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自由”一词平常所包含的褒扬、正面意味，无论是网友对于宣扬自由职业的批评，或是假装上班情况的出现，都点出了一种不被完全接纳，甚至令人有些抗拒，渴望回避的自由。
“生活的意义跟那些我们能自由支配时间时选择做的事情有关。”
中年男演员不油腻，再打打情怀牌，就已经有很多呼声。这也就是为什么，哥哥们可以选择“反内卷”，可以表现得更加松弛。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推出一系列新规定，其中一条要求投票者必须看过该类别提名的所有影片之后才能投票。这一规定在网络上引发不满，许多人惊讶之前这竟然不是一条强制规定。
“德勒兹预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是他也并非毫无否定性的去拥抱它。”
无论是在好莱坞，还是在中国的影视创作中，男性气质的变迁往往与时代的价值观、社会的需求紧密相连。
李·金麦太尔在《后真相》一书中真诚地建议每一个人“与我们的内心斗争”。他认为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指出别人不想看到的真相是容易的，但是以同样的标准审视自己的信念是艰难的。
过去几十年，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是主流，但现在我们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正在反噬它。
大家在仪式中注入个性，避免生命意义丧失，是一种抵抗传统习俗流于空洞的精神自助。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来管理这些项目，多数资助可能会被终止。”
在地铁里，人们不再遵守原来的阶序与位置，而是共享同一种身份——乘客。临时的乘客身份、挤地铁带来的密切感受，为人与人的关系赋予了不确定性，让他们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自由与谨慎之间。
在怪异和阴森中反思现实，在恐惧和错乱中探索内心。
是做随和的父母，让孩子发挥潜能、获得快乐，还是当高度警觉的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国妈妈总是处在焦虑和不确定性之中。
许多人感到振奋，认为《阿诺拉》获奖有助于性工作者的去污名化，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将性工作正常化为一份职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言论感到满意。有人认为，导演和主演的奥斯卡获奖发言错过了倡导真正变革的机会。
少女在父权文化中的形象如此纯洁无暇、无辜脆弱，她们是否认同这样的形象？抑或她们也遭遇着和母亲类似或不同的困境？
“我一直说我会活到92岁。”《以爱为名的支配》作者、日本前国会议员田岛阳子说，“我一直被母亲压迫，从来没有能力反击或争辩，但在了解了女性主义并积累了生活经验后，我在46岁时第一次有能力说‘不’。为了纪念那一天，我必须活得比以前长一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在采访中提醒我们注意，成年人常常把孩子看成是无性的个体，告诫他不要去想性，也不要知道性有愉悦的方面。性当中积极美好的含义被刻意掩饰，呈现给孩子的就剩下负面的东西，让很多孩子从小对性有偏见。
重新讨论大S的一生，也是重新思考东亚女性的身体与娱乐业以及大众媒介复杂的关系。
“太残酷了，我们失去了一切”，勋伯格的儿子拉里·勋伯格表示，“已经没有希望能找到或取回任何东西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局，令人悲痛。”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边抱怨今天又加班了，同时又觉得自己加班是在拼事业。这种主动过劳和被动过劳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其中也可能有很多自我驱动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