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发师|短章

小海是一个理发师,14岁起,他从福州,到洛阳,最后定居在上海,四处飘荡,努力生活。

2017年01月06日吴越 上海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口述:小海

采访:吴越

 

1. 福州

14岁那年,我当了一名地下童工。记得上班地点在福州仓上区一家印刷厂,要在一块很大的板上缀满铜片,那个叫什么?好像叫电路板,我就是做那种材料,先腐蚀一下再做。整个工厂弥漫着各种化学气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那一个月一千一百块钱,拼尽全力。有一次下材料的时候,车床切下来切到指甲伤到肉,指甲全部下来了。送到医院,医生说,还好没切到骨头。

就这样我的工作丢了。还想再找工作,整天晃着。晃到茶亭街立交桥下,路过一家发廊,正好那里找学徒,我走进去说想学这行。师傅说,你这个年龄应该上学,你怎么不去上学?我讲了我的大致情况。师傅说,我这里要收学费的,一次性缴两千。我哪有那么多钱,看手把几个月的积蓄都给花完了!后来找到父亲,他给了我一千块,我又从姐姐那里借了几百,硬着头皮去找师傅。他看到我的诚意,就收了我。当时师傅的父亲母亲也在,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时下了一碗扁肉给我吃。说实话我已经饿了一天了,那碗扁肉几乎是倒进去的!

大概是一个月之后,师母说小海你平时去上学,暑假就过来住在这里,赚的钱我帮你存着。这么巧,我师傅跟当地教育局有些关系,就帮我安排了借读,还把原来收的学费都还我了。

虽然有学可上,但我没念多久就没怎么去了,吃、住都不能解决,谈何读书!没办法,背着师傅一家,我离开了学校去了别的发廊,开始当上了全职的学徒工。因为那时我发现钱对我更重要。

我没有退路。什么也不会,将来一点也看不到,眼前只有一把推子。但我发现,当我真正拿到推子、给别人推头发的时候是有快感的。在第二家发廊,我剪头发一共就学了三个月。头一个多礼拜全是在扫地,拖地,洗毛巾,接着开始练习洗发,湿洗,干洗。店里生意不是特别忙,没有任何人给你上手和练习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小师妹,我们就相互在对方的头上练习干洗,洗手的手势轻重很难掌控,一开始我洗得她满脸滴水、满脸都是泡泡。

会洗头之后,又相互在对方的头上学卷杠子,因为卷杠的大小,排列的方法,一个头规定有多少个杠子,都是很精确的。老板还是蛮有耐心地跟我讲解,他给了我一本书,让我去看色彩,学三原色,颜色的叠加和配合,根据顾客的发质和染膏的性质结合起来,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色。这些基础工学起来都还可以,只要努力去学去看去操作,都不难。

最关键的是找不到肯给我剪头发的人,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我都死皮赖脸地去求他们。第一个头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老板的一个舅舅,人长得憨憨厚厚,正好过来玩,对我也蛮有好感,所以他说那你在我头上练吧,随便你怎么弄,剪坏了也不要紧。我上手的时候,老板站在旁边做指导,我一边手忙脚乱,一边拼命记住他说的话。

我想起来了,那家理发店对面有一家早点铺,店老板和我老板算是同窗校友,他经常嘲笑我,说你学个两三年都学不会,不知道他是真的不屑,还是故意刺激我,激发我。但是我顶着这股气,拼了命地白天工作和学习、晚上去练。不管是理论上的还是最后实践操作上的,背得滚瓜烂熟,配色方案啊,各种药水的药性啊,观察客人啊——客人一进来就要学会目测分辨他们头发的结构,有没有特别的发质,是不是敏感皮肤,再针对ta的性格合理安排下面的工作。

在这家发廊的头三个月,我不知道剪坏了多少头发,但是我胆子也练出来了,开始单独剪发。从助理到技师,再到发型师,这个过程我只花了半年的时间。不是我技术多好,是那个老板很爱泡舞厅。有一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贤齐那首《心太软》,“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还有那首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一听到这两首歌,我眼前就出现空落落的店铺,三张凳子加一个冲头槽,因为老板老不在店里,我和小师妹就自己瞎剪,结果把店搞关闭了。最惨的一次把一个孕妇的脸剪破了,血流如注,我当时都快哭了,眼泪都要流出来了,那孕妇是和丈夫一起来的,真要找麻烦我怎么办。人家看我还小,没说什么,她丈夫给伤口清理干净就走了。这事情我记了很久,在我成长过程中看到正面的东西还是占多数。

 

2. 洛阳

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去福州,是投奔我的父亲。我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江西人,他们从年轻吵到我父亲去世。在我小时候,他们不单吵架,还打架,我父亲离家出走,去了福州,我姐也走了 ,一个家就这样分开了。

我在福州只待了三年。三年之后,因为身份证要重新办,我又回到江西,去找我的母亲。我在景德镇一家理发店找了个工作。我没有别的技艺,只能靠着这个,可最初的起步却像个乞丐。我那时候非常需要钱,要买几件衣裳,吃东西,但理发店老板对我不好,克扣我的工钱。

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轨道。那天下着暴雨,店里没什么生意,两个年轻男人进到店里,我发现他们身上湿了,随手递了吹风机和毛巾,我说老板不在,擦擦吧。他们说不洗头。我说不洗头也没关系。聊了几句,原来两个人是洛阳文物局的,来淘一批瓷器。

第二年,我在景德镇这家理发店实在待不下去了,想走,走去哪儿呢?我那时年轻,脑子里没那么多框框,穿上一件当时觉得最好看的衣服——西装,说走就走,还带上了一个小我两岁的师兄南下广州。

外面的世界给我们当头一棒。在广州流花火车站,就打了个盹的工夫,西装口袋里的钱被偷了。刀片划的,没伤肉,钱一分不剩。在人潮汹涌的广州,我们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掏掏口袋只有几张破旧的车票和名片,就在这时我想到了,那两个洛阳朋友走前留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个­­拷机号。洛阳,九朝古都……那个地方说实话只有书本上的记忆,但一定不错!再说也无处可去。

那时候治安没那么严,我们先沿着轨道走,总会到没栅栏的地方,就从那里走进下一个车站,找一个北上的火车,躲进去。很快就被列车员发现了,倒也不赶我们下去,而是叫我们干苦力,打扫整个车厢,还可以捡人家剩下的面包吃。凌晨三点,洛阳到了,我和那小师兄在火车站兜了半天,在候车室卫生间垃圾筒旁边捡到一张绿色的纸币——贰元钱。欣喜若狂,先花了一元钱买了两个五毛钱的面包,接着开始打电话联系洛阳文物局的那两个朋友。

我只有一个记在纸条上的拷机号码,那时候打拷机4毛钱一次,我打了一次之后,就守在公用电话亭旁边,从早上6点等到上午11点。别人用公用电话时我很紧张,怕来电被冲掉了,每响一次我们都很担心是不是我们的电话。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终于是我盼着的那个人——暂且叫他霖哥吧——打来的。我解释了半天,对方终于想起我是谁了,他开摩托车到火车站接上我们,带到洛阳老城区周公庙,安排了吃住和工作。住的是50块钱的一个小房间,工作是在当时洛阳非常有名的“大佐”。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霖哥他们给我安排的咯!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直到霖哥投资给我开了一家店。

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我、霖哥,还有两个霖哥的发小,四个男孩子在家里打牌。当时霖哥工作也不顺心情也不好,说要不出去走走。也不知去哪,霖哥说要不去火车站,赶上哪趟车就去哪,就这样我们去了西安。到了西安之后,在法门寺门口看到三个气质美女,时而英语时而普通话,一看就很特别。回程时我们发现她们和我们同一节车厢,还坐在我们的座位旁。就这样认识了三个上海小姑娘,那是1998年的最后一天,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华山、一路上尽是欢声笑语。

从西安回到洛阳不久就过年了,我虽然技术还可以,但是不善管理,那家店就在年后关门了。我还得继续走。去哪儿呢?在霖哥的帮助下我去了威海,也工作了半年多,可威海我待不惯,我总觉得不安定,没有归属,于是带着赚的一万多块钱去了北京。

记得1999年春晚上唱了一首歌《常回家看看》,我跟着唱,唱着唱着我就哭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可是我没有家可回,父母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他们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起更遥远的几年前,在景德镇,我是一包方便面过了年三十的晚上。中国人的年味很重,这种时候你能怎么办?洛阳的朋友们顾及我的情绪,尽给我买东西让我开心。所以至今我还记得那年是怎么离开洛阳的,各种不舍、无奈、迷茫、哭哭笑笑!

 

3,上海

到北京已是夏天,那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不知道怎么过马路。我个子小,有点害怕北方人。我找工作找不到,处处碰壁,玩的地方倒是一个没拉下,香山,故宫,颐和园,天安门。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待了一个多月逃回来了。去的时候有一万多块,离开时只有一千多块钱了。

又不知往哪儿去了,正纠结,我看到包里几个上海小姑娘的电话(别人的电话我从来不丢的),马上和她们联系,得到了很热情的答复。于是就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三个小姑娘亲自来接的我。帮我安排,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老房子里面,临时性的。几天后在她们的安排下,我到瑞金二路的一家发廊“曼都”工作,如今已经关了,隔壁的上海银行还开着。在那里待了半年,我觉得我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新的生活环境和朋友圈让我有了这种信心。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而是第三次来上海。前两次都是什么情形呢?我给你讲讲。

第一次是7岁,我觉得我奶奶对我不好,打我骂我,恨铁不成钢,很多时候我说我去找爸爸,真的就去找了,但完全没有方向感,从乐平到鹰潭,到南京,一路扒火车,花了三天到上海,觉得上海没什么意思,就在铁道上又上了火车,知道火车上有吃的。火车座席还是木条纹的凳子,我坐着睡着了,到南京,被南京遣散站的人关起来。我只报得出我家地址,没料到来接我的是朝思暮想的我爸。更没料到一见面就是被他拎到旅馆里打了一顿,直接又送回江西了。我奶奶见面就哭了,后来也没打过我骂过我。

第二次来上海是父母彻底决裂,我离家出走。乡下很多包都印着上海,印个外滩,我再次觉得上海是很好的地方。出门的方式,当然还是扒火车,能省钱就省钱。在车上,我会主动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干点什么,如果他们赶我下去我就下去,不反抗。在鹰潭到黄山的路上,我没票被发现了,就在黄山过了一夜。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在乡下,我也没怎么吃过好东西,出来在路上捡到的吃的都比在家里吃的好。你知道我在出走的路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我无数次幻想被掳走,去好人家做别人的儿子。

第三次来上海,我了解到自己的学历不够。最后凭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舞美专业。

我在上海开过两家理发店,2005年,这两家店先后都关了,我把客人存在卡里的钱一笔一笔退回,退完最后一笔,心安理得去上班了。我去了上海电视台,给一位节目主持人化妆做头发,这职位很抢手,还有一个竞争者。但是我这个人不善长做这些事情,为了生存硬着头皮做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不少以前的客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还做不做,我说不做了,没有店了。他们就说,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自己洗头,洗好过来,就在你客厅里摆张凳子给我剪。这样剪着剪着,我发现在家里剪发的收入已经比我工作收入高,立马辞职,做了自己的工作室。茂名南路进贤路,锦江饭店建的筒子楼你知道吧,我在那里开了五年工作室,很多阿姨妈妈投诉,因为隔音效果不太好。

2010年,我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上海,在外面待了一年,我不太适应,又回到上海,在西藏南路租了其中两间朝南的房间继续开工作室。

现在你到我家(工作室)来,自己洗头,自觉排队,剪完自己放60元钱(现在涨到70元)到化妆镜前面的小抽屉里,这一套流程是客人自发形成的。我原来也带过徒弟,也请过人洗头的。结果徒弟跟着别的女生跑了。我又洗又剪,有的客人心疼说你蛮辛苦的,我自己洗头发,你只要剪就好了。

我也算走南闯北过了,南北是有差异的。北方人喜欢整整齐齐,平头一定要平得像能放住纸。南方喜欢毛寸,用剪刀剪,自自然然,像没剪过一样。北方姑娘喷很多定型水,很大气,但不够精致。

如果要我给你提个专业忠告,我会说,不要老去染发。烫头发和染头发相比,染发是最伤害的。染膏里有一种苯,会造成白血病,白头发总比没头发好吧。

我喜欢给女孩子剪短发。很多女孩不够自信,担心剪出来显脸大。当然要承认,短发暴露出来的东西比长发多。我一开始是想挑战,想给客人建立自信,带来惊喜,因为我对短发有心得——线条,层次感,刀功,距离感。现在我做头发,工具已经不重要,我更感性,会进入你的世界,换作你的角度去想你是什么样子,希望你变成什么样。我不引导你做无谓的消费。比如,很多人洗了一辈子不知道洗头怎么洗,在发尾搓了半天。其实头皮是关键,要好好洗干净,不然会造成毛囊堵塞。有些发廊干洗是不对的,毛囊是打开的,头皮抓碎了就堵住了。我在这个空间里不希望用劣制化学用品。我亲自操作,你看我的手,不是经过腐蚀药水的的手。

就这样,我攒了多少钱呢?2015年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近四百万的70多平米的房子。这是在上海这轮房价大涨之前,还好买了。

走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三个字:不甘心。我需要安全感,我要踏实,我要有自己的家。这种踏实感不一定来自家庭或来自夫妻,我要的是自己的空间。我的艰辛不想让下一代去重复。我前半生太辛苦了,后半生不想搭进去。有时候想想也蛮骄傲的,如果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父母亲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房子,也未必就能买了一套房子,对不对?

我在上海这些年,无亲无故,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从客户发展而来的,很多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从刚来上海的第一批客户到现在,很多成了“闺蜜”,成了“铁杆”,帮着我。比如,周同学,她是评弹团一个中流砥柱,跟我一样大,十几年的闺蜜。还有一个阿姨,她从认识我到现在,每一次头发都在我这里剪的,而且她每次来,都带着她的狗狗。最早我是在她家小区附近开店,那还说得过去,后来从莲花路搬到茂名路,她就坐地铁来,每次来都不空手,我无数次拒绝,但我发现拒绝没用。水果,大包小包的,提子,换着品种给你买过来。

做这一行要去吃百家饭。我对我的工作有很多的热情在里面,我开过店,我知道开店的状态和我现在最大的区别是有没有商业氛围。你到我这里来,就像到朋友家串门一样,不是单纯的理发,就像来聊天。我想无论将来如何,老了以后我不会丢下这份工作。要是你们老得走不动了,我会提着工具箱亲自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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