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席卷全美的“妇女大游行”和霸屏春节的“返乡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周以来，签署了多条行政命令，逐一兑现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先是是退出TPP协定，叫停奥巴马医疗改革，后是向墨西哥征收20%进口税用于在美墨边境修墙，冻结美国所有的难民收容项目，并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七个国家的公民入境……这些政令都严重威胁了少数族裔、底层和移民的权益，也动摇了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许多重要价值。其中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为女性提供堕胎帮助的境外NGO的政令更是威胁到了全美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几位威高权重的白人男性在椭圆形办公室了主宰了她们的子宫和她们的人生。针对特朗普的男性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政策，美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本周的『思想界』让我们跟随两位华盛顿“妇女大游行”的亲历者，一起感受特朗普治下美国的街头政治。

过去的一周正值春节返乡高峰，在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人们纷纷回到故乡，回到农村，并经历了一次逆向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国家过年的见闻让他们不吐不快，“返乡书写”应运而生，借助新媒体和社交网络，这些文字引发了巨大反响，收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然而，本来基于作者个人经验，来源于最直接的情感冲撞的“返乡写作”，却被流量绑架，成为了制造热点的工具；本来旨在呈现真实的乡村，弥合城乡隔膜和误解的尝试，却变成了以居高临下的城市视角进一步对乡村进行污名、猎奇和区隔的话语。在城乡差异和矛盾如此严重的今天，如何将乡村的真实处境呈现出来？谁有资格为乡村代言？又如何寻求解决乡村困境的有效途径？这或许是“返乡书写”真正为我们提出的问题。

华盛顿”妇女大游行”：所有的议题都是女性的议题

1月21日，在特朗普宣誓就职的第二天，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示威活动，有大约50万人参与了在华盛顿的游行，游行同时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408个美国城市和全世界81个国家举行。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女性，还有很多支持女性的男性，和被父母抱在怀里、扛在肩头的小朋友，据参与者观察，老年人也是游行队伍的主力，尤其是老奶奶，这些“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经过种族平权、反战、性解放等多次激进的政治浪潮，如今已人到暮年，多年不再参加街头社会运动，但这一次，也为了共同的诉求再次聚集起来。

然而，对于这场“妇女大游行”，也有很多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首先，很多人批评游行的议题过于单一、不够激进，缺乏对经济制度等结构性问题的批判；其次，一些人认为这次游行是由白人女权组织主导的，不够有代表性；还有人质疑这样的抗议活动影响转瞬即逝，对变革社会没有持续效力。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游行的亲历者老晴表妹（董一格）为公众号“女泉”撰文一一回应。

老晴表妹指出，用“白人女权主义”来批评这次游行是无效的，因为这次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反对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上的发言者中，有白人女性，也有非裔、拉丁裔、犹太裔、亚裔、原住民女性，也包括纽约州做强大的工会，1199SEIU医务工作者工会主席George Gresham（男）；而参与表演的歌手中，除了麦当娜，其他都是黑人歌手，还有新灵魂音乐的代表人物Maxwell（男），他在台上说，“这里站的，是一个支持所有女性权益的男人”。

此外，游行涉及的议题也是非常多样的，包括女性生殖权益、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国家暴力、工资、民生以及环境问题等等。这说明性别议题是镶嵌在所有社会问题之中的，女性的力量，是可以渗透到所有关于正义的抗争中的。没有单一议题的运动，因为没有人过的是单一议题的生活。正如加州参议员Kamala Harris在发言中所说，“如果你是一名试图养家糊口的女性，你就明白一份合理的收入是女性议题；如果你是一个被迫与亲人分离的女性移民，你就知道移民政策改革是女性议题；如果你是背负学生贷款的学生，你就知道取消学生债务负担是一个女性议题；如果你是一个养育儿子的黑人母亲，你就知道’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是一个女性议题”。

最后，老晴表妹也承认，很多游行的参与者都清楚，游行示威作为美国抗争政治的手段之一，有很多局限性；他们也清楚，事实上并不存在成功的运动，即使是也是一时成功的革命，在历史长河里也都有复辟的一天。然而，当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进入某种代表性的危机，代理人机制失灵的时候，改变社会细胞、文化语法的努力会变得更加重要。

电影研究学者张泠在《亲历华盛顿女性大游行：这场游行代表了女权主义的承诺》一文中谈到了特朗普的当选对她所任教的大学里的美国年轻人的影响，这些学生在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逻辑鼓励的个人主义语境中成长起来，又被愈发细化的“身份政治”分隔开来，是特朗普的当选让他们再次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参与持续的抗争，才有真正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可能，才能避免这个国家开倒车。

除了年轻人，张泠也注意到了游行队伍中的老年人，在她看来，他们背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记忆与象征，也赋予了这次抗争横向（多元）和纵向（历史）的政治与文化维度。人群中几个头戴花环的老奶奶让她想起1967年席卷英美的歌曲《旧金山》（San Francisco），歌中唱道，“如果你去旧金山，请簪几朵花戴在发中；如果你去旧金山，你会遇见善良温和的人们……全国各地，奇特的共鸣，人们在行动，新的一代，有新的表达，人们在行动……”。这首歌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六十年代末来到民权运动的大本营旧金山，同时也呼应着诗人艾伦·金斯堡在1965年倡导的“花的力量”（flower power），他呼吁非暴力的反越战抗争，将抗议活动变成街头戏剧，减少恐惧、愤怒和威胁。游行队伍中有人高举“权力归于人民”（Power to the People）标语，它曾是黑人左翼组织“黑豹党”的口号，也是约翰·列侬1971年创作的同名歌曲。甚至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打出“妇女能顶半边天”（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标语，传承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遗产。

张泠也承认，游行人群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体，有少数非裔和拉丁裔，亚裔则更为少见。她指出，参与社会运动也需要物质和信息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的女性而言也是奢侈，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只能被代言。想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基层和地方社区做起，需要持久的社会动员，更需要掌握这些资源的人具有超越个人利益和身份认同的更大维度和视野，这才是抗争的核心。

“返乡书写”的困境：是真实的乡村，还是猎奇的消费？

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都要经历一次上亿人口的大迁徙，在公路上、列车间，还有轰鸣的摩托车大军中，以学生和城市上班族为主体的人群纷纷踏上返乡之路，也因此产生了大量记录返乡见闻的文字。2015年春节王磊光的《博士返乡笔记》和2016年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严重的乡村图景》这两篇文章，更是带动并引爆了这一题材，一时涌现出无数跟风效仿之作，“返乡书写”或者“返乡体”似乎成为了春节期间各大媒体竞相炮制的“IP”、“流量担当”，而去年的“江西年夜饭事件”和某媒体记者的东北乡风民情观察，更是激起了社交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一些人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公共讨论，也有人认为这一题材已在新媒体的喧嚣中败坏，在一轮又一轮的话语泡沫中，乡村的真实面貌依然模糊。

2017年春节之际，作为返乡书写实践者的黄灯，从写作主体的角度出发，结合《乡村图景》一文的写作、传播、衍变和发酵过程，对返乡书写做出了如下反思和追问：首先，“我”为什么会成为返乡书写的实践者；其次，农村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从“我”精神成长的载体，变为一个问题的载体；最后，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返乡书写会造成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黄灯坦言，《乡村图景》并不是为写而写，而是非写不可，不吐不快。表面上她是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身份，将自己家庭的情况呈现出来，但实际上，真正支撑她写作的是背后隐秘的知识分子身份，剔除亲情的因素，这里面还包含着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最基本的关系，她尽量不让过多的情感流露影响到这一个案的公共意义。然而个体的经验又是十分重要的，她时常反问自己，亲人在乡村生活中的日常挣扎、困顿，和她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到底哪一种才是她需要面对的真实？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认知，人文学术就会沦为话语层面的智力游戏，无法回应甚至会遮蔽现实中的真正问题。

黄灯指出，尽管从经济指标上看，以前的农村相对贫瘠，但是人心是安定的，农村人的生命价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观念来衡量，他们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农村里出众的孩子，通过读书，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近一二十年以来，农村的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为“发展”牺牲了完整的生活，付出了夫妻分居、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环境污染等巨大代价，很多人彻底失去了内心的安定感，多年延续下来的稳固价值观轰然塌陷。

近两年来返乡书写的喧嚣与热闹，与纯文学的沉默和边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返乡书写本身也是文学的胜利，它的胜利在于重构了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破除了同质化经验中写作者与生活的隔膜状态，激活了现实主义表达生存困境的活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非虚构写作才一举成为文学新贵。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仍要警惕返乡书写仅仅沦为社会热点、在每年春节后就不了了之的危险。如何将话题引向建设性的层面，推进返现书写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关联，促使改变乡村面貌的行动落地，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学者熊培云在上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了乡村的凋敝和“返乡体”的盛行。他曾在2011年的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记录了故乡江西永修的一个村庄百年来的沦陷和生长，2016年他完成了新书《追故乡的人》，作为他对真实故乡的告别，以及对精神故乡和一个更宽广的世界的追寻。

他在采访中悲观地指出，很多自然形成的村落都终将凋敝，农村的未来是城市，村里的精英都进城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向心的流动和对边缘的淘汰。他儿时的朋友，已经散落在五湖四海，他们通过网络建立的群落，则成为了原来他们共同居住的村庄的一个“虚拟现实”，或多或少可以维系乡情。而对于“返乡体”，他认为中国各地的乡村差异很大，因此个体的体验也不可能一样，“返乡体”更多是一种个性化的叙事，不能反映农村整体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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