上，吴满有的贡献不止于此。曾经，他是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精神的代表人物。1943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是由吴满有和另一个劳动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展开热火朝天的军民劳动竞赛，而拉开序幕。随手翻开一张1943年左右的延安报纸，吴满有的报道比比皆是。一张“中华民国36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解放日报上，头版消息有《吴满有欢唔王震陈庚》，副题是：“陈庚将军：没有小米就不能打胜仗；吴满有：没有八路军当不成劳动英雄。”
如今，在吴旗县一家油田看护油井的吴志明，即使打工在外，也常年随身携带着关于爷爷的资料。沙漠里的夜晚，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他一遍遍翻看那些发黄的旧报纸。那是他想办法托人从县志办印出来的，上面全是爷爷的事迹。只是旧报纸都是繁体字，他看的很吃力。
算起来，从1980年代开始，吴志明为爷爷喊冤的这条路，已经走了20多年，虽然到现在也没有啥结果。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在西安读医学研究生的女儿，始终支持他。最近一次，女儿在学校填档案的时候，专门写上了爷爷的名字，还对他说：“我为有这样的老爷爷（曾祖父）自豪呢。”这让吴志明很满意。他觉得，女儿懂得他。也懂得她那位带着一腔委屈的泪水，在1959年过世了的老爷爷。
二
1944年，当美国记者福尔曼来到延安城外的吴枣园，造访吴满有时，他看到的吴满有是这样的：“吴今年60岁（实际应为51岁，作者注），身体强壮，脸色红润，快乐的眼睛带着友好的微笑，一撮白胡子挂在嘴唇上，头秃得发亮。他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他有非凡的农田知识，并能灵活运用…… ”
那是吴满有作为边区头号劳动英雄，生命里最为风光的几个年头。福尔曼跟着他回家——就是今日那个挂着“毛岸英故居”的院落，看到窑洞干净、齐整，鸡鸣狗叫，妇女和孩子们穿得体面而整洁，一家人丰衣足食。经过连年的开荒，他已有约700亩土地，甚至还雇着4个长工。
因勤劳而致富的吴满有，被认为能代表毛泽东所说的“新富农”，也就是“消灭了剥削之后的富农”。虽然当时党内也有人质疑，富农的方向能否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但当时当地，这种声音并没有成为主流。在福尔曼后来完成的《北行漫记》一书中，吴满有被认为是延安混合经济的代表，也是红色中国农民的代表人物：曾经赤贫的他，在延安分得了土地，因为勤劳耕作，而丰衣足食。又因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他把长余的粮食和牛羊源源不断地交给边区政府。
“作为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其他劳动英雄一起，不仅受到人民极高的尊敬，还被邀请出席所有群众和政府的集会，与最高军政领导人一起坐在荣誉席上。”福尔曼在书中写道。
吴志明也有一本《北行漫记》，1993年出版的，书皮都快被他翻烂了。通过福尔曼的描述，他能想象出爷爷那时的样子。而爷爷留下来的照片上也能看到，那时的他，强壮而精明，一看就是个最好的庄稼人。在给毛主席送粮的一张照片上，他扶着毛驴，笑得满脸牙豁子，毛则笑盈盈地看着他。
而其实，那时节的吴满有，告别最悲惨的日子才不久。
1928年，榆林大旱，31岁的农民吴满有，从横山县的山沟沟里，带着老母亲和妻子、儿女，逃荒到延安城里讨生活。在延安郊外的吴枣园，他安下家，却无法生活下去，妻子饿死了，两个女儿送人了。一直到1934年，共产党在延安搞土地革命，他才分到了一架60多垧（一垧约2亩）的荒山。
这个贫穷的人自此有了100多亩山地。他爱土地，知道怎样侍弄好土地，以获得更多的粮食。他极为勤劳而又吃苦，还善于动脑筋。他一遍遍深翻土地。冬日，当人们休息的时候，他把冰块背到地里，春天，就有了消融的雪水。
因为辛勤的耕作，吴满有的粮食越攒越多。他给边区政府上交的公粮，也远远超出其他农民。1941年，他收粮34石，公粮就缴了14石3斗，还有公草1000斤，并买了公债与公盐代金券815元。1942年春耕开始的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讲了吴满有的故事，引起了《解放日报》记者莫艾的注意。
当时的红色延安，因人员膨胀，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处于极度困难之中，正需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莫艾有党报宣传者的敏感， 立即到离县城20多公里的吴枣园采访。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莫艾的通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这是关于吴满有的第一篇报道，之后，关于吴满有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1943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开始连载吴满有的长故事。故事写得细腻动人，讲述了吴满有的悲惨往事。包括 “吴满有到延安”、“吴满有遇骗子”、“吴满有死婆姨”、“吴满有送掉女儿”、“吴满有拼命掏地”等。“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想起哪搭在哪搭哭。”文章用信天游的“比兴”手法，写尽了吴满有过去生活的凄惨，对比他今日的幸福生活。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一篇题为《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的文章里，写道：当年莫艾的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还特意找莫艾去谈了4个小时，指出只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才能冲破国民党封锁，到最后胜利。“这是宣传吴满有的战略意义。”。1942年4月，因报道了吴满有，莫艾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朱德讲话，说到，吴满有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而20万石，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的总数。
1943年1月11日，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标题是《开展吴满有运动》。当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正轰轰烈烈展开，吴满有成为红色延安最受欢迎的明星。当时的延安，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典型”，吴满有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无疑是最“红”的一个。 诗人艾青，专门来吃住在吴家，一个多月后，写了一首叫《吴满有》长诗 。
“吴满有火到什么程度？从一件事就能看到。当时延安的一种香烟，就叫‘吴满有牌’。还有一部电影，就叫《吴满有》。”延安当地研究文史的学者杨野（应本人要求，“杨野”为化名）这样说。
“当年的延安，老百姓除夕送灶爷，都挂着吴满有的像。因为吴满有代表着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杨野说。可见，在当时的延安，在党报的宣传和塑造下，吴满有在民间已经成“神”了。
作为陕甘宁边区宣传的“明星”，吴满有的言行水平也比边区一般农民高出不少。他最朴实而著名的一句话，是：“我兄弟（他的一个弟弟参了军）用血保卫边区，我用汗水保卫边区。”据说，1945年春节，吴满有把自家喂的一头猪杀了，全部送给中央办公厅，自己一点没有留，大年初一，吴满有一家节省地吃着糠窝窝，他家一年交的公粮竟是全村一半之多。
在这期间，吴满有也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北行漫记》一书中，提到毛曾多次看望吴满有。吴满有也曾多次给毛送粮食、蔬菜等，他本人也自告奋勇地为毛泽东代耕了二石粮（当时的延安党政干部，都要参与劳动生产），每年送去最好的一石小麦和一石小米。
1946年春，毛岸英已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专门安排他住在吴满有家，“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吃住在吴家，跟着吴满有父子劳动。晚上，就和吴满有的长子吴仲富一起，睡在窑洞炕上。吴满有则在窑洞门口铺一块木板，说是“挡风”，其实是为了保护毛岸英。毛岸英在吴家住了7个月，到当年的11月，才由吴满有送回毛泽东身边。
2016年10月14日，吴志明站在“毛岸英故居”的门外，隔着紧闭的木门，从门缝里看自家的老院。在吴满有去世之后，这个院子一直由他的侄子吴凌旭一家住着。如今，也由吴凌旭一家打点管理。
“院子里两棵槐树，窑洞上面还有土蜂窝， 毛岸英在的时候我家就养土蜂窝了。”院门口有一面大石磨，“那时候的多少小米都是从这里磨出来的。”吴志明摸着石磨，发着感慨。
三
如果没有1948年和胡宗南之间的的那场战役，吴满有的人生，或许就不会如悬崖般突然坠落了。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庆祝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大捷。会上群情激昂，激动之下，吴满有当场表示，他要参军，打胡儿子（胡宗南）！同样激动的王震，现场接受了吴满有的参军请求。
因为是边区名人，吴满有一参军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二纵民运部副部长。一年之后，1948年的5月8日，西北野战军组织西府战役攻打宝鸡，结果被动失利。在这场战役中，吴满有被俘了。
关于他的被俘，《中国秘密战》一书引用当年边区保卫干部梁济的话，说，吴满有当了高级军官，还是改不了庄稼人本色，看见粮食布匹等辎重，舍不得，不时下马捡拾，结果被抓了。
但吴志明以及吴家的其他人，都说，吴满有被抓是为了救一个叫吴成树的侄子。吴成树后来一直居住在新疆，如今已80多岁了，但因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对过往的历史，一概三缄其口。唯一说过的，是他当年被俘后，看到吴满有的那匹枣红马，才知道知道吴满有也被俘了。
一开始，吴满有没有被认出来。但最后被其他人供了出来。他被当成“稀罕”，先在西安关押，后又被送到了南京。当年9月，他和中共中原军区的另一位军官杨经曲，被安排参加记者会。一张老照片上，留着两撇山羊胡、穿着棉袄的吴满有，看起来心事重重。随即，国民党的西安电台发表三次广播，内容是吴满有的讲话，表示他弃暗投明，脱离共产党。
不管这条广播真假如何，吴满有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了。
1949年11月，国民党大势已去，被关押在重庆合川的吴满有，也获得自由。1950年3月，他回到了延安。
延河水没变，宝塔山没变，可吴满有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了。没有明确的指示，但人人都知道，吴满有的时代结束了。杨培柱是他家的长工，曾经回忆，吴满有当年回家时只带着一个背包，一回来就被叫到县上，又被叫到乡上，过了没几天，县委组织部召开柳林乡的党员大会，宣布吴满有是叛徒，开除了他的党籍。
没有人知道吴满有那时的心情。他已是百口莫辩。杨培柱曾口述当时的情景。说吴满有脱下衣服，让家人看他身上被打的伤疤。“老汉一讲到这些事情，就伤心地哭，说不能提了，冤枉事肚子里装着，算了，不提了。”
他也曾试着为自己辩解。据吴家人说，吴满有曾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但没有回音。
1947年时，胡宗南的部队曾打回延安，吴满有家被掘地三尺，粮食等都被掳走了。吴满有不愧是“能人”，回到家后，贷款又买了四五十只羊，后来发展到170多只。晚年，他就在山坡山放羊，家人常常看他痴痴地站在风里。据家人说，1951年夏，王震曾派人来接他去新疆，他死活也不去。说：我反正受过来了，就在家受，不去了。
1957年，全国都在搞人民公社，动员农民“入社”，吴满有死活不入。乡里来人劝他，他也不入。李锐的回忆文章写到，当年的吴枣园高级社社长吴世昌说，他多次去劝吴满有，吴满有都不愿说话，有一天晚上，再劝时，老汉哭了，只说：我是社会的废人，你别来了。后来，乡里把他的二儿子吴凌旭特地从新疆叫回来，劝他，他勉强答应了，等儿子走了，他还是坚持不入社。
那时候的吴满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吴志明觉得，自己能懂。“我爷爷就是个劳动者，他知道入社了就搞不好劳动。” 另外，他也觉得，爷爷是伤了心了。
“他心情一直不好。后来眼睛也瞎了。”81岁的张建珍说。她是吴志明的母亲，也是吴满有的儿媳妇、吴仲富的妻子。她始终支持吴志明为爷爷“伸冤”。
吴满有临终前的最后三个月，张建珍一直在身边照顾着。她记得，自己是腊月里从横山老家到延安来照顾公公的。那时候，吴志明出生才一岁多，被抱到爷爷的病床前，爷爷疼爱地在他身上捏了一遍。
那可能是吴志明和爷爷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三月里，榆钱儿刚抽绿芽芽时，爷爷走了。就埋在吴枣园的家旁边。
那是1959年，人民公社已经办不下去了，饥荒正开始蔓延。这个一辈子种粮爱粮的老汉，没有看到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饥馑。
四
关于吴满有是否“叛变”，其实一直是有疑问。
李锐的文中他写道：吴满有是被逼迫在国民党西安电台广播的。当时，他说了句：同胞们，我是吴满有，共产党对穷人好。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姓吕的国民党军官推开，骂他，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你还信口胡言。后来，人家找了一个在国民党青训大队的陕北人，叫汪铿清，口音和吴满有接近，念了吴的“反共宣言”。
这篇文章还提到，被俘后的吴满有，曾经请人给延安南区的合作社主任写过一封信，讲被俘后的情况。另有一封当年的延安县保卫处保卫科正副科长写给上级的信，信中说，吴满有曾通过另一位被俘的副乡长，给当时的边区主席林伯渠捎话，说，不要怕我忘记共产党……如果听到广播的话，那是假的，不是我。如果我死了的话，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几条根，还能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为我复仇。”
1989年的延安市党史资料通讯中，有“毛岸英在吴家枣园”的内容。延安宝塔区党史办的李树德，曾就吴满有“是否叛变”的事专门做过调查，还去了铜川，找当年国民党青训大队一位叫柳中宇的人。之前，柳曾给有关方面提供一个书面资料，证明吴满有的电台讲话是被人顶替的。
当年胡宗南的杂志《爱国青年》中曾发过“吴满有专号”，并广泛散发。其中有“吴满有的讲话”，但满篇文诌诌的，有号召“为三民主义奋斗”等等。吴志明说，这一看就是假的嘛，我爷爷大字都不识一个，咋会这样说话？
尽管有许多疑点，但最终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结论。1998年2月，中共横山县委曾给陕西省委组织部提交一个文件，内容还是“ 关于要求给吴满有尽快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请求陕西省委组织部对吴满有的事情进行调查。在这之前，吴家也不断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调查。
吴志明说，组织部的人确实派人调查了，但调查的人没有下到延安来。他也没有见到书面的结论。
“那时候，我老跑省委组织部，后来听说有结果了，我就带了半片羊，去了。结果和他们吵起来了。他们说，调查过，你爷爷就是叛变了。他们说在北京档案馆、西北军区档案馆，都记载得‘已叛变’。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到陕北来？他们说，到黄陵县，路不好就不来了。我一听就火了，路不好就不来了。陕北老者那么多，知道情况的，你们访谈过几个？”
吴志明一说起这些事，气就不打一处来。
五
1976年，吴志明还不到20岁。有一天，父亲急急忙忙离开横山石湾镇的家，说要去延安，把爷爷的坟迁回来。因为吴枣园附近要盖学校了，不迁就要平坟了。
吴志明记得那个夜晚。天黑透了，父亲回来了。进了窑洞，人都累散架了。父亲把爷爷的骨殖，放在架子车上，从延安，走了两天一夜，拉回来了。一路弯弯曲曲，不知过了多少沟坎，爬了多少山梁。在吴志明眼里，这是父亲一生的壮举。回来后，爷爷被安葬在老家——一个叫“阳台儿”的山峁上面。当年他逃荒离开老家，后来在延安城风光半生，最终，还是回到这寂寞的山梁上来了。
这件事，给吴志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是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想着，要把爷爷的事情弄清楚。他高中毕业后当了10多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工资太低，就不干了。家里养了驴，养了羊，前半年粮食种下，让老婆种着，他就出去打工。2008年12月，手边稍微攒了点钱，他就专门去了北京找李锐。
“那一年，刚好高岗老婆80大寿，横山县组织了个慰问团，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就随慰问团去了。他们坐飞机，我没钱坐飞机，就提前坐火车去。”吴志明说。
一开始，他和“慰问团”的人一起住宾馆，没掏钱。等慰问团走了，他就住晚上20元的小旅馆。一天，带上从老家带来的小米、绿豆，他敲开了李锐家的门。“李老可精干了，白头发，个不太高。说话慷慨的很。说我爷爷是被冤枉的。但彻底平反可能很难。”
吴志明到现在还后悔。“在李老家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后悔那次没有好好问一问关于我爷爷的事，都拉闲话了。”
六
深秋了，在距离延安200多公里的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村，张建珍独自守着孤零零的一座院子。当年吴满有带着母亲、妻儿逃荒离开时的两孔老窑洞，就在跟前那个叫“阳台儿”的山坳里。老窑洞门前，长满一种叫黄蒿的野草，在寒风里摇晃。
荒郊野岭，独院里就她一个人。儿子吴志明要跑爷爷的事情，还要打工挣钱，孙子们也都在外，没法回来。
张建珍说，当年因吴满有名声大，家里才把她嫁过来。“可没沾上一点光”。她说，老伴吴仲富去世的时候，也一直放不下父亲的事情，一直念叨着，让儿子继续跑。1996年，为了吴满有的事，她还去了趟北京，找亲戚。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
电视剧《毛岸英》播放的时候，张建珍和儿子都看了，她说看得心里难过。“里面都没有提吴满有。说到俺家老汉和他兄弟，就说吴大，吴二……俺们没名字么？”她干枯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拄着拐杖，她去窑洞里拿出了吴满有的一张头像照片。照片上的那个老人，面颊削瘦，嘴角微微歪着，眉宇间有一丝倔强和忧郁。那是吴满有的晚年，他不复有当年“边区头号劳动模范”那种意气风发的神采了，照片上的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旧时代的普通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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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吴志明。摄影：江雪。
江雪：资深媒体人，长期从事调查报道，曾主持《华商报》评论部。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朱鸿召《吴满有的两段人生》
何立波 《被历史屏蔽的人：毛邓特别关注的“典型”吴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