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彭 伦
采访：郭玉洁
读大学的时候，我蛮喜欢淘旧书。那时周末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有一家新文化服务社，在长乐路上。新文化是上海一家很有名的二手书店，现在搬到瑞金二路去了。每次经过我都进去转转，挑各种各样的英文原版书。
后来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也会去福州路外文书店附近的山西路小门市部，那儿卖二手原版书和杂志，很便宜。我在那里经常会发现一些很不错的书。有一次去这家小门市部逛完，又跑到外文书店四楼的原版书区，结果在一个书架的最底层发现了一本《我与兰登书屋》英文版。
这本书是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写的回忆录。我那个时候对出版业很感兴趣，就把这本书买回家，一百多块。看了以后特别喜欢。贝内特·瑟夫特别幽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书里面有很多八卦，讲他跟那些作者的故事，比如福克纳、尤金·奥尼尔等等，很有趣，文笔也很好，让我觉得出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我很向往。
当时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了三年，一直在做出版业的新闻报道，有时候发现国内出版的有些书真是粗制滥造，甚至欺骗读者。我也做过一些负面报道。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挪威没有森林》，号称是《挪威的森林》续集，作者是一个日本女作家，国内也有媒体报道，像真的一样。实际上这本书是国内的民营书商找枪手写的，是中国人，日本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也太夸张，太无聊了。
读了《我与兰登书屋》以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出版，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体面的好书。刚好黄育海老师创办了九久读书人，我就从报社辞职，去了九久做编辑。做了不久，我就跟老板说《我与兰登书屋》这本书很好，我想把版权买下来自己翻译。以前三联书店出过这本书，但是没版权，那个译本我也没看过，反正我喜欢，我就想自己翻译。在那之前我已经翻译了菲利普·罗斯的《遗产》，有了一点经验。
三联的版本是1991年出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编者注）。我先找版权代理公司查版权，他们说查不到这本书。正好那年，2004年10月，我去了法兰克福书展。我就直接跑到兰登书屋的展位打听，前台让我找一个老太太，因为这是很老的书，七十年代就出版了。老太太说她知道这本好书。这样把版权给解决了，他们很快确认了，这个版权在他们那里，可以授权。这本书没有人抢的，很小众，一般的出版社不大会想到去买这种书。然后我就自己翻了，在2006年出版，反响很好，卖了近两万册。
我一开始是想做一些纪实类图书，但是慢慢地越来越文学，小说看得多了，而且那时候做纪实的书也不太好把握，不知道市场在哪儿。
我买了一本非虚构图书，叫《失踪的名画》，写的是卡拉瓦乔的一幅画被发现的过程。书本身很好，但是翻译很拖，拖了好几年，交给一位同事看稿，出版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反响。封面设计让很多人以为是小说，其实是真实的事件。
在我入行的2004年前后两三年，国内出了有几本大卖的引进版图书，一本是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然后九久读书人把丹·布朗的所有其他小说都买下来了，《天使与魔鬼》《骗局》什么的，也都很畅销。还有像新经典出的《窗边的小豆豆》等。
所以大家都开始关注国外的畅销小说。包括各种类型的商业小说。所以我一度也想挖一些这样的，侦探、悬疑类的商业小说，还想做一些大众科学、科普类的图书。也找了一些这样的选题，但出版以后反响都一般般。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时间比较充裕，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经常在办公室里面看稿子。时间也比较多，还做得挺卖力的。有一年出了30多本书，被很多人笑，你搞这么多书。
九久读书人从成立开始，就以外国文学为主。对于新的出版公司来说，外国文学上手比较快，你不用去组稿，看准选题买版权就是了。
老板那个时候是想借鉴贝塔斯曼的模式，他在贝塔斯曼做了几年，觉得贝塔斯曼书友会和出版结合的模式挺不错，但还可以改进。那个时候当当网和卓越网都已经有了，但还没现在这么厉害。快递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很多学生、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学生买书，还得通过邮购的方式。所以九久读书人一开始的业务就是书友会，出版为书友会服务。编辑做的书主要是满足书友会的需求，书友会需要什么样的书？主要是以大中学生为主的，学生喜欢看什么书，我们就喜欢做什么书。
书友会每一两个月做一本新书目录，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出版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些编辑做的书，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其他出版社采购。所以这个模式就是一个销售渠道。毕竟从外面采购成本高，你出版的产品相对成本低，所以需要编辑来自己开发。
九久读书人的书友会不收会员费，也没有会员义务。主要模式就是建一个网上书店，同时制作新书目录，公司收集联系方式，给会员邮寄目录。会员收到目录后就打电话来或者上网买书，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客服中心，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接电话。很多学生买书都是一个班级推举一个同学收集订单，大家一起把钱凑好交给他，然后带到邮局去汇款过来，我们把书寄过去。所以邮购其实挺麻烦的。网络书店流行起来以后，这一套就走下坡路了。
九久2004年成立，2008年是书友会最好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一天的订单就超过一万多个，贝塔斯曼书友会已经被九久抢走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
但那时候，网络书店已经做得很大了。2009年，贝塔斯曼结束了中国的书友会业务。九久的竞争对手虽然死了，但是书友会这个模式也差不多完蛋了。
那时候老板就开始琢磨要转型了，2008年，默多克新闻集团想在中国收购一家出版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九久当时已经囤积了很多畅销书，丹·布朗、史蒂芬·金、阿加莎·克里斯蒂，手上的版权资源还是很多的。他们看中这一块，想要收购九久，谈得都差不多了。结果金融危机来了，新闻集团又决定不收购了。这件事情就这样黄掉了。老板也一直在考虑转型，成为一家纯粹的出版公司。
几年前开始有些其他出版社和出版公司来找我。可是我自己想想，手上还有这么多书还没出版，贸然放弃挺可惜的。毕竟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作者和书，也约了翻译，半途而废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那些译者朋友。所以我就没想离开，一直做着。
去别的出版社，也许收入会多一些吧，但我好像不是特别需要钱，物质上的追求不高，我没有特别的爱好，也不爱到处旅游，就觉得能做自己喜欢的书，把书做好就可以了，在九久还比较自由，我想做什么作家，大多数都可以做。
在那几年我还碰到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天才的编辑》。《天才的编辑》也是我在上海外文书店的旧书门市部里面淘到的，非常喜欢。跟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的刘瑞琳老师说起，她想出这本书，于是我就为他们翻译这本书，跟《我与兰登书屋》一样。这本书去年出版以后卖得不错。现在他们又出来一个新版，用了电影剧照做封面，已经印好了。
我出版过的最畅销的书是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爱的艺术》是一本经典，80年代就出过，这么多年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以为是公版，随便出。但有一次版代跟我说，弗洛姆的这本书在中国从来没有被授权过，你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有兴趣了。我以前没有读过《爱的艺术》，但是在网上做了功课以后，觉得这个选题绝对没问题。后来我们跟上海译文合作出版，出版以后，首先要把市场上其他版本的《爱的艺术》都打掉，因为它们都是侵权的。上海译文就给那些出版社发律师函，你不撤就打官司，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撤掉了，要么赔钱，要么就下架。所以现在市场上就这一个版本，到现在累计印了50万册左右。
我们和上海译文还合作过一本书，过程挺有意思。就是《艺伎回忆录》，改编的电影由章子怡、巩俐、杨紫琼主演。我们获知小说改编电影的消息，就赶紧买下版权，我们跟电影公司联系，说我们一起做营销，你们把剧照和电影海报授权给我们，放到书里。我们做了很大的推广，首印就是五万册。结果电影在中国本来已经确定进院线公映，龙标也拿到了，但是那时候中日关系不太好，很多民族主义者说中国最好的演员去演日本妓女，很丢脸。其实艺伎和妓女完全是两码事情。但是在那个敏感时期，电影还是被临时取消了公映。对书的销量当然也有影响，卖是卖光了，但是没有再加印。
有时候判断一个书有没有可能畅销，得看有没有新闻性的话题可说的，像《艺伎回忆录》这种，书本身写得还可以，是一本可读性比较强的通俗小说。但是我自己慢慢做着就觉得，书还是要自己喜欢，你自己喜欢你才会卖力地去推。不喜欢的选题但又买下版权要出版，你就恨不得赶紧出了就拉倒。
在这过程中实际上也付了很多学费，很多仅仅是从选题的话题角度，没有从内容去把握。比如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大家觉得某一个书会好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价格炒得很高。实际上真正出版的时候，销量跟很高的预付金完全无法匹配。所以就是这样，有些书在书展上大家都争抢竞价，也许出版以后就很快消失了。
在国外很畅销的书，在国内不一定卖得好。如果光看国外的销售成绩就贸然去买版权，有时候是会吃亏的。美国有一个特别畅销的商业作家，叫詹姆斯·帕特森，专门写那种惊悚小说，就像这里的地摊文学，他有很多书是跟人合写的，像一个流水线作业。很多出版社都出过，上海译文也出过，浙江文艺也出过，贝塔斯曼好像也出过，都卖不好。这种书确实比较水。
很多时候，书要做成功，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出版工作，在选题判断的阶段是比较个人的，编辑需要用他自身的经验去研究和判断，是第一关。但是进入销售以后，还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营销、发行要跟上。这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
2009年，我一度萌生过离开的念头，但是不知道怎么跟老板开这个口。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找老板说，我们一起吃饭聊聊天吧。我本来想谈辞职的事，但是聊着聊着我们说到，其实现在短篇小说挺好卖的，因为卡佛就成功了。
卡佛成功也是挺好玩的。有一个译者，网名叫小二，他是外企的高管，学理工科的，但是他特别喜欢卡佛，自己在豆瓣上翻译卡佛的短篇小说。慢慢地，越来越多人关注卡佛，包括《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他专门找了小二，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反响挺大的。所以2008年，卡佛就成为了一个现象，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很畅销，销量可能达到一二十万册。
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我那个时候也出过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我特别喜欢塞林格，然后把他的另外两个中篇小说集都买下来，没人跟我抢。我觉得中短篇小说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有的。
既然短篇小说挺好的，现在没人竞争，我们干吗不出呢。老板也觉得这个思路不错，就说我们来做吧。于是我又兴冲冲地开始规划“短经典”丛书，2009年开始，一直出到现在，快要出到一百种了。
以前，有的出版社只想出作家最畅销的书，对短篇小说集不感兴趣。在买版权的时候，大家都看中这个作家的长篇小说，但如果你既出作家的长篇小说，也愿意出版作家的短篇小说，作者和经纪人会认为你对这个作者更忠诚，或者说更有诚意，他们会觉得你愿意长期经营这个作者。
短篇小说的版权费用不高，因为你选择余地很大。我记得爱丽丝·门罗，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我们也想过买她的书，版代告诉我们，版权被江苏人民社买走了，虽然她还有别的短篇集，但是出版社有优先权，你们要买的话，价格要高一些，当时我们就觉得三五千美元好像太贵了。可是后来她得奖了，就买不着了。
三五千美元的预付金其实还可以，可是我们还是不够坚持。这些年来出了那么多作家，有两个作家的案例让我深感遗憾，很有挫折感。
一个是塞林格的版权。塞林格一共就出版过四本书，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译林出版社，另外三本都在九久读书人。我出了那三本书以后，《九故事》卖得不多，另外两本一般。可我觉得以塞林格的影响力，不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我们是跟出版社合作出版，主要由出版社发行，所以即使有的书也许已经没有库存了，但如果出版社没有意愿加印，我们也就什么办法。等到后来版权到期，这三本书就被译林拿走了。他们很早就去跟经纪公司说了，同时报了很高的价格，我就没机会了。
我始终认为塞林格是20世纪最好的作家之一。确实《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每年可以卖几十万册的畅销书。但最终，我们还是失去了塞林格这个作者。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菲利普·罗斯。我在报社期间开始为上海译文社翻译罗斯的《遗产》，出版以后反响很好，有些读者因为这本书而开始读罗斯。所以我在九久的时候，就开始买罗斯的版权，陆续买了大概十几本。罗斯的书太多了，他有30多本书，分散在三家出版社，九久读书人、上海译文和译林。我们出版罗斯的书，因为各种原因，进展很慢。后来有些作品版权快到期了还没有出版，他的经纪公司就希望把罗斯的书尽可能都集中在一家出版社，放在一个合同里面。所以经纪公司让几家出版社竞价。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为难。老板最后没有下决心，放弃了。毕竟，罗斯的书不太容易卖。这两个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在为这些书向公司争取、和外方谈判的那些天，我就失眠了。我自己作为编辑，对作者、译者和书的感情，还是挺深的。编辑需要对作者和译者负责，对你自己的工作负责。慢慢地我就觉得，我还是需要自己能够做主。那么即便失败，我也认了。其实出书只要成本控制好，即使销量一般，无非就是少赚一点。所以我在去年年满40岁之际，决定出来自己创业，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以后我出版的书，还是会以我擅长的外国文学为主，原创我要慢慢地做。原创比版权书更麻烦，更艰难，出版时间会比较长。需要很多时间跟作者沟通。主要是编辑要做通作者的思想工作，作者要能够信任这个编辑。有的作者也许想法会比较多，如果有一个经纪人在当中的话，会好很多。但是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文学经纪人。
我觉得现在对出版业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样跟新媒体来争夺时间，读者的阅读时间没了。
现在出版社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来买，买了以后，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对吧。很多营销工作，是让读者冲动消费，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或者说给你一个概念，你把书做得很漂亮，很特别，你搞活动，请很多名人推荐，无非就是吸引你来买，但是阅读量到底多高，就很难说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安全的。
我觉得理想的出版业是找到理想的读者，我如果能够把目标读者都集中起来，找到一个平台，他们就会一直买。因为这些人是真的喜欢读书，才会一直买。我只要把这些人抓住，其他读者买不买随便了。所以要建立一个辨识度比较高的品牌，企鹅出版社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我觉得我也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如果把品牌做好，营销也省力一些。因为品牌背后就是一整套的出版理念。认同这些出版理念的人，就会聚集在这里。就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买了很多三联的书。其实很多没有看，但是因为三联出的，我就会买。
作为一个编辑，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很喜欢的书，你花了很多精力进去，让很多人知道这本书，越来越多人知道，越来越多人在网上说，这本书太好了，我太喜欢了，这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我去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一本中篇小说《名誉》，是一个哥伦比亚作家写的。这本书主人公是一个政治漫画家，经常画漫画讽刺政治人物，有一次他讽刺一个国会议员，那个人受不了这种羞辱，自杀了。几十年以后，这个议员的女儿来找到主人公……这本书其实是对媒体的权力挺深刻的反思。
这本书印量很少的，只印了四五千本，但是我在豆瓣上看有两个人评论。那两个人说，这个书写得太好了，让他们想起了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甚至比《终结的感觉》还要好。《终结的感觉》是得过布克奖的。虽然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就这样了。但是你看到有一些读者看到了，并且有这样一些评论，还是让人挺满足的。你会觉得，你的工作还是挺值得的，影响了一些人。其实做书就是播撒种子，你喜欢的书，好书，当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是很烂的书，越少人看到越好。
—— 完 ——
彭伦，1999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曾任《文汇读书周报》记者、编辑，2004年加盟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2016年年末辞去副总编辑一职，目前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出版品牌。
主要策划的丛书，有“出版人书系”（世界著名出版人回忆录、传记）、“短经典”（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格兰塔》书系（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中文版主题书）、《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2017年1月获得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奖。
另译有菲利普·罗斯《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凡人》，贝内特·瑟夫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A.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等作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