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至今仍为普通人津津乐道，本身就是他们不朽的证明，正应了杜甫的那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安超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中指出了民间教育实践被轻视的现状。我们是能否在庶民教育里看到更多温度与能量，打开对城市养育方式的想象？

当大数据理性成为社会的凌驾性标准，就可能排斥人类心智的参与和干预，逐渐将现代启蒙主义的因果理性传统边缘化，从而成为人类隐私被机器监控全面吞没的前奏。

戴森的新书虽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知识乐趣，但却不太可能满足许多读者对美国的黑人操演进行批判性考察的渴望。

当《爱情神话》被批评是悬空的布尔乔亚幻想，《小敏家》被质疑不鸡娃爱诗歌的女主角是没有现实压力的非典型中年女性，我们如何看待现今银幕上流行的中年爱情叙事？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欺骗吗？说谎者相信自己撒的谎吗？他们能够识别虚假吗？

绿色消费主义也许能消除我们的罪恶感，但轻视结构性问题的环保主义既窄化了我们保护地球的想象力，也阻碍了更具改变力的行动可能。

如果我们把时针拨回二十年前，单眼皮在21世纪初的流行文化中不仅被视为有个性的、新潮的面部特征，也标示着中国人自改革开放后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产生的焦虑，以及对建立自己的民族性审美标准的向往。

只有正视和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才能找到改变的希望和行动的方向。

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的确令人忧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当下的种种探索皆有可能汇聚成开辟新时代的一把钥匙。

列维纳斯关于面容的抵抗最终诉诸的是人们责任心的醒悟。奥斯维辛之后，当纳粹主义的宏大话语同焚尸炉的灰烬一道化为虚无，人们越来越发现，所谓集中营的黑暗地狱，细察之下不过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恶之平庸。

取消文化的大水漫漫而至，似要淹没一片思想的陆地。它从何而来，为何壮大，又将如何影响这个世界？

所谓的年龄焦虑，有时候是主观上的感受，是接受社会暗示的结果。

交换礼物似乎是一件既浪费又不切实际的事情，但社会科学研究却告诉我们，送礼物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是我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是对一个时代致敬，也是向一个时代告别。

C·P·斯诺提出了著名的“文理鸿沟”理论，但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比他认为的要多得多。

我们并不是只要认字就懂得阅读，就像好的作品有它自身的专业性和深刻性，它也要求读者具备挑战自我的勇气和能力。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从剥削、控制的维度去讲劳动问题可能足够深刻，但并不丰富。

婚姻的达成由之前主要是父母的责任转变为如今需要父母和子女共同的努力，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可能会导致儿子娶不上媳妇。随着婚姻的意义由“结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情相悦”，婚姻中的个体性因素变得更加重要。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念出现了泛化，在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面前，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克制和宽容，随时随地表达愤怒和不满变成了一种下意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