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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2017年风险事件很多 但还是值得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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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2017年风险事件很多 但还是值得乐观

兼具实战经验与学术气质的拉詹,是如何看待正处于民粹主义漩涡中的全球经济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个月前刚刚卸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格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2013年9月,在印度经济增长放缓、高通胀、卢比暴跌的危机时刻,拉詹临危受命就任印度央行行长,掌控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国度的金融命运。三年之后,在拉詹“出乎意料”地卸任行长一职时,印度已经积累了历史最高数量的外汇储备,通胀率从两位数降低到了个位数,卢比汇率虽重回三年前的历史低点但走势相对稳定,股票指数涨幅近50%,任期内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让拉詹成为印度的“明星行长”。

同时,作为一名颇具“摇滚气质”的经济学家,拉詹曾经在2005年市场沉醉于资本盛宴时,奋力警告说市场将要崩盘。这也为他赢得了“金融危机预言家”的称号。

由于维持高利率而备受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的指责,拉詹在2016年9月卸任后宣布回归学术界,成为印度20多年以来首位不连任的央行行长。

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拉詹近日出席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举办的上海金融论坛,并在会议间隙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兼具实战经验与学术气质的拉詹,是如何看待正处于民粹主义漩涡中的全球经济的?

在美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思潮频频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造成失业的元凶。对此,拉詹称这种指责国际贸易的做法是“指鹿为马”,造成发达国家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被机器替代。

在拉詹看来,美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5年开始至今一直保持在12%,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从某些板块撤离了,而美国出口的高价值服务,例如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却在不断提升。另外,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改革调整和刺激,美国的就业市场事实上已经复苏了,已经非常接近充分就业了,所以就算特朗普上台采取很激进的措施刺激就业,也不会对美国就业市场产生太大作用。

“把失业怪罪于国际贸易背后的民粹主义思潮更需要警惕,民粹主义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影响。”拉詹表示。

拉詹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民粹主义思潮导致人们更倾向于保守和排他,也对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例如,在环境能源法规、金融市场监管等方面,民粹主义者往往相信,放松管制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更积极的效果;在货币政策方面,民粹主义往往要求兴建基础设施等财政刺激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所抬头;而在对待国际协定上,民粹主义更多关注的是本国和当地,因此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责任上并不是那么的关注,不希望承担义务。

“因此,潜在的不确定性成为民粹主义崛起之后新兴市场需要面对的坏消息之一,”拉詹说,“特朗普上台后会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会不会有反国际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政策,工业化国家的货币政策会怎样等问题都需要政策更加明朗后进行判断。”

“在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情况下,新兴市场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在内需上,而不是依赖工业化国家的需求。”拉詹认为。

除了民粹主义风险,拉詹还指出了欧洲银行业危机、换届选举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等需要关注的风险爆发点。

“虽然风险事件依然很多,但我认为2017年还是值得乐观,因为技术和全球一体化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十年提供了很多好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在工业化方面,还是环境问题上,未来还要依赖更多的技术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保持市场开放,而不是遏制创新,那么亮点将无处不在。”拉詹表示。

拉詹还乐观地认为,2017年不失为利率正常化的最佳时机。“美联储实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更多是麻烦的根源而非解决问题的良药。”拉詹2014年在一场货币政策论坛中曾直言不讳表达对美联储宽松政策的不满。

此次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他仍然坚持表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流动性进入新兴市场,推高了这些国家的货币币值和债务水平,这种政策不仅加剧了发达国家的脆弱性,也加剧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对价格机制有强烈的扭曲作用。”

如今,美国正在逐步退出宽松政策,“加息的过程中要与市场充分沟通,不能突袭。”拉詹强调。他同时表示,随着2017年利率正常化进程的推进,希望日本和欧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联储的沟通做法。

除了宏观经济,拉詹在金融体系改革上也有独到见解。

2013年9月5日,拉詹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公布了一揽子施政举措,包括放开银行开设分行、新设网点的审批,发放新一轮银行牌照,鼓励外资银行以全资子公司形式在印度开展经营,也对金融科技公司开展业务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

其中,拉詹批准了蚂蚁金服投资的“印度版支付宝”Paytm在印度开展业务,以及网络银行牌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与资本开始关注印度,而印度的创业者在见识到Paytm的成功之后,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资本与创新经济,渴望与中国资本、中国经验和中国资源产生更多连接。

拉詹向界面新闻表示:“真正可以更高效使用信息的金融科技企业未来会对金融体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并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过,他认为现在金融科技公司仍然面临着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金融科技公司不能仅享受成功的荣耀,还要在发生问题(比如违约)后承担责任,如何界定到底是由金融科技企业来追讨还是要由贷款人去追讨?他们必须经历这些混乱的时刻,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后,他们才知道是否真正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危机。

其次,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充分的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应该对他们有更多的监管措施,比如,从哪里得到的贷款,资金如何使用等。

最后,金融科技公司不应仅仅受益于一些监管套利的机会,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力应来源于对信息更有效的使用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金融科技企业可以获得弯道超车的机会。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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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2017年风险事件很多 但还是值得乐观

兼具实战经验与学术气质的拉詹,是如何看待正处于民粹主义漩涡中的全球经济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个月前刚刚卸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格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2013年9月,在印度经济增长放缓、高通胀、卢比暴跌的危机时刻,拉詹临危受命就任印度央行行长,掌控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国度的金融命运。三年之后,在拉詹“出乎意料”地卸任行长一职时,印度已经积累了历史最高数量的外汇储备,通胀率从两位数降低到了个位数,卢比汇率虽重回三年前的历史低点但走势相对稳定,股票指数涨幅近50%,任期内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让拉詹成为印度的“明星行长”。

同时,作为一名颇具“摇滚气质”的经济学家,拉詹曾经在2005年市场沉醉于资本盛宴时,奋力警告说市场将要崩盘。这也为他赢得了“金融危机预言家”的称号。

由于维持高利率而备受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的指责,拉詹在2016年9月卸任后宣布回归学术界,成为印度20多年以来首位不连任的央行行长。

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拉詹近日出席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举办的上海金融论坛,并在会议间隙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兼具实战经验与学术气质的拉詹,是如何看待正处于民粹主义漩涡中的全球经济的?

在美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思潮频频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造成失业的元凶。对此,拉詹称这种指责国际贸易的做法是“指鹿为马”,造成发达国家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被机器替代。

在拉詹看来,美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5年开始至今一直保持在12%,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从某些板块撤离了,而美国出口的高价值服务,例如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却在不断提升。另外,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改革调整和刺激,美国的就业市场事实上已经复苏了,已经非常接近充分就业了,所以就算特朗普上台采取很激进的措施刺激就业,也不会对美国就业市场产生太大作用。

“把失业怪罪于国际贸易背后的民粹主义思潮更需要警惕,民粹主义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影响。”拉詹表示。

拉詹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民粹主义思潮导致人们更倾向于保守和排他,也对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例如,在环境能源法规、金融市场监管等方面,民粹主义者往往相信,放松管制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更积极的效果;在货币政策方面,民粹主义往往要求兴建基础设施等财政刺激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所抬头;而在对待国际协定上,民粹主义更多关注的是本国和当地,因此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责任上并不是那么的关注,不希望承担义务。

“因此,潜在的不确定性成为民粹主义崛起之后新兴市场需要面对的坏消息之一,”拉詹说,“特朗普上台后会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会不会有反国际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政策,工业化国家的货币政策会怎样等问题都需要政策更加明朗后进行判断。”

“在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情况下,新兴市场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在内需上,而不是依赖工业化国家的需求。”拉詹认为。

除了民粹主义风险,拉詹还指出了欧洲银行业危机、换届选举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等需要关注的风险爆发点。

“虽然风险事件依然很多,但我认为2017年还是值得乐观,因为技术和全球一体化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十年提供了很多好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在工业化方面,还是环境问题上,未来还要依赖更多的技术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保持市场开放,而不是遏制创新,那么亮点将无处不在。”拉詹表示。

拉詹还乐观地认为,2017年不失为利率正常化的最佳时机。“美联储实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更多是麻烦的根源而非解决问题的良药。”拉詹2014年在一场货币政策论坛中曾直言不讳表达对美联储宽松政策的不满。

此次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他仍然坚持表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流动性进入新兴市场,推高了这些国家的货币币值和债务水平,这种政策不仅加剧了发达国家的脆弱性,也加剧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对价格机制有强烈的扭曲作用。”

如今,美国正在逐步退出宽松政策,“加息的过程中要与市场充分沟通,不能突袭。”拉詹强调。他同时表示,随着2017年利率正常化进程的推进,希望日本和欧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联储的沟通做法。

除了宏观经济,拉詹在金融体系改革上也有独到见解。

2013年9月5日,拉詹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公布了一揽子施政举措,包括放开银行开设分行、新设网点的审批,发放新一轮银行牌照,鼓励外资银行以全资子公司形式在印度开展经营,也对金融科技公司开展业务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

其中,拉詹批准了蚂蚁金服投资的“印度版支付宝”Paytm在印度开展业务,以及网络银行牌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与资本开始关注印度,而印度的创业者在见识到Paytm的成功之后,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资本与创新经济,渴望与中国资本、中国经验和中国资源产生更多连接。

拉詹向界面新闻表示:“真正可以更高效使用信息的金融科技企业未来会对金融体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并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过,他认为现在金融科技公司仍然面临着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金融科技公司不能仅享受成功的荣耀,还要在发生问题(比如违约)后承担责任,如何界定到底是由金融科技企业来追讨还是要由贷款人去追讨?他们必须经历这些混乱的时刻,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后,他们才知道是否真正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危机。

其次,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充分的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应该对他们有更多的监管措施,比如,从哪里得到的贷款,资金如何使用等。

最后,金融科技公司不应仅仅受益于一些监管套利的机会,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力应来源于对信息更有效的使用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金融科技企业可以获得弯道超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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