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学院院士埃利克·奥森纳曾辗转多国，探寻纸的前世今生，写下《一张纸铺开的人类文明史》。在走到法国国立图书馆一站时，他说：“早在我去国立图书馆前，我便认为纸和书写是一对儿，现在我更加深信不疑。”从一份手稿看到另一份手稿，他看到的是作者与纸之间的心灵相通，他认为这些纸是“揭开作者秘密的不二之选”。
不知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是否会放下电脑，重拾纸笔，与纸谈一场恋爱，如作者所言“有些作家写给纸的爱情宣言，就像是写给他们的妻子或是情人。”也许，你离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只差一张纸的距离，“作为嫁妆，纸拿出了它所保留的与自然的联系（树木、棉花）。而（手写）文字则不得不揭开面纱，打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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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的内心深处
1月27日，一个星期四的早晨，我在皇家宫殿地铁站下车，往北穿过宫殿花园，我与时代的深处有一场约会。
我仿佛穿梭回了四千年以前。
我的面前摆着一卷纸卷，上面整齐地贴着一张张纸草。
从一份手稿看到另一份手稿，我就这样花了一个上午，顺着人类历史的时间之流而下。我的手表忙得晕头转向，而残忍的我反倒隔三差五地看它一下，享受着它的慌乱。
维克多·雨果
我正要对纸再次表达感激，感谢这个揭开作者秘密的不二之选，此时，维克多·雨果正拿着他流放时期的手稿等着我：《笑面人》《海上劳工》……
我们或许以为维克多·雨果并不在意将自己的一字一句付于何种表面。确实，他创作、勾勒、绘图时，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上：丝绸、卵石、沙滩……
但其实，没有人比他更疯狂。
只要能记录，一切都可以使用。例如，我们还在热拉尔·德内瓦尔的一封来信背面发现了一些草稿。
至于手稿，他可是根据作品计划而精心挑选的。
比如，纸的颜色就绝非随意。
他的《海上劳工》手稿只用白色的纸，而《悲惨世界》则不论写作的地点（布鲁塞尔或根西岛）或是年代（先是连续两年半，接着间隔十三年又重新开始），他都尽力找到同一种纸：天蓝色的纸。
仿佛这一色彩就是这一故事的栖居之所。
而且看得出，每个创作计划所购买的纸量也决定了这本书的规模。1866年4月，他在完成《海上劳工》后，记录道：“我写完最后一页时，刚好用完最后一张两年前买的夏尔纸。”
他甚至还努力在他的文本和其载体之间建立起呼应的关系：《心声集》中的一首诗写在他兄长的死亡通知书反面。
他在英国期间创作的作品《威廉·莎士比亚》《海上劳工》《笑面人》只能在伦敦出品的纸上完成，而《九三年》就用上法国的纸了！
作家的工作本质上是自由的，免于一切外界管束，免于考勤的义务，也就是说，有一天什么事都不做的自由，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懒惰进行无尽的辩解，然而，大多数想要作品取得进展的作家还是会进行一些仪式。
又因为孤独是他们最初、最密不可分、最难以逃避的伴侣，他们必须找寻别的替代。
于是，纸便出场了。
有些作家写给纸的爱情宣言，就像是写给他们的妻子或是情人。
就像维克多·塞加朗如此赞美过韩国的纸：“梦想中的韩纸，最高档的韩纸，如丝绒般柔软的韩纸，如珍珠般光亮的韩纸……”
还有更抒情的，听听保罗·克洛岱尔写的：“纸啊！你从何处被发现？这如珍珠般的毛毡，透过它，我们看到了藻类、女士的长发、鱼的神经、星星与杆菌的文化、蒸汽，还有一整个变化中的世界，以及古老中国的怀旧愿景，在我身上收集起十五年甚至是一百五十万年的回忆……”
普鲁斯特
于是，我来到了四千年又两个半小时之前开始的一场旅行的终点。
勒帕韦克夫人递给我《追忆似水年华》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的最后一叠手稿（编号第20号）。
封面是深蓝色的，没有什么特别。
但很快就让人感到头晕。
几乎每一页上都贴着各种大小和形状的纸，最小的只有名片大小，其余有展开后长一米的，像是祷文或是还愿牌，这些都是增补的内容。
我想要合上这份档案，仿佛窥探了他人的隐私而忽然感到不安起来。因为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我感觉自己深入的不仅是创作的幕后，而且是进入了普鲁斯特的脑中，我看着那些语句从他的脑中迸出，经过笔端，倾泻在这“卷纸”上。
我翻到了最后一页，第125页。普鲁斯特只保留了三行。其他所有内容都被划去，包括他在空白处写的草稿。
开头的字写着，“如此巨大的位置”，显然是接着前一页的某句。
“可以吗？”
玛丽—洛尔·普雷沃点点头，同意我翻回第124页。
我勉强辨认着上面的字迹：
倘若生命还留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我的作品，其中一定首先缺少不了我对这些人的描写……他们占据[……]
我又翻回最后一页。
[……]如此巨大的位置，而空间中留给他们的位置又是如此有限，相反，这位置却可以无限延伸——因为他们像躺在岁月中的巨人，同时贯穿了相隔遥远的几个时代，其间穿插入那样多的时日——让这位置在时间中延伸。
完
在这间昏暗的办公室里，我被感动到几乎要落下泪来。
多谢有纸，我才见证了普鲁斯特的最后年华。最后一次，他拿起笔。对于死亡，他未有迟疑。
或许是被普鲁斯特感染，回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他从1911年左右开始创作《追忆似水年华》。一年后，他已经写了一千四百多页，并且希望全部出版。所有熟悉的出版社都拒绝了，包括纪德的《新法兰西评论》。于是普鲁斯特不得不只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即《在斯万家那边》，自费出版。
此时我想起，那最后一页，摆在我面前的这最后一页，这三行保留下来的文字，这最后一个“完”，写于……1913年。
直到1922年11月18日，在那9年中，普鲁斯特都在不断返修一部已经“完结”的作品。这些“卷纸”，这些“狗皮膏药”就是那些经年累月、似成永恒的回归的见证，也是这螺旋上升的思想的见证。
我的心更加紧绷，我对病中作者的焦虑感同身受，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时间完成这部早已被宣告“完成”的作品，或许也是想和命运最后一搏。
路易·巴斯德
那科学界呢？
对此我不愿遗漏，隔天再次拜访了手稿馆藏部门。
就像屠夫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将肉切成合适的样子，作家也会把纸当作自己的财产，而把其他所有用纸的人当作骗子，抑或至多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我一边浏览另外的档案，一边感到羞愧，那是路易·巴斯德的档案。这些文件不仅是他的提醒便笺，也是他在1848—1888年这四十年间的挚友，是他无数研究的助手，这些研究从结晶学到发酵过程，包括桑蚕的新陈代谢，全部是为了研究和治疗恶性疾病。
日复一日，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每一件事，不管是想法还是事实，不管是假设还是实证结果。
“你想查阅哪一卷？”玛丽—洛尔问我，“我们这里有一百多号卷宗呢！”
在我犹豫的时候，她擅自为我拿来了第13号卷宗，并且翻到了1885年7月6日。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记录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医学史上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从内部开始，一步一步关注着一场革命性的人类冒险，我们看到一位学者忽然要为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承担起责任时所表现出的五味杂陈的情感：勇敢，怀疑，不安，顽固，宽慰，还有骄傲……
在这些历史岁月中，我们该感谢谁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礼物，让我们能与巴斯德心灵相通？
要感谢这位学者经常性的记录，尽管上面的字越来越难以辨认，巴斯德不想遗漏任何事情，连最不起眼的空白处都不放过，字也越写越小。我们能想象，有一瓶墨水，或许还有一支蜡烛。经过劳累的一天，他仍会工作到很晚。我们还能想象，他手指蜷曲地握着笔杆，接着蘸上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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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去国立图书馆前，我便认为纸和书写是一对儿，现在我更加深信不疑。作为嫁妆，纸拿出了它所保留的与自然的联系（树木、棉花）。而（手写）文字则不得不揭开面纱，打开头脑。
现代化依然在不断推进着交流，但也同样打破了最古老的联系。是，铺砌的路面，就和我们的鞋底一样，将我们和地球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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