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游老人，意指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被迫过着底层生活的老年人。日本社会学家藤田孝典常年工作在服务老人的社团，据他多年的观察，贫困的脚步声不仅接近了眼下的老人，就是在未来几年内将要退休、进入晚年生活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我还有存款啊，我肯定没问题。”藤田孝典在新作《下游老人》中提出，抱着这样想法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有沦为“下游”的危险。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和所谓的“白领”劳动者们，也不能例外。在岗位上即便是平均年收入在400万日元（合计约24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人群，也有相当大的危险在晚年堕入“下游”。突发重大疾病或事故，子女啃老，中老年离婚，罹患老年痴呆症，养老机构价格高昂等都成为老年人从“普通”沉沦到“下游”因素。

在书中，他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及数据统计，不仅分析了老人们是如何失去体面生活的，更进一步提出预防和解决方案。“孕育下游老人的因素是社会”，成为下游老人，当然不是老年人本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好。该书中文版的上市，也为中国社会面临的老龄化提供了参考借鉴。

本文节选自《下游老人》一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公号ID：BooksAndFun）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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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让诸位读者知道一件事。

在当下的日本，一个可以称之为“下游老人”的群体正大量产生，这些“下游老人”的存在，将给日本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

“下游老人”是我自创的词汇，和字面意思一样，意指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被迫过着社会底层生活的老人。

为什么要创造这个词呢？因为贫困的脚步声不仅已接近了眼下的老年人，就是那些在未来几年内将要进入晚年的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日本现今存在着爆发“全民晚年总崩溃”的危险。此外，我创造下游老人这个词汇，其中并没有歧视和讽刺高龄者的意图，而是想要将它作为一个正确表达日本社会现实的概念，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意欲使用下游老人这个概念，来揭示眼下老年人窘迫的生活与其内部隐含的问题。

在本书出版之前，NHK电视台在2014年的Special纪录片栏目中播送了以“老后破产”为标题的节目，在节目中，部分生活贫困的高龄者的实际情况被公之于世，该节目虽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并没能涉及让他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社会背景以及雇用、福利问题。观众虽然部分了解了问题所在，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全貌。

此后，新闻和周刊杂志相继报道了关于老年人贫困的实际状况，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如今还没有既能够厘清全部问题，又能让人简明易懂的文献问世。很多报道只是对该现象做了断章取义的说明，所以在现状上只是无谓地扩散了人们对晚年的不安情绪。

日本高龄人群的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困问题是极其严峻的，今后影响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或是拉预防警报，实际上，这是已经发生，并且往后在所有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高龄者的贫困，即“下游化”。

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和所谓“白领”劳动者们，眼下也不能例外。后文中会给出具体分析，在这里，我只想告诉诸位，在岗位上即便是平均年收入在400万日元左右，就是说很普遍的有着一般水准收入的人群，也有相当大的危险在晚年堕入“下游”。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预见到，现在那些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他们在迎来晚年之后，将无法再过上正常生活，也会堕入下游底层。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晚年可以像以往一样安心度日，但是现在无法如愿的可能性相当大。

下游老人现在已经遍布世间。有的老人一天只吃一顿饭，在超市里只把快要过期的副食品拿到收银台前；有的老人迫于生活去做扒手，被店员和警察高声叱骂；有的老人因交不出医药费而有病不得医治，只能在家里吃点外面买得到的普通药物而备受病痛的煎熬；还有些老人临终前无人在侧，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人世......

上述这些老年人的状况，仅仅是下游老人们生活的冰山一角。对于他们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背景，人们无知到了惊人的地步。也许是因为过于恐慌，大家都在无意识地逃避这个问题。

我以埼玉县为中心，开展了12年之久的NPO（非营利组织）活动，帮扶包括下游老人群体在内的生活困难人群。在此过程中，我目睹了很多生活贫困者的惨状。基于这些亲身体验，我将在这里直击让很多读者感到不安的“晚年贫困”问题的深层背景。只要能够明白实际情况，并了解一些预防对策，大家对自己的晚年应能有所准备。

我将在书中向读者介绍如今在日本全国存在的估计有600万－700万人之众的下游老人群体的实际情况、其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预计未来问题的发展趋势，同时，本书会提示一些应对贫困的自我保护对策。请大家将它作为应对自己的晚年生活的方法加以灵活运用。我恳请大家一边想象着自己若陷入了下游生活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能做些什么，一边紧密联系现实地读完本书。

下游老人究竟是什么？

我在埼玉县埼玉市经营一个以援助生活贫困人群为活动目的的NPO（非营利组织）。在NPO机构里，每天都有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高龄老人的哀声传来。我们固然一直为这样的人群能够得到必要的照顾和社会福利而不懈地进行援助活动，但最近“下游老人”的问题开始显著地表现出来了。

请想象一下：

一大清早，一位老者在朦朦胧胧中醒来。借着窗帘的缝隙里照进的晨光，散乱着的衣物，满地尘埃的、六张榻榻米大小的一间屋子一览无遗。因为身体沉重，不能自由起身，他花了十五分钟，才从沾满污垢的棉被中爬起来洗脸，从锅子里盛一些昨天剩下的饭，吃了少许，又服下多种药物。因为身有宿疾，药是不能断的。但是，由于药费很高，没法经常去医院，只能把买来的药减半服用。

在吃完早饭以后，他换上衣服，就走向自家附近的公园，在那里的长椅子上度过一天。在他眼前，年轻的学生和带着孩子的家长川流而过，但谁也不会上前搭话。他没有子女，配偶也早在数年前过世了，和亲戚也联系不上，现在连这些亲戚住在哪里都记不清楚了。

到了傍晚，他方才回家，用预先买好保存着的便宜大米和廉价甩卖的蔬菜做一顿晚饭，囫囵吃完。偶尔可以打一次牙祭，就是那些被切成小块的、疤痕累累的降价水果。为了节约，他不开电灯，只用电视机的光亮照明。上个月，他储蓄的20万日元已经用尽。虽然他一直领取养老金，但数额并不充足。这样下去的话，钱包再过几个月就要见底了。至于往后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到了晚上九点，他早早地进了被窝，在静悄悄的房间里，只有时钟的秒针声回荡。时不时地让他觉得这是“早点来接我上路吧”的催命声。如此这般，他又睡去了。

这并不是脑海里凭空构想出来的情节，过着这种生活的老年人，是真实存在的。

试举一些例子：他们之中有人在盛夏酷暑中，因为担心支付不起电费不开空调而中暑；有人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和亲友，一天到晚什么也不能做，一年到头都靠看电视度过；有人只能吃方便面和鸡蛋这样简陋的伙食，一日三餐也不能好好吃；有人住在建造了四十多年摇摇欲坠的住宅里，无法修房子，因为裂缝而进来的冷风和害虫，健康一直受到损害；有人身患慢性疾病，却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在自己家中忍痛挨病；有人因不堪忍受孤独，就花一点点钱，一直待在赛艇和自行车赛场；有人因付不出房租，不得不在附近的公园中生活；还有人在便利店里偷了三个便当，空着肚子哭着恳求道：“让我坐牢去吧”……

在了解现实情况之前，我还以为所谓的老年期，是一生中所付出的辛劳努力获得回报的时期，能够得惠于家人和亲友的关系网，把余生投入到旅行和兴趣爱好里，富足而温暖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但是，不得不说现实和这种印象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因此，我想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下游老人”的问题。若将这个问题置之不理，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那么，“下游老人”究竟是什么呢？

我将下游老人定义为“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龄老人以及有此危险的老年人”。简而言之，就是过着连国家规定的“健康且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很困难的老年人。

具体应该将何种生活水准的老年人称为“下游老人”呢？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我们先了解一下同这个指标相对应的实际情况。

“下游老人”的具体指标：三个“没有”

从我们所接受的生活咨询的大量记录中可以看出，“下游老人”群体中存在着以下三个“没有”的情况。

1.收入少到“没有”

下游老人的特征就是家庭收入显著低下，其收入无法维持一般水平生活，生活水准处于生活保障基准线之下。

这里所谓“生活保障基准线”，指的是将生活扶助费和住宅扶助费合起来的金额。生活保障费根据各地和家庭成员的情况及程度差异，其支付额度各异。比如，以居住在首都圈内一人生活的高龄者为例，生活扶助费和住宅扶助费两项金额的合计一个月大抵在13万日元，一年则在150万日元左右，如为两人生活或三人生活，支付的金额则更多。

另外，在生活保障的范围内，医疗和生活护理等必要的服务也是以医疗扶助费和护理扶助费的形式分别以实物支付的。生活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服务既然是全部由国家以实物支付的话，所得税和居民税的缴纳额也会相应有所减免，为此，将这些实物支付和减免部分换算为实际收入金额的话，其实际金额是会高出账面数据的。

以上是生活保障的大框架，这一生活保障基准也可称之为“国民最低生活水准”。

所谓国民最低生活水准，即：“维持国家所规定的国民健康和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所必要的费用和生活水准”。这可以说是确定宪法所规定的国民生活“最低限”的一个重要指标。

简而言之，包括退休养老金在内的收入如果不高于这条标准线的话，就和需要接受生活保障的阶层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已属于“必须予以保护的等级”。实际上，如果退休养老金之类的收入在账面上和标准线处在同一等级的话，反而会比低保水平的人过得更差。

显著的低收入，乃是老年生活下游化的最大危险要因。

“显著的低收入”状态的一个判断标准，便是“相对的贫困率”。

一般来说，所谓“相对的贫困”，指的是此人与其所属的共同体（国家或地域）中的大多数人相比，处在贫困状态。“相对的贫困率”，则是指只能得到低于统计中间值一半收入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数据，在所有日本家庭中，大约有16.1%的家庭属于“相对的贫困”（2012年数据）。

此外，在2013年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中，在独居生活的情况下，将年收入不足2012年度等价可支配收入的中间值（244万日元）的一半（122万日元）定义为贫困状态。两人家庭的标准约为170万日元，三人家庭的约为210万日元，四人家庭的约为245万日元。收入在此基准以下，在日本就会被归入“贫困”之列，下游老人的所得差不多也符合这一标准。

若是落到这般田地，“一般家庭该有的全没有”的情况就会增加，像前文所谈到的那样，没有健康的饮食，不仅得不到充分的医疗和生活护理，洗衣机和空调坏了也修不了，墙壁穿了洞也只能置之不理，连每月下一次馆子也办不到，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也享受不到。一言以蔽之，就是已经达不到算是个人样的生活水平（健康且文明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高龄家庭的相对贫困率比一般家庭更高，根据内阁府公布的《平成二十二年版男女平等白皮书》，65岁以上国民的相对贫困率为22%，而且只有高龄男性的家庭的相对贫困率为38.3%，只有高龄女性的家庭的相对贫困率则达到了52.3%，也就是说，单身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非常高，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高龄单身女性生活在贫困线下。

由此可见，即便是用广为人知的相对贫困率的指标，也能看出高龄家庭中陷入贫困状态的人多于一般家庭。人们以往会觉得“老年人都有钱”，这种印象明显是错误的。

2.“没有”充足的储蓄

下游老人的储蓄十分少，或者是完全没有。

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如果收入不足，生活费就只能依赖于过往的储蓄。我们在进行帮扶之前，首先会询问对方的储蓄金额，回答基本上都是“储蓄已经花光了”“只剩50万日元”之类。

在储蓄不充分的情况下，不仅是“健康且文明的生活”难以维持的可能性很高，在意外的事故、疾病或需要请护工照料等生活上的波动袭来之时，老人的生活将顿时难以为继，而这种意外的支出，在老年期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如果你得了中风这样的大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住进付费的老年公寓时，你交得起入住金和其他必需的经费吗？即便不患这样的大病，想要尽情投入到旅游和个人兴趣中去，过着富有文化气息的幸福生活，相应的积蓄也是必要的。若想要度过“普通的余生”，必须攒下一笔绝对不算小的积蓄才行。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维持晚年生活需要多少钱呢？

根据平成二十六年（2014）总务省的《家计调查报告》，在老龄期，两个人生活的话，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将社会保险金全部囊括在内的情况下，约在27万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到了65岁退休，假使养老金加上其他收入，每月收入有21万日元，储蓄金额有300万日元，则会在4年之后见底（减去每月不足部分的6万日元乘以50个月），即便有1000万日元的储蓄，也只能挺上14年，最终还是有可能落入贫困的境地。

另一方面，根据厚生劳动省《平成二十五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高龄家庭的平均储蓄额为12 681 000日元。乍看起来，不少高龄家庭还是备有充足的积蓄的。但实际上，“零储蓄”的家庭占到了16.8%，并且，四成以上家庭的储蓄额还不满500万日元。另外，这个平均值是个表面现象，因为一小部分的富裕阶层的储蓄额高于平均水平，大多数人实际的储蓄额比账面的平均值更低一些。（如果在统计数据中出现了“平均”一词，必须留个心眼。所谓“平均”，归根结底只是在合计之后除以总数得出的数值，假使每100人中有99人的平均储蓄额在1000万日元，剩下只要冒出一个坐拥10亿日元储蓄的富户，其平均值就会跳到约2000万日元。顺带一提，在该调查中，拥有3000万日元以上储蓄的高龄家庭约占11.6%）。

就现在的中坚家庭情况看，根据内阁府《平成二十六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对进入老年后有储蓄准备的家庭只有两成之多。我们看一看这一块的构成，“觉得储蓄很充分”（1.6%）和“觉得储蓄到达最低限度”（21.7%）加起来，所谓“有准备”的人的比例占到了23.3%，“觉得储蓄不够”（16.5%）和“觉得储蓄很不够”（50.4%）加起来，所谓“没有准备”的人的比例占到了66.9%，另外，越是年轻，回答“觉得储蓄不够”的人的比例越高。

在这个没有积蓄，进入老年后就没法正常生活的社会里，却存在这样的数据，这难道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吗？劳动时间不长的年轻人没有储蓄固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栏里也包含了50岁和40岁人群的回答。现状是即便在不久之后就要跨进老年期的人群中，也有人没能够攒下充分的储蓄。

3.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社会的孤立）

下游老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出事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让我们试想一下比较理想的老年生活，被家人众星捧月，儿孙满堂，只要大家有着日常往来，在亲人的互相扶助之下，日子是可以过下去的。即便不和儿女同住，只要一年能见上几次面，聊一聊近来的情况，也能说得上是“天伦之乐”。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只要能和邻居，或者下棋喝茶的玩伴、朋友说说话，有所交流，或许也能有一些快乐的时光。

但实际上，能够建立起可以轻松对话、有谈天对象那样丰富的人际关系的老年人，在下游老人中并不多。他们大多处在“人际关系贫困”的状态下，呈现出孤立于社会的景况。

如同上文所描述的一般，孤单一人，什么事也没法做，在房间里整天盯着电视，一天之中谁也不来搭话的情况，在下游老人中是很多见的。在我日常接待的咨询中，很多老人除掉在便利店里和店员间“盒饭要不要热”之类的应酬会话之外，和谁都没有说话机会，他们在咨询者中占到了相当数量。

老年人陷入这种社会孤立的状态，隐含着很多危险。

比如说，因为没有人可以商量事情，即便生活落入贫困也无人可以求助，在问题发展到很严重之后才被发觉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前些日子，我们在一个垃圾房里发现了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高龄女性，她虽然获得了有关机构的保护，但周围群众根本不知道她患有老年痴呆症，并不觉得有帮助她的必要。

如果没有可以互助的亲人，在身体情况不佳的时候，也须得自己做饭，靠自己做所有的日常家务。如果没有可以商量事情的人，就容易遭到存款欺诈等犯罪侵害。另外，也有身患宿疾的老年人倒下之后未被发现，导致贻误抢救；或是在家中摔倒之后无力动弹，谁也没有察觉，结果化成尸骨才被人发现的例子。到了盛夏，遗体高度腐烂以后不成人形，由于腐坏的血液和体液从尸体中流出，房间里被苍蝇和蛆虫占据，充斥着异样的腐臭，到了这般田地，只能依托远房亲戚和物业管理人员来料理后事了。

当人们觉得“最近看不到隔壁的老爷子”的时候，那位老人已在房间里变成一具尸体，这种事情在眼下并不稀奇。处理此类老人的遗物和空房清理的行业也开始流行起来。

由此可见，不少老年人已经落入了连像正常人一样度过余生、有尊严地过世都无法周全的境地。“即使没有什么钱，能过个快活的晚年”的希望也无法实现。

这种由于社会孤立而导致的问题，近年变得越发显著。过去在两代同堂的家庭里，老人得到子女以及女婿、儿媳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眼下由于核心家庭的普遍化，独自生活的老年人的数量正在增加。

根据内阁府《平成二十六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的数据，65岁以上独居的老年人口的增长，无论男女都很显著。昭和五十五年（1980），男性约有19万人，女性约有69万人。平成二十二年（2010），男性增长到139万人，女性增长到341万人。高龄人口所占的比例，男性从4.3%增长到11.1%，女性从11.2%膨胀到20.3%。按照这个数据可以推测，这个比例今后还会急速增长。

另一方面，65岁以上老年人和子女的同居率，在昭和五十五年（1980）大抵在七成左右，到平成十一年（1999）下降到50%，到平成二十四年（2012）则为42.3%，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

将来，社会的老龄化无疑还会继续加速，单身居住的老人和高龄空巢家庭可能会明显增多。老年人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时，身边没有家人相伴，社会正一步一步地朝着这种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