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政策制定的艺术》

作者：（印）考希克·巴苏

译者：卓贤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

学者、官员、媒体、公众……不同身份的人们看待同一问题，基于不同视角，在不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仍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经济学在二战战后之后，随着其中的一支发展经济学大行其道，开始逐渐成长为所有学科中最炙手可热的显学。尽管发展经济学的逐项实验，分别在20世纪60-70年代陷入窘态，但这没有影响经济学的卓越地位，相反推动了更为强调市场自由的经济学理论进入各国的政策主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广泛渗透到其他学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证明主流经济学存在缺陷，而随之而来的行为经济学又变得十分流行。

总的来说，强调市场自由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多持批评态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产品之外，试图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介入市场和创新的努力基本不可能获得成功。有趣的是，即便提出这样批评的学者，一旦有机会介入公共政策，扮演重要的智囊甚至直接出任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却很少完全放弃政府产业政策等大大突破了主流经济学准则的政策。这样的转变，被解读为身份发生变化后，出任官员、智囊的学者掌握了更多信息，了解了具体政策出台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政策判断当然会作出必要的调整。

印度经济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C.Marks讲席讲授考希克·巴苏2009年12月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任期两年半；而后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9月至2016年9月）。考希克·巴苏的个人身份转型，为他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即使用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工具，去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发展背景和历史异常复杂，增长潜力可观却又面临许多现实困难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如何发展经济；去思考如何推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判断相结合，以更好的制定经济政策。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政策制定的艺术》，记录了考希克·巴苏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而生发的感悟。借助这本书，读者也将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印度，尤其是这个跟中国一样历史悠久的大国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及历史、制度、文化约束。透过考希克·巴苏的介绍，读者将了解到，印度并不是微信朋友圈、微博上一些人所称的那样完美，也自然不是毫无希望——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像是中国的翻版，动力十足，优势明显，却必须经由必然的时间，来真正意义上完成发展理念的转型。

考希克·巴苏上任之前，同属印度籍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醒他说，出任公职必须留意与媒体互动，要讲求措辞准确无误，避免被断章取义。考希克·巴苏很快就明白了阿玛蒂亚·森跟他说的那番话的深意所在，当然也抱怨说，如果公众舆论热衷歪曲专家、官员等发言者的言论，将只能逼迫后者说假话，以确保无论如何不会被挑出毛病。很显然，考希克·巴苏的言外之意是说，希望公众舆论应该对专家、官员的技术性发言，抱以更大的宽容，鼓励其说真话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话，并不要就一时的失言追究责任。

考希克·巴苏在书中简要回顾了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将之简要概括为“停滞-危机和起飞”三个阶段。他本人强调，印度独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混合采用了甘地和尼赫鲁的发展理念，并指出这种错误的调和，使得印度长期集中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和美式经济体系的各自弊端，即国家经济控制薄弱，官僚主义滋生，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很弱，却有意愿和权限约束民间经济的发展。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迎来了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增长那样的增长狂潮，但这样的快速增长，既是因为印度经济的起点极低，很容易取得较快发展，同时也是全球地缘政治背景的产物（美国乐于在后冷战时代扶持印度成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因而使得后者成为IT等行业的外包合作对象）。考希克·巴苏认为，阻碍印度经济走向更为稳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决策放缓和改革停滞，当然，印度也拥有人口年轻化等重要战略优势。

《政策制定的艺术》书中多个章节分别探讨了印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导致的通胀）、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等各类经济政策，指出旨在帮助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政策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的带来更多的问题。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税负时要慎之又慎，要首先致力于挖掘税收应收未收的潜力；汇率政策要保持高频度的、小幅度的微调；必须意识到旨在调控不平等的相关税收政策，将不可避免面临全球化背景下，高收入阶层（其中很多人又是创富阶层）的流失；在管控粮食等重要公共品的供给秩序和价格时，要遵循市场规律，更为科学的设计粮食收购和市场投放机制。他还强调了后发国家重视教育投入，改善对于教师的物质激励，同步改进公共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与研究体系。

考希克·巴苏在两年多时间内直接参与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决策，这使得他对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形成更为冷静而客观的认识。例如，他在对于政府供给基础教育、激励高等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履行职责的看法，已经有别于不少主流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