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子
过程大致是这样。1983年2月12日，两名持枪歹徒在沈阳一家部队医院小卖部抢了一千多元现金，几条烟，几十包味精，杀死四人重伤五人后逃脱。当夜，公安部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张悬赏缉拿的通缉令，追捕“东北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
二王生长于沈阳，携带从部队偷出的大量枪支子弹，甚至还有手榴弹，南逃湖北、湖南、江苏各省继续杀人抢劫，直到9月才在江西广昌山上被围剿击毙。到2005年，摇滚乐队盘古在流亡海外四处寻找政治庇护时，还写过一首傻逼歌，就叫《二王》，称王氏兄弟为英雄和反抗者。这种政治投机和幼稚表达的愚蠢综合，倒反过来说明二王案在从东北到南中国的广袤地域投下多年后仍令人难忘的阴影。他们流亡期间，全国谣言四起，大街小巷张贴通缉令，民间惴惴不安，把公安局嘲为粮食局。这起案件也成为严打的动因之一。
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在亏损多年后破产。它是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70多名工人下岗，失去工资，领取救济。历史在90年代加速：沈阳机齿轮厂、沈阳电缆厂、沈阳重型机械厂。拖拉机厂，轮胎厂，毛纺厂。大多数工厂。
密布国有企业、以重工业基地闻名全国的铁西区，五分之一以上人口都下岗了，光沈阳冶炼厂就下岗一万三千多人。有的下岗职工胸前挂起“七级钳工”的牌子站在劳务市场等待顾客，在沈阳，这叫“找活”，有的去街边摆起早餐摊和杂货摊，“卖货”，也有些人进入90年代中期开始在沈阳大规模发展的出租车行业，“跑车”。
然后是“三八大案”。1996年3月8日，沈阳第一饲料厂工作人员去银行提取全厂当月工资款后，被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尾随，车上歹徒持枪打死司机，劫走款项。案件发生后，公安人员判定它与沈阳、抚顺此前几起持枪抢劫杀人案串案：歹徒在抢劫出租车后，勒死或枪杀出租车司机，抛尸后以出租车为作案工具，抢银行，劫运钞车，抢营业部，杀个体商贩，再弃车逃跑。
“三八”后几年中，歹徒作案频繁，继续在沈阳杀人抢劫，全城充满谣言、封锁和恐惧。1999年10月19日，长期担心社会影响的公安机关终于决定向社会公布案情和歹徒特征，请群众提供线索，沈阳各新闻媒体都刊登了歹徒的模拟画像。10月底，案件便告破，五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沈阳人，自80年代就开始抢劫出租车，杀死司机，到1994年上半年，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杀死一名司机，抛尸劫车。案件在1999年12月审判，数名被杀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参加了庭审。
二、银行
2010年冬天，银行职员双雪涛已经上班3年。他做信贷项目，看财务报表，为银监局整理材料，和母亲同住在沈阳市中心一幢旧楼，周末参加聚餐和单位办的攀岩之类文体活动，每个月等待工资到达银行卡那一刻手机会响起的《加州旅馆》悦耳短信铃音。一个朋友告诉他，《南方周末》登了个小说比赛启事，台湾人办的，奖金高。他算了一下，第一名奖金六十万台币，合人民币十五万，够在沈阳交房子首付。
他写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六万字的中篇《翅鬼》得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当然这不是个石头裂出天才的故事。此前，他爱看电影，业余为《看电影》杂志写影评。看到比赛启事第二天，他开始琢磨构思，花了二十几天写完小说，寄到台湾，讲一群翅鬼，寒冷雪国里一出生就没了自由的奴隶，想飞。
每轮筛选结果都在报纸上公布。从前40名筛到第10名，有双雪涛的名字，再就没动静了。完了，他想，钱赚不着了，上班吧。几个月前怂恿他报名的朋友来问，“你第几啊？” 他呛回去，“这么多人参加比赛，还能每个人都得奖？” 好歹想知道个结果，他发邮件去问主办方自己的名次，15分钟，就收到了回复：终于找到你了。原来他寄去时一没留电话，二没留地址，三没留邮箱，只写了自己名字。
“人家说，到哪找你去呀。你以为你是名家呢？”
春天，他去台湾领奖，上电台做了节目，远流出版社将把小说印成单行本出版。整个过程，怎么说呢，“真鸡巴好”。 比赛评委，诗人杨泽也鼓励他，说，看他的作品，觉得他是能写一辈子的。包里塞着奖杯，一脑子关于未来文学生涯的念头，他回到沈阳，回到银行办公室坐下，按领导要求贴汇票。
于是苦闷和创造两个新天使一起降临。他下班就写小说，戒了酒，不再应酬，电脑里一个叫“聋哑时代”的文件夹随装满中南海烟蒂的烟灰缸一起逐渐丰满。这是一组由回忆和虚构少年时代的短篇构成的松散长篇。他想，我又不是写网络文学的，我得给文学期刊投稿。
就投给《收获》。没能刊登，但编辑走走打来电话，成为巨大鼓励。几年后，当作品终于在《收获》发表，他在创作谈中回忆，那一天“放下电话，我跑去公司浴室冲了一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的女浴室听得真切，以为公司混进了疯子。”
又一年过去，他还在写。辽宁分行有个小年轻下班就去写小说的事，连这家银行的北京总部不认识他的同事都听说了。去台湾领奖时认识的朋友告诉他，台北市文化局在资助作家写台北主题的长篇小说，每人几万元，建议他去申请。他写了计划寄去，收到了入选通知。这是2012年。
三、行动
后来他多次回忆起那个得到入选通知的夏日夜晚。那个夜晚他睡不着，想自己该如何对待写作，该把小说放在生活里的什么位置。村上春树很深地影响着他，他想，村上原本是个爱听爵士乐的酒吧老板，选择了职业写作，像黄牛一样地写，那是认真对待生活的方式，
要在银行干下去，就是继续在工位电脑上看下载的那一千本电子书，领导来了，换个窗口。就是继续把一个人分成两半，区别职业和兴趣，以后者对抗前者的无聊。而或许兴趣是种使命，他想，这次申请成功是命运给他的启示，他应当负起写作的责任。
第二天早晨，他去单位辞职。这家银行不是商业银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成立辽宁分行二十年以来，从没有人辞职。人事不知道该怎么办自愿辞职手续，领导劝他回家再想想。他没再想，硬辞了。
什么算得上行动，什么是真正说明自己是“谁”的东西？可能不是2010年的写作冲动与获奖。那个给他激励、见识、和奖金的奖项是汉语世界如今多如牛毛的写作比赛中的一个，实际上这个现在已经办到第七届的比赛在历数往届获奖者时这样写，“首届由北京作者双雪涛获得首奖”，北京，一个错误标记。而继续写下去，直到2012年带着不要占生活便宜的决绝辞职，是不留后路的行动，也是背叛和新生。
他生在沈阳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没一个和艺术沾边的，能沾得上边的艺术就KTV。” 小时候，家里人出门，就把他锁在平房里，扔几本连环画。父亲在工人里算知识分子，爱看书和下棋，炒菜时一手颠勺，一手棋谱。家里书少，父亲给他办了区图书馆的借书证，他没事就去。到中学，还是爱看书，学习好，作文里写外公抱着西瓜像西瓜的根长在肚子上，当语文课代表，跟中学同学一起编讽刺短剧，代表学校去巡演。
到高考，父母已经下岗。他得挑个有出息有出路的职业，让家人高兴，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放心。“我爸说，当作家，那不都精神病吗？生活在自己世界里，吃也吃不香，喝也喝不下。可不能当精神病，还得当正常人啊。”
他考去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又考进银行，从大学到上班六七年，连一张便条都没写过。没想到，阴差阳错，又走到这条路上。
四、摩西
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2016年出版，得到评论界关注和读者诸多好评。谈起双雪涛，我的印象是他写案子多。同事不觉得如此，和我掰指头算，其实只有与书同名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短篇《跷跷板》等直接提到凶杀案。可他的小说确实笼罩着神秘和死亡的气氛，处理阶级和暴力，女孩莫名出现又消失，来自旧时代的尸体躺在城市边缘的废墟中等待发现，它所描述的工业城市日常生活有黑暗纹理，案子是城市暗色的背景。或者说，这个工业城市本身正是新时代的一桩悬案。
中篇《平原上的摩西》分八个叙述者，交叉叙事，写从文革开始的四十年的事，隐隐探讨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好秩序。它从一桩“三八大案”式的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切入，老警察蒋不凡熟悉这个城市的暴力，年轻时还跟过“二王”案。小说不同于正史，案情脱胎于实事，却倒转了：《摩西》中，二王遭过罪，受过严打镇压，二人流亡路上，不像悍匪，倒像红军，进别人家吃饭，绑起来主人，自己做饭，临走还在桌上留钱。剿灭他们当晚，蒋不凡在家喝闷酒，想不通是否该继续当警察。
双雪涛的生活和犯罪、和案子并无关系，从学校到银行一条干净的履历线。写小说时，他也不去搜集案子具体信息。他说自己靠虚构为生，对事件有模糊的印象，靠想象力“往上做”。模糊的印象来自于小时候，整个九十年代，城市对“三八大案”议论多，他家在铁西区艳粉街的一个老邻居还是三八大案的一个从犯，案件的边缘人物，负责准备尼龙绳、柴油、汽油之类材料，没亲手杀过人。抓捕时，是被便衣摁倒在家里灶台上给逮走的。这人离过婚，独个住在艳粉街的小平房里，警察起初搜钱没搜到，后来才发现他把钱一摞摞地用牛皮纸包好了，塞在平房天棚顶上的空当里，拿扫帚柄一捅，灰簌簌往下掉。他还用那些年抢的钱，把由前妻抚养的女儿送到了日本去留学。
还有更多这里不应当透露的倒转。在小说中，老警察蒋不凡曾这样形容自己的职业，“警察就是给人擦屁股的。” 给谁擦屁股呢？如今到了2017年，在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和判决之后，怎么说呢，擦屁股，得庇护，相互擦屁股。就这样吧。
读《摩西》，会觉得情节密不透风，暗室与钥匙都多，显然修改增删过很多遍，每个句子都有意义。有个次次要人物，是只有其鬼魂出过场的老医生，一页你先看到他因胰腺癌去世，又一页你看到在生前口中的大蒜味是他的标签，爱吃蒜，为防癌，不由觉得讽刺。为总结故事中繁多的线索，有读者整理出小说的事件，按年份列成表格。一个仅三万字的中篇，有了追随者和解密者。
它花掉了双雪涛2014年大部分时间。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他起初在家写，后来搬去了岳母家住，把家当做工作室每天去上班，培植故事，再离开故事。他像村上春树那样，逼自己把写作当成了要打卡的职业。
而此前一年写的短篇小说《大师》，是他觉得让自己找到了门路的作品。他始终计较语言，语言也一直受夸赞，不过到这篇，他找到了一种把东北平常说话的腔调和城市的气氛放进文学的方式。“就像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的频率和平衡感，找到了，就不别扭了，” 他觉得，现在像样了。说话对了，然后就都对了。
《大师》写下棋，一个普通工人磨砺棋艺，生活其他部分随着下岗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却在棋中找到荣耀和尊严。就像他的父亲。写《大师》时，双雪涛自己也刚成为父亲，后来他这样回顾当时的状态，“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我整三十岁，感到恐惧。” 三十年轮回，他磨砺写作的技艺，在其中寻找荣耀和尊严。
五、艳粉
2016年夏天，和双雪涛一起走在沈阳街上的，是导演、摄影、编剧。双雪涛已经手握更多文学奖项，是得到承认的青年作家，卖出了五个小说的电影版权。他们要为电影版的《摩西》寻找取景地。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城乡结合部，艳粉街棚户区的成排平房。铁西在沈阳的西南，艳粉在铁西的西南。这里曾经是为皇家种植胭脂的地方，由此得名，在日伪时期是城外设的砖窑，解放后村子划归沈阳市区。它的名字始终是这个区一系列工业化的街道名保工、重工、启工中的异数，恰因为它处在城市边缘，几百米外就是铁路。在双雪涛的小说中，离艳粉没多远就有煤山、矿场、高粱地。
现在艳粉街已经变了样。像整个铁西一样，厂房推倒，平房推倒，艳粉新建起商业区和叫“春江花月”“水调歌城”这样的名字的花园小区，万科楼盘旁边还有几栋老旧住宅楼，墙体密嵌米粒大小的灰色晶石，是八十年代的印记。
没有找到合适拍摄的平房，倒是有两家“老四季鸡架抻面馆”，是沈阳特色菜，服务有国营转承包后的凌乱和心不在焉。中年男人在这儿一坐坐一天，喝雪花啤酒，吃鸡架，都是大哥。接个电话，出去打一架，领几十块钱，再回来坐下。
王兵纪录片《铁西区》的第二部分就名为“艳粉街”，记录下1999年棚户区拆迁期间居民的漫漫等待。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那是属于东北的浪漫，在历史钦定的未来长期空洞中挖出的一个调情的小洞。年轻人摆脱学校管束，享受青春，并不知道未来不给予他们位置或方向。歌手艾敬也在这里长大，她这样唱七八十年代的艳粉街，“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我没有漂亮的儿童车，我的游戏是跳方格。”
民谣的悠扬曲调和聚焦于女孩身体与长发的MV掩盖了艳粉街的历史。双雪涛在十岁时从市中心搬来此地，艳粉是城市最落魄的角落，只有大路是柏油的，平房前都是土路，两边是垃圾和雪堆，雪融后一片黏脚的泥泞。
邻居中多的是“小偷、诈骗犯、碰瓷的、酒鬼、赌徒，也有正经人，但是得找。” 艳粉净是野孩子。他去附近的劳动公园玩，被大孩子抢了，第二天新拿了零花钱，又去玩，又被抢了。有个同岁小女孩和他打架，输了，半夜卸下了他家的门。
父母骑老远的路，每天把他送去城里好小学。在这里和市中心之间往返是被阶级差异和贫困的景象袭击的过程。三年后他考中学，遇上沈阳教育改革，学生可以跨区报考重点学校，若出了所属学区，无论分数多高，都要交一笔择校费。才能与美德不足以让一个孩子获得自由，户口背后是出身、父母职业、住地性质，工人为凑足让有出息的孩子进“九千班”的这近万元钱愁破头。择校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诸多领域之一，自然在时间上与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相撞，家庭唯一希望降临在家庭最难的一刻，这是双雪涛的历史，也是《摩西》故事的结点之一。而在他另一些描写少年时代的小说中，当个人担负家庭希望，心动成为一种道德负担。之后，走出去的少年在亏欠感下不断回望上一代以及其他被时代离弃的人。
沈阳像大部分中国城市一样总在重建中。不同的是，它的重建以否定自身的方式完成。工业区全面转型为住宅商业区，原本得名于“沈水之阳”的城市把重心向沈水以南，如今的浑河南岸迁移。大型公共建筑频繁爆破。1988年建起的五里河体育场长期是辽足主场，2001年时国足在此出线世界杯，体育场获得了全国性的名声，又很快被炸掉，2007年，浑河南岸建起了“五里河奥体中心”，媒体报道把其造型形容为水晶皇冠。爆破是一种象征性动作，炸掉一个个来自“近历史”的标签，到河的另一边去立起一座空城，仿佛可以新生，推掉那些来自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重工业和破产负担，推掉政府的腐败标签，推掉污染、历史、旧人口。
前一天，这一行人还去了沈阳的朝鲜族聚居区西塔寻找棚户区遗迹。现在那里是娱乐餐饮业中心，据说也多少是红灯区。在LED屏和KTV背后确有一条条小巷和板房，不过并没有住宅。肉狗在笼子里待宰，满地是血水。这里习惯暴力。
六、冬天
此刻在书店能找到三本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外，还有从电脑D盘走出来的文件夹《聋哑时代》，帮助他下了辞职决心的那个交给台北文化局的写作计划也已经实现为长篇小说，书名带有写作时影响他的村上春树印迹，叫《天吾手记》。
《天吾手记》的故事在台北和S城间切换。S城征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城市代号加以僭越，不再代表绍兴。算来，这本书写在他通过《大师》找到节奏之前，电影感强，对话缺乏他后来作品中简洁自然的力度，整体不算精细，尤其台北部分有时空泛。但奇妙之处在于，每当写到S市，特别是那里的寒冷与冬天的孤寂，语言就突然具备了丰沛感情。
后记中，他叙述，“动笔写时已经入冬，我搬进新房子，空空荡荡，钱都交了首付，没有家具，唯一可用的是前房主留下一张修长的铁桌子，布满锈斑。我和我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就在这铁桌子上工作。”
写不下去时，他出去看街上的老头下野棋。老头在修车摊旁，围着铁炉子，笼手坐一圈，下棋。总是那几个老头。写作的三个月间，一个老的老头消失了，一直用的茶杯移到了另一个老头手中。一个老头暴瘦，有几天不见了，让人担心他也死了，过些日子，又回来了。
最末，他把谢意献给现实中的S城，“感谢我的家乡每年准时提供的寒冷本身，因为这寒冷使我更加坚定地去靠近某种温暖的东西。”
很少有人注意到几乎为东北作家和诗人所独有的一种明净。从萧红，到迟子建、王小妮、刘天昭，风格寒冷清澈逼人，“北国情调”有时纯净美丽、有童话性，有时寒冷逼人，诉说几乎暴虐的身体经验，但都是清澈的，仿佛宁愿待在冰雪中也要拒绝腐化，无论腐化人的力量是暧昧情绪、算计、还是消费主义。北方以北的人没有那么关心微细的权术与控制，一张饭桌上各怀鬼胎的暧昧那种世情。哪有一顿饭吃那么仔细的，不如打一架，不如想想关于树的事，比摆弄身边那几个活人有意思。门外冻土，自然严酷，自然比生活大，生活也没那么密密匝匝，而市民社会里那种琢磨人简直是变态的乐趣。又亲近又疏远的距离感，是拥挤的消费性市民城市里的关系，是远于北方的。
在东北，有一类人很拼命地要与低俗相区分，努力走去更高更清澈的地方。这几乎是种地域性、文化性的特异追求，少数人硬要与周围的暴力、粗粝、和非理性相区分，培养自己的敏感，几乎以此为自我认同的部分。就仿佛因为见过泥泞也见过寒冷，自己心里想靠近一些理性而诗意的、清澈而思辨的东西，像在马蹄踩踏之前。煤灰搅拌之前的雪。这类人中的一些渐渐由于命运或者选择远离东北，但一辈子硬要执拗地不俗气。双雪涛对这点把握得好，不仅《摩西》里的两位女主角是这样，而且他的人物心里往往有秘密，可能是对技艺的追求，可能是多年前埋藏的尸体背后对善的纠缠，这种秘密执着撑起荒芜的人生。《摩西》写的那个中年女人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女人的年轻时候，她后来也变了。王小妮萧红都不得已到南方去了。
王小妮、迟子建这些东北作家，不像池莉、方方、王安忆关心市井和市民生活，她们偏要写一些纯美严肃的东西，笔下没有那种很世俗的扎了根的长久平安，以算计和拌嘴作平安和繁荣杠杆的市民日常生活。整个东北，想不出一个写市民社会、家长里短、算计的作家，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完全不一样，总是有点像萧红，有点悲悯，有古怪的宗教感，没烟火气息——也都不打扮，和张爱玲完全两路人。
其写作行为本身也是浪漫的，在充满暴力和冷酷的世界里发掘花朵和小奇遇。其实沈阳正给人这种印象，漫长的冬天中突然会冒出来一点绿意。
冬天在这里成为一种概念，是定义了这个地方性质的季节。春天是冬天之后道路泥泞的日子，夏天是与冬天相对的日子，秋天是迅疾的前奏，暖气上水，心里石头落地，冬天来了。
七、工业
与冬天共同定义此地的是工业。大多数中国当代城市文学让人厌烦，它们仅仅以城市为消费场所的聚合、攀爬社会阶梯的运动场、资本运作的场所（却对资本运作的具体形态和过程缺乏洞察或描述）、陌生人形成关系的空间（婚外情主题便成为其中一种亚文类）。如是，这些文学认定城市性的情绪是漂浮、暂时、破碎的情绪，城市性的知识是关于情感和消费的知识。城市作为资源集中的生产中心的性质（工厂与交通，资本与劳动）很少得到书写，关于劳动者的小说集中在农民工（移民工人）的个体命运上。在这方面，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青春文学并无区别。
1933年，茅盾曾在《都市文学》一文中批评其时流行的新感觉派文学，“发展的不是工业的生产的上海，而是百货商店的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的娱乐的消费的上海。” 这种批评适用于当时的殖民地文学，也适用于今天后殖民和后社会主义下的城市文学，然而，有其后人的是新感觉派，茅盾以自身创作所努力展现的多种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城市，所书写的“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的吴荪甫式人物，则被自我否定的历史忘记。而今的城市文学往往是狭小格局与矫揉文艺，年轻的衰老阴茎和疲软乳房之间令人精疲力竭的交媾，读者与作者一样只能以精神自渎去观看，像扇自己一个响亮耳光。
双雪涛不仅以工业城市中的工业与劳动者命运为书写对象，而且语言有工业感，既冷硬简洁，又不断激起生产性的、工业性的意象。即使在相对幼稚的《天吾手记》中，他也会这样描写年轻的小警察被枪击中的那一刹那：“满载砂子的东风卡车从我的胸前碾过”。《聋哑时代》中的《安娜》一章里，叙述者来到女孩与他约定的郊外别墅，她在哼肖邦，“窗户开着，窗户底下种着大葱和花”。当他触摸某个人的皮肤，他也许会形容为砂纸。这是典型的双雪涛式表达，始终避免情绪黏稠，也有力地拒绝阅读者作煽情读解。一种尽力要远离奶油蛋糕和蜂蜜水的写法。他或者使用工业性的意象，或者以纳博科夫所看到的那种契诃夫向鸽灰色文学世界注入现实感的方式，并置大葱和花朵，让小女孩在出租车里说自己刚放了一个屁。生活泥塘中的浪漫与忧愁必定是散文性的，不是诗性的，契诃夫笔下，情爱之前码头上尘土飞扬，情爱之后男人发呆，慢慢吃一块西瓜。
八、虚构
《收获》发表《平原上的摩西》前，杂志社开会，主编程永新铅笔划注出几个细节。“文学性上问题不大，重要的是要缜密。” 有一个细节，程永新批，“孩子怎么能看见父母在房间里干什么？” 另一处，小说提到红旗广场上的毛主席像雕塑下有一圈保卫主席的战士塑像，有几个戴袖箍的，有几个戴军帽的，有戴钢盔的，有拎冲锋枪的。副主编钟红明开始做数学题，把各类战士数目加总，确认要符合那个总和：29。
小说中还有个去图书馆借出十本书的情节，《小说月报》转载时，编辑徐晨亮一一查阅，看所列举的《夜航西飞》、《纠正》、《哲学问题》这些书在叙述发生的2007年是否已经出版中文本。
我喜欢的作家Ben Lerner去年在《纽约客》与杂志编辑作对谈，提到《纽约客》不仅核查报道中的引文与事实，还核查小说与诗歌中的“事实”。在一篇虚构作品中，什么是应当真实的“事实”？Ben Lerner这样形容：你可以写“美国总统是一条鱼”，但倘若写“世界上最大的鱼是肺鱼”，事实核查员就会给改成“鲸鲨”。他们区分谎言与错误，区分对别样世界的想象与虚假陈述。
小说是说谎的艺术，却不能犯错。在双雪涛的描述中，红旗广场的毛主席像后来推倒了，立起了一尊可笑的太阳鸟雕塑。在现实中，这个广场后来改名为更符合新时代风格的中山广场，挥手微笑的毛主席倒至今矗立广场中央。太阳鸟不需要真的来到这广场，它的出现符合虚构故事对城市史的判断，但战士数目却绝不能写成28个——既然小说中参与对话的两个人物，一个已经开车绕着广场注视这组雕塑群像无数年，另一个以警察打量嫌疑犯的敏感盘查城市。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数字是一个“不需要为假”的细节。当然这是我的推断，我希望有机会问《收获》杂志这个问题，问他们如何定义文学中的想象与错误。
如今国内在谈非虚构的文学性时，有时会不小心滑到声称“非虚构容许想象力的运作”的程度，而那实际上已经违背了“非虚构”范畴的否定性定义。反过来，我们可以问，描述当代中国经验的虚构该如何基于现实写作，或者，作为一种通过虚构一个仿佛为真的世界来唤起现实中的感情、并因此能成为人类交流经验的媒介的文体，小说如何结合虚构与非虚构性，才能成为有现实感的“准确的谎言”？
1936年，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谈到作为现代现象的“经验贬值”。经验为空洞的经历、算计、和规律所代替，同时，故事为传媒所伤害：“每个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这是因为任何事件传到我们耳边时都早被解释得通体清澈。换言之，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事禅益讲故事的艺术，差不多一切却都促进消息的传播。” 中国作家处在急于用消息填充故事的状态，有些作家介入现实的小说新作读起来恍如案子、微博、社会新闻的结合。这类小说往往有粗疏且反而缺乏现实感的缺点，而且，由通过传媒曝光获得的消息构成的故事还进一步令经验贬值，因为它们选择性地呈现经验，再次呈现已经被呈现的经验，某一类经验，部分人的经验。而被隐没的经验、消逝中的经验本应是文学的对象。在萧红的《生死场》之前，谁写出过中国乡村女性生育中的疼痛、血污、和恐惧？
作家张悦然准确地指出，双雪涛小说的内核通常关乎善和美，“相对于外层的沉重、现实，那个内核是如此地浪漫主义和虚幻。” 或许可以说，双雪涛的写作是借由记忆与历史对话，在不能承受那些记忆时、在自我冲动涌现时、在历史辜负了回忆时，他进入虚构，让人物进入善和美的王国。
这种举动本身也是浪漫主义的。它并非是到历史中去拯救已经失落的可能性，而是拱廊来去，广场拆毁，城市荣耀变动不居，能接近永恒的只有回忆和对某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善的追求。告别即是引诱，我们一遍遍地回到告别时刻。也许该再次援引本雅明，对于现代城市居民来说，“爱不在于一见钟情，而在最后一眼的注视中。”
九、历史
这种在虚构世界中将善和美作为行动的根本动力的想象，本身也是一种基于愤怒的更高的仁慈：历史和结构已经钦定了公正的不可能，秩序中公正的表象背后是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你只能拉着他们的手，进入虚构，并以爱去解释他们。
双雪涛的历史观不复杂。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冲动与目标类似于萨尔曼·鲁西迪，后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目标：“像我这种处在流亡或移民或侨居位置的作家，总是被某种失落感，某种意欲回归、找寻过去的冲动萦绕… 但是... 离开印度便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找回已经失落的东西；简言之，我们创造出的将是小说，不是真实的城市或乡村，而是看不见的想象的家园，我们脑海中的印度。”
一个在生长和成年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东北的作家分享流亡作家的感受，这也许令有些人惊讶。不过，实际上，“在地流亡感”正是典型于东北国企改革过程与城市空间变迁历史的情绪。历史被否定，身份认同的核心被抽走，居民成为历史的侨民。可惜如今，大众文化对东北的叙述也往往回避其工业历史，反而强调它作为移民社会的性质和底层人口“闯关东”的历史，就仿佛这里的人口是简单的为生存而来的自主经济人。人存在的正当性、自身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被抽薄成像是风吹来种子，偶然降临在一块地方。
当国家主张直线前进的历史观，2016年比1996年更接近历史发展的顶点（表述为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历史成为错误和合理遗迹。非常恰切地，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的英文翻译是残余，Remnants。被抽空后，人成为历史的遗留物，镜头前尚不知自己被甩在后面的年轻人在街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打情骂俏。现实中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都“差不多，只是差了一些”。人们以不得已挤出的勇气，和“生活总不会就此结束”的笃信继续过日子，生活总不会就此结束吧孩子还小，国家总不会就此不管吧毕竟它不是骗子。
双雪涛的叙事有倾诉的味道，像讲给某个人听一个并不辽远但无法再触摸的年代，这种风格在《我的朋友安德烈》等情节涉及少年时代而叙事相对成熟的短篇中更为明显。《天吾手记》的扉页，他引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句子，这多少像他对他者的态度：“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不遗忘那些被时间和历史打败的人，再去看看他们在时间与历史之外的存在。隐藏在穿着村上春树外套的身体中的实际上是余华，《天吾手记》向《在细雨中呼喊》致敬，一再咀嚼它的开头。它也是一次爱恋练习，对妻子，对历史，对城市由推土机碾压的人物和空间。能对抗历史的只有对历史一次次的重写。
这种重写当然伴随着对历史均质性的否定。双雪涛小说的吸引力之一，也在于他提取特定的历史时刻，一再以不同道路走到那些时刻，带着强烈的情感力量把它们写得稠密。因此，虽然他大多数作品的情节动力并不强劲（《摩西》以及像简本《摩西》的《跷跷板》是特例而不是典型），给人的阅读感受却很强劲，有豆瓣读者评价，“他能把不好看的故事写得好看”。
国家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等待上一代人，等待被定义为冗余又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老死，下一代人成长起来承载新的结构、经济、文化。但双雪涛小说中的下一代人是刚硬而想逃离的青年，也是历史的遗留物，而不是凭空长起的一代新人。他们中一些人在离家出走、冥想、疯狂中停留在双雪涛回望的历史时刻，另一些通过教育一度走远的人发现自己被牵挂和罪孽感的链条一再拉回那些时刻，这里没有成功者。
他的小说中最常出现的几组人物，是小警察和老警察，男孩与消失的女孩，普通人与疯狂者。男孩长成“社会人”，成为警察或者在秩序中还过得去的人，而永逃不出孤僻者、消失者、怪人、被抛弃的人、病人曾给自己的信任。
有人写羞耻感，有人写罪恶感。双雪涛写一种人与历史和他人的关系：不能索性转身前行，不愿苟且偷生，不能举杯，站起身来，对那个大写的他说，正是如此，你说的对。
十、阶级
他写过短篇《靶》，直接处理阶级关系。大学从西北考来一个特困新生，有个怪癖：总想去摸水房里水龙头流出的水。他家那边缺水。发现大学公共浴室喷头喷出的水不断流，他快哭了，一边唱歌一边把自己洗得通红，同宿舍的有钱学生在生活中实际很帮他，但嘴毒，常笑话他。故事结束在军训打靶的一刻，特困生举着枪，有钱学生负责换靶纸，一回头，子弹正打过来。
“那篇小说虚构的成分不大，很真实，我把它写得像梦。” 双雪涛说。
他在大学里真的有这么个同学，老家住在农村的泥屋里，读高中时全班只有一本习题册，长期缺水，很小就得了肾结石，在大学里经常走着走着就疼得停下。班里不少同学都家庭困难，大学入学时，30人的班级竞争9个特困名额，有18个人报名，只能上台PK，演讲得声泪俱下，相互揭发，这人，“有个手机，翻盖的”，那人，“昨天买了苹果，挺大的，一斤好几块呢。”
在他的小说中，人物最在意的是尊严感。那是社会主义工人光荣和平等观念的核心，如今往往在大众文化中被降格成小资产阶级对“体面”的想象。为保持尊严，这些人物有时相互体恤，彼此有不说破的温情，有时更深一步陷入贫困。在《安娜》里，即将外出约会的叙述者为了让父母晚上不只用粥和他们去街上摆摊卖的茶鸡蛋对付晚饭，说自己会回家吃饭：那样母亲就会炒个菜。《摩西》里，出租车司机对指手划脚的乘客发火，“我是开出租的，不是你养的奴才，你下去。”
这些故事进一步追问何谓不义、谁应受罚，是一种想要通过虚构审判历史悬案、之后又把审判权交给神灵的写作，并非替天行道，而是天亦不能行道。他的书中没有坏人，有作恶者，其中有些懵懂，有些悔罪，有些杀人案背后还有关于更高正义的动机，或在陈年往事背后有着误判，评论家黄德海称之为对”隐秘往事“的追寻。有追求善好的无用之人（核心矛盾并非善恶，而是善与用之间的关系），善阻碍这些人，让他们不能无所顾忌，他们在酒中静默，在冬夜落魄。最终他质疑秩序，而超越世俗秩序的是善与美的辩证。
小说中那些追求纯粹的上一辈人，像摇摇晃晃不断向前滚动的硬币，A面苟且偷生，B面不懈追寻。活下去本身成为搁置矛盾的方案，却又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存在方式。倘若下一代人与上一代人有什么不同，倘若想要写作的双雪涛与爱下棋的父亲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身上背着包袱，要更坚决地与A面的苟且偷生、与生活中的无聊野蛮粗鄙、与在一个冬天等待下一个冬天决裂。
双雪涛力图高贵。“我不喜欢屌丝这个词，” 他说。“特别粗鄙，悄无声息地使人变得野蛮。” 谈话时，他会讲到中国对真理的追求不够。他向往献祭一般的爱，极其彻底的追求，那或许也是他在辞职前的夏夜讲给自己听的话，之后成为了一种心灵纹身。
假如说双雪涛在小说中执迷的问题之一是：在不公正的社会，一个人有可能过好生活吗？他已经以自己的选择给出了回答。
又或许也是这种包袱让双雪涛的小说叙事语调有时仍然像来自一个叛逆的儿子。他告诉评论家李德南，“我在现实中是个很糊涂的人，有时插科打诨，有时沉默，更多的时候是在琢磨自己的那点小事情。如果不写小说，我估计会变成更古怪的人”。也像隐隐向上一辈解释自己的选择，像在声称自己存在形态的意外与必然。
十一、文学
并不容易写一篇关于作家双雪涛其人的报道。他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些意象、轨迹、人物类型，有些人物几乎显然来自他的历史，生活一再进入虚构：九千班，父亲，茶叶蛋，城管，失踪女孩。但他不愿讲私人经历或细节，他的坦率严格限定在文学观念内，只偶尔在创作谈中谨慎写下少量历史。至于生活经验，人物来源，困扰与焦虑？“谈那些就太像行为艺术了。”
2012年辞职，作为写作者重新发明自我后，他的存在和作品相互完成。《收获》编辑走走对他的稿件格式印象很深：“双雪涛 作品”，署名和小说标题占一整页，还加上“作品”二字。她认为这或许说明了他如何看待写作、看待自身与文本的关系。
郭玉洁曾经在文章《重返台湾》中描写台湾小说家骆以军：抽烟，只抽几口就摁灭，烟灰缸里密密矗立白色盐柱。骆以军解释说，这是为了减少尼古丁对身体的伤害。郭玉洁写道，“我总记得这个场景，它是一个小说家的悖论，在自毁和生存之间达成了妥协——一支吸了五分之一的烟。” （正午故事，2016年8月1日）
双雪涛的抽烟方式也特别。烟抽几口重重掐灭。过会儿再点燃，吸两口又掐，一根烟分成三四段，像自虐。他这样描述《摩西》写作过程，“我本是个性急之人，有时候喝水都能呛着，写小说时是我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但是在这篇小说里，多次感觉耐心已经耗尽，好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因为吵闹而烦躁并且越陷越深。” 烟和写作似乎都是萨德式的行动，是享乐和考验。
他的性格像世故的谦虚和傲慢的综合。他有世故谨慎的一面，热络得起来，也熟悉体制内的说话方式。这可能是他对话都写得很好的原因之一。现在很少见到能写好对话的人了，电影里的人说话也越来越既不真实又不合衬，青年作家的生活好像很大部分都在网络上发生，不知道小说里的人物真实相遇时该怎么说话。而双雪涛对话好，还能以不同身份和视角作描述，笔下体制内的人物拥有平静的深受文件影响的语言。在他比较成熟的作品中，能看出叙事力图成为巴赫金所谓的杂语小宇宙，让官员、体制中的持枪者、民间知识分子、商人、少年、疯狂者同时描述故事。
世故之下是心里的血气。他有倨傲和自得的一面。《文学报》夸赞他的小说重视小说介入现实的力量，他回答，一个写小说的人，介入时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小说写得像点样子，这点上我比较小家子气。又问一个关于文学技巧的问题，他答，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其实我在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一半。记者如实记录下这些问答，效果有趣。
几乎必然有人问写棋痴的《大师》是否模仿了阿城的《棋王》。他回应：“《大师》和《棋王》有很大的关系，具体关系是，时间上，《棋王》在前面，《大师》在后面。”
如今的双雪涛不是2012年夏夜那个在向神坛献祭自我时不知也不计后果的年轻人了。北大、复旦、北师大等高校都在模仿北美式的MFA艺术硕士教育，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人大的“创造性写作班”在其中声势最大，有好几位已经成名的中青年作家入学，双雪涛是2015年入学的第一届8名学员之一。写作能教吗？我也想知道。
在沈阳时，双雪涛自认在体制外。作协邀请他加入了，他在沈阳的文学杂志也挂了名，从不去开会，结果有一天收到通知，“文联主席以为你是虚构的”，让他去一趟。
他一直爱看电影。卖了几个小说电影改编权后，认识的电影人越来越多。他喜欢和电影人相处，觉得他们有活力，有真本事，“编剧导演摄像，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有的作家，净领奖了。”
他喜欢斯坦贝克的形容：作家最好的状态是追逐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上山该是个碰巧，该是因为某些山以外的美。而现在的人呢，“全鸡巴想上山，想打个电话，直升机把自己带山顶上去。有些人干脆把蝴蝶干死了。”
前银行职员双雪涛现在身处文学圈子中，大多数时间住在北京，有一些会议、一些钱、一些名声。这其中是否有浮士德交易的气味，或者他会恐慌吗，会担心丧失什么吗？他的回答是，在人大，最初住学生宿舍不能抽烟，有点难受，现在搬到家属楼，能抽了，挺好。
不过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找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见面。“我有恐惧，害怕离开生活。现在圈子不一样了，他们当律师、在银行、干什么的都有，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见他们就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心虚——怎么混到这个圈里去了。”
在《平原上的摩西》创作谈中，他曾这样写：“我从来没想证明什么。能够免于饥寒，安心写小说本身即是恩赐。” 像一种对自己的说服和提醒：只要蝴蝶在，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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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纪录片《铁西区》剧照。双雪涛照片由他本人提供，其余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双雪涛，1983年生，沈阳人，小说家。作品见于《收获》、《花城》、《十月》等刊物。曾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出版长篇小说《翅鬼》、《天吾手记》、《聋哑时代》，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