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宁当年在检察院工作时的留影

作者孔宁1958年出生于边境城市满洲里，当过检察官，曾在刑场监刑见证过三十多名死囚被执行死刑。之后做过律师，现为艺术家，生活在北京。在这篇自述中，她讲述了自己在1980年代中期做检察官时所亲历的那些事。有删节。

“文革”结束了。不知为什么给妈妈落实政策了，全家可以到北京生活，我们要从遥远的边城搬到祖国心脏了。真没想过能离开满洲里，不管这地方多寒冷多偏僻，我已经住习惯了，走哪儿也想她。有一点我所期盼的，就是真的远离边境，不再害怕打仗，可以睡安全踏实不恐惧的觉了。哥哥随妈妈先到了北京，我先后在哈尔滨的一个军工医院药房和军工研究所情报室工作。不到两年，妈妈也把我弄到北京。 

进京时我身上还有浓浓的俄式味道，一看就是那边的。我梳着一条大辫子，戴着烟色的贝雷帽，穿着嵌着黑皮领子的烟色毛料长大衣，脚上穿着长靴。围一条老毛子围巾。在王府井，一帮美院学生要画我，我以为是流氓，没理他们。

到北京后，在国家进出口委工作了一年，单位解散了，我考进了北京市检察院。进检察院觉得是当兵了，因为经过了严格的政审、身体检查和培训。但是事后我觉得，真的应进行心理测试，他们没发现我是不适合这个工作的，我看见杀鸡都会害怕，怎么能看处决人。

检察院还要穿统一制服，如同军装。一身绿制服，肩上还有大红肩章、大盖帽，帽上还有红国徽。可能是因为我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被分到市检审判监督处二审组工作，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不服一审上诉到二审法院，我们就负责二审监督、阅卷、提讯、开庭，我做书记员。

还记得发制服那天我挺高兴的，小时候有过当兵的经历，就是从上海回来，我个子很高，一米七三。妈妈写信让我去沈阳找辽宁军区马伯伯打篮球当体育兵，我真去了，结果还没等到发衣服，训练时我迟到了，头发发黄、眼球也黄的女队长啪的一下，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就跑回家当了一回逃兵。这回看到了制服，觉得和军装挺像的，都是绿色衣服、红肩章、大盖帽，虽然帽子上不是五角星，但是国徽似乎更能代表国家的权利。没想到只坚持四年又逃走了，老当逃兵。

这种兴奋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长，我到二审组没几天，就感觉到特别压抑。因为一上班就得阅卷，卷里很吓人，血淋淋的现场照片，歪歪扭扭、哆哆嗦嗦的字迹。我硬着头皮认真看每一页，分析案情，把重要的从卷中摘出来整理。在提讯、开庭后，将所有提讯笔录、书面证据、被告人供诉、二审意见、庭审笔录整理、装订成二审卷宗。这里不管是卷里还是卷外，都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最不想做的就是提讯，市检那时就几辆吉普车用来拉犯人，想用吉普车很少能排上，一般不是用三轮侉子就是三轮摩托车提犯人。我的工作就是和法警一起把犯人提到市检地下室、提讯室，然后拿着卷纸和笔询问基本情况。

每天一到提讯室都能听到沉重的脚镣声和喀嚓喀嚓手镣声，还有砸铁镣的声音。因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犯人是一审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阴沉求生或凶狠的表情，看得我心情很复杂，既同情又害怕。

一次，提犯人往地下室走，楼梯很陡很窄。犯人老不走动加上紧张、害怕又饿，一点点地吃力地挪动着脚镣，走得很慢。那天负责提讯的是法警队长，他看着犯人发火生气了，他抬腿两脚把两个犯人踹到地下室下面了，看着犯人从又高又陡的台阶滚下去，倒在地上，脸都磕出血了。我气坏了！当时我左手拿着沾水笔和纸，右手端着卷宗，一脚就把法警队长给踹到地下室了。他死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所以他没防备，他被我踹下后和犯人摔在一起。

其实，我心里有点害怕，眼看着他铁青着脸一步步地走上来，好像嘴也破了，我心里想完了他肯定抽我。他走上来瞪着眼睛看着我，那一瞬间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说，都是人！没想到听了我说的这一句，他和我相互对视了几秒，就走开了。我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很庆幸那天没挨打，谁知道后来去基层检察院，法警队的给我敬礼。我感觉很奇怪，他们就兴奋地跟我说，听说你把法警队队长踹到地下室去了，你真厉害，我们都很佩服你。我后来也在反省自己，总是这样冲动和不理性，迟早有一天会闯祸的。

我是矛盾的综合体，时而义愤填膺，时而脆弱易碎。

八十年代初上诉的案子一般都书面审，特别重大案件才开庭或提前介入。但每个案子要阅卷，公检法“文革”期间被砸烂，统一由军管会管案子。所以到1979年恢复公检法没几年，司法系统也在尝试。定犯罪量刑没准，所以几乎所有案子都上诉，根本不能全开庭。我记得一年也就开二十个庭。有几个案子记忆深刻，其实都是公开审理的，也不是什么秘密。

吃人肉案——是提前介入，我看过现场录像，太恐怖了！后来那人没上诉，就被执行死刑了。那时讲从重从快，也就一星期甚至几天一审就完了。同性恋杀人案——那是北京手表厂一女车间主任，喜欢一女同事。后因女友找男友激怒她，她便将女友杀害，我那时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同性恋。第一例受贿案被执行死刑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他临死前说，毁了他的，其实都是身外之物，很想要活不要钱，但是已经晚了。门外的人还给他买了烧鸡，我没敢去。

秋水仙碱案，这案子是全世界第二十四例。被害人很漂亮，返城回来在街上遇见昔日情人，俩人又爱上了，女方提出结婚男方迟迟不肯，在女方催促下男方决定将女方杀害，和在化学研究室工作的邻居商量后将其毒死，死前症状就和痢疾一样。这个案子很特殊，没有证据没有口供，最后一死俩无期。我不想说案子了，不愿回忆。如精神好得很我再叙述。

但那时确实很同情女罪犯，有一山西女被告人是山西医学院的。她在法庭上委屈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眼睛不看法官，含着泪水眼睛看着地面，咬着嘴唇。我坐得离她很近，真想帮她擦擦泪。法官挺坏的，问的问题确实是女性不好说出口的。她十三岁时被她哥哥的朋友给强奸了，在她结婚的晚上和丈夫说了，结果她丈夫不但不理解反而折磨虐待她。她决定找那个强奸她的人报仇，后来在北京找到了，见面时她往酒里放了剧毒。女被告单位二百人写了血书，为她保命。后被判十七年。很多年了，她现在可能早出来了。那时我们开庭很简陋，高院法庭就在正义路，也没现在这么正规。法庭都很小，遇到大案子就在高法礼堂开。

我还扔过卷宗，记着那天在办公室摘卷，很可怕的卷，我就用铁夹子夹住，害怕看见里面的现场照片，可是它突然嘣开了，正好看到一个人头龇牙咧嘴血肉模糊的，我嗷的一声一下把那卷宗顺窗户扔了下去。第二天有人打报告，处长批评我后又让我去小会议室，还在外面把门锁上，里面桌子上摆满了被害死者的照片。我吓得只好紧闭双眼最后快虚脱了，使劲砸门才让我出来。我似乎看到生命在这里如同地狱般的无奈，有时看到认为不该判死刑的，心里很难受，就求领导放一条生路。不知求了多少次，叫天天不应的感觉，空气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我的精神越来越差，每天我都尽量缩短在单位的时间。赶快离开那儿！有时候，我会去打篮球、逛商店缓解紧张情绪。

惊梦的一天到了，记得那天特别冷，上面说有任务，要凌晨4点集合。我们集合在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旁边有个醋厂，一走过去就能闻到浓浓的酸味。一进监狱大院，我看到好几辆卡车上都站着全副武装的武警，他们手拿着明晃晃的枪，上面有晃眼的刺刀。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开始浑身发抖。又到一个屋子准备提被执行死刑的人，屋里站着穿蓝制服的法官，还有我们检察院的，拍照的。在走廊有个长桌子，上面的一个大簸箕里放很多的馒头，旁边还有很多的注射器和药水。

法警叫号了！被叫到的死囚被法警架了出来，他们看起来被吓傻了，那时是凌晨，又困又冷。狱警把他们戴着的脚镣卸掉，开始捆绑死囚。他们将死囚的裤脚用麻绳扎得很紧，怕他们吓得拉稀。胳膊被反绑着捆得很紧。穿白大褂的人拿着注射器隔着棉裤给他们一个个注射镇定剂，根本就已经不把他们当人看了！没有消毒隔着衣服就扎，很残忍。

　　1983年严打后罪犯押赴刑场

法官开始对死刑犯讲话：“某某，今天法院依法驳回你的上诉，对你执行死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听完法官的话，那些死刑犯要晕过去的样子，脸色苍白，惊恐得说不出话来。法官说：你们最后可以吃个馒头，能吃就吃！看着这些被绳子捆着的死囚们一个个颤抖的身体，绝望的神情，嘴里被法警强塞上馒头，心里面那种压抑恐惧无法形容，感觉太不人性了！

死刑的意义是什么？是让被执行死刑的人灵魂更仇视社会吗？在临死前对他们像对牲口似的，这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我们那时的司法机关对待死囚，没有让死囚在死前有人的尊严，很遗憾。

接下来的程序是把他们都押往工人体育馆开大会，台上的人在讲些什么，我似乎都已经听不见了，我浑身都是僵冷的，只是感觉到空气变得都是杀气。我眼神又胆怯又紧张地望着这一排已经很麻木的死刑犯，看到一个死囚在不停地回头看我。我知道他，就是那个在审讯室和我哭诉的人。他告诉我，自己是个孤儿，从小到大就是流浪街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吃上一只完整的烤鸭。因为太困难了，他没钱买，就坐在和平门烤鸭店门口，使劲地用鼻子闻从烤鸭店出来的人身上带出来的烤鸭香味。我听了就哭了。我还跟他说我能救他，所以在被行刑前他使劲回头望着我，现在我一想这一幕心就难受得流眼泪。

我幻想自己会变，能把这些死囚变成会飞的动物，我画油画最后时刻就是把死刑犯画成长翅膀的蚂蚱，我变成花仙子来营救他们。现实是，自己简直是只蚂蚁，不能救谁，我心里留下很深的伤痕。直到后来做律师真为死刑犯辩护改判时，我对天说：我终于能救人了！能救死刑犯了！不被枪毙了！

从工人体育馆出来，很长的车队一路上都摇着警灯，气势虎威，我心里越来越紧。好像走了很远的路程，最后停在一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我下车一看，两条腿顿时抖起来，黑压压的都是戴着钢盔、端着刺刀的人，太可怕了！我腿都不好使了，稀里糊涂地跟着同事站成了一排。刑场气氛令人窒息，我看到眼前有着一排土包，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见法警把那些死囚从车上拽下来按到土包上，死囚都跪在土包那里。我一阵眩晕快站不住了，正好看到那个想吃烤鸭的死囚，他僵直地趴在地上，还是使劲地回头找我。瞬间不知是从哪来的端长枪的人，闪电式地站成一排。

只听到刺耳的哨声，接着就听到了巨大的枪声。我一下就倒下去了。死刑犯也在那一刻都倒下了。我感觉到有人在踹我的腰，睁开眼，看是二审组长，他凶狠狠地说：领导都在呢，快起来！你前面那个人没死。我没起来模模糊糊地看到我前面那个人正在抽搐，那惨状用语言无法说！我趴在地上说：啊！没死呢。一个站着的人弯下腰用手枪对着他的脑袋补了一枪。我又晕了，把头埋在地上。被叫起来时我浑身都是冷汗，浑身瘫软，太恐怖了！我吓坏了！精神受刺激一直到现在也无法忘记这一切。

结束了，离我一米多的地方，三十四个死刑犯都被打死了。一直挣扎的生命再也不动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这世界为什么这么可怕，活生生的人被活生生的人处决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站起来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把，把我拽到了警车上。我晕晕乎乎的，回头再看他们。隔着车窗，我看到那些死去的人被放成一堆，来了几辆蓝色130卡车，穿蓝衣服的人把他们一个个装进黑塑料袋，像扔垃圾一样扔到车上。我看见此景，又想哭又想吐。浑身冒汗心里难受极了。车上的同事好像没事似的聊着天，对这么残酷的事没感觉。我那天就想逃离这个单位，我不呆了。在路上同事对我说，你知道吗？就是跟你在审讯室聊天的犯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回头找你，结果本来应该打在后脑勺的子弹打在了脸上，整张脸都被掀翻了。听到这，我本来脆弱的精神似乎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了。

从那以后，我不想上班了，上班就穿着一件红色的大衣，脑子里就想着那些死去的犯人。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摆脱这一切。不是同情他们所犯下的罪，让我痛心的是在他们死去的时候遭受到的非人对待。在死前没能洗洗脸，梳梳头，穿着干净的衣服体面地死去，而是像猪狗一样离开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人不管是犯了什么罪，在他临死前，应当有尊严，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在检察院对犯人询问时对他们很和蔼，结果有几个重犯被我这样善良地对待他们的做法，感动得竟然哭了。那时有很多被判十年以上的就要注销北京户口发配到新疆很远的沙漠。就有一个从那边跑回来的，一路伤了很多人，实属十恶不赦了，我虽有些害怕他，但还是耐心地询问他，结果他低下头哭了，他说：很后悔！要是世界都是像你这样的好人我就不会那么玩命了。其实我也就是正常地看他们，或者偷着给他们点支烟，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我眼见被枪决的那三十四个人，死前没有人安慰他们。我是曾经和他们说过话的人。他们在死的瞬间觉得我是同情他们的人，我要忍受这种残酷的感觉。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精神经常失控，有时就想放弃自己。朋友问我为什么有好日子不过？我听了就想哭，什么好日子！我已经有多年没有过过年，我不知喜从何来，我陷入万丈深渊。有时会想疯了多好，这样就解脱了！有时候堵车被困在车子里，停在高高的立交桥上，我就想一加油把我燃烧了多好！有时看到身旁的车子和人，一瞬间我会分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看车也不是车子，看人也不是人，很多时候我出现幻觉。

我感到很疲惫，我快坚持不住了，要崩溃了。法国一音乐家对我朋友说，有很多鬼魂附在我身上了。我朋友听了很害怕，不敢告诉我。后来我一问，说他们的灵魂都在那瞬间寄托在我的身体里了。面对这样的说法，我竟然感觉到有一些安慰。我愿意接纳他们，我同情他们的恐惧，希望他们的灵魂能感受到一点点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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