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自己在拿起美国作家洁萨·克里斯平（Jessa Crispin）这本《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Why I Am Not a Feminist）》的时候，以为这是一位女性的男权活动家，这本书是论证女性权利应该收缩的。
但我错了。
这是一本激进且令人振奋的书，书中称当代女性主义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不再和过去革命性的根源有何共同之处。
克里斯平写道，在过去的时代里，女权的权益是由“一小部分激进且投入许多的女人辛苦才向前推进，通常是通过令人震惊的行为和言辞”，而“多数女性得益于这些少数人的奉献，却同时经常试图将自己和这些少数人分开”。
去年，在关闭自己备受欢迎的长期更新的文学博客Bookslut的时候，克里斯平接受了《Vulture》的采访，在访谈中她说道，“当代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令人尴尬的，同时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误导，我自己都没办法让自己和女性主义联系到一起”。
这种被克里斯平批评的女性主义，概而言之可以被称作生活方式的女性主义：一场“长达十年的关于哪个电视节目是好节目，哪个节目是坏节目的对话”。但这也是一场以集体权益为代价而赋权个体的运动。资本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混血儿使得成功女性在金钱、舒适和特权的权力结构中获益，但是却没有改善那些仍挣扎在资本主义铁蹄下许多女性的生活。
克里斯平写道，女性主义为了提高主流的接受度，丧失了许多力量和冲劲：“为了一些有普世接受度的东西，女性主义必须尽可能地陈词滥调、无威胁和低效”。
这本书援引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激进精神——那一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往往被新一代所否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我们可以在海伦·加纳（Helen Garner）《第一块石头（The First Stone）》中可以看到这种“弑母”行为。最近，澳洲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杰缅因·歌瑞尔（Germaine Geer）也因其对性别认同障碍者及其身份上的言论激怒了当代女性主义者。
“为了理解当代浮于表面的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克里斯平写道，“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大多数女性主义成功的标志其实和在父权资本主义中成功的标志是一样的就行了”。
克里斯平的论著来得很及时。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指示出女性主义者想要完全彻底地打入主流社会的事业的失败，（想想那些在被人忽视的美国各州投票给一位“性骚扰”总统的女性），那么获得巨大成功的女性游行则指出了这场运动的新芽，克里斯平的书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现在就需要激进主义。
下面是克里斯平与《卫报》澳洲在本周的一次访谈，文本有所编辑。
卫报：写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来源于哪里？是在某个被当代女性主义者惹怒的瞬间，还是逐渐形成的？
克里斯平：这绝非某个单一事件引起的，更多的是日渐增长的沮丧。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间，我一直是这些书籍的书评人。如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女性主义著作，想找人做评论，他们总安排我去评论。所以我阅读了很多女性主义文献，并且感觉这些书籍越来越浅薄，所以我心里总有一种累积的不满。
卫报：那你是怎么了解女性主义的？是通过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娜奥米·伍尔夫（Naomi Wolf），还是是通过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触到的，比如德沃金?
克里斯平：我的政治觉醒就是来自于女性主义。我来自于一个特别保守的小镇和家庭，我成长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时候，但并没有条件接触到这些东西。在镇上图书馆大概只有八本书，而且都是斯蒂芬·金的小说。等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Planned Parenthood工作，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图书馆进行。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在各种时间段和不同思潮之间来回跳转，从生物学课本到地下女权组织Riot Grrrl都有涉及。比起其他人来说我的女性主义教育更零散一些。舒拉米斯·菲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我能感到联结的第一位女性主义作家之一，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也是。很多酷儿理论对我都很有帮助。
卫报：当你在书中批评生活方式的女性主义（Lifestyle Feminism），你是如何界定这个概念的？以及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个坏概念？
克里斯平：我认为这个概念的主要问题就是着重在个体身上——就只是你处理个人生活的方式而已。没有一点团结的意识。你利用女性主义来求加薪，或者在浪漫关系中协调，但是你不利用女性主义去商榷少数群体共享的经验，或者是重新商榷资本主义。对于宏大图景的关注更少，更多时候是聚焦于你作为一个个体应该如何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内向性的运动，也是非常个人主义的。
卫报：就像女性谈到自我关爱一样？
克里斯平：自我关爱当然已经转变了自己的意义。现在它意味着社会已经不会再关爱你了，所以你不得不关爱自己，所以“向前走吧，取悦自己，姑娘们”。在主要的方面，关爱自我全部都是围绕着商品和消费体验而建构的，而这些又是建立在低薪的移民劳工之上的，尤其是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卫报：你写到女性主义是“长达十年的关于哪个电视节目是好节目，哪个节目是坏节目的对话”。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是指女性主义变为某种抽象的东西么？
克里斯平：我们现在太过注重流行文化和代表的问题了，而非结构问题。伴随着互联网上第一人称的文章增加，写作成为了一件简单的事情。“电影里有一个强奸的情节，那不好”，然后你就能拿到很多稿费。你不需要再继续深入了，你也不用感到不适。
只要女性主义是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你就不用改变或者质疑自己的行为。女性主义作家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你不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要拒绝听厌女者做的音乐，或者把毛发剃光，或者辞职在郊区抚养孩子，我们不用去质疑这些。
女性主义成为了一种保护自己的选择不受质疑的盾牌。这就是一部分的选择性女性主义；我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然后我做了一个选择，所以这个选择就是女性主义了。这很荒谬。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质疑这一点就是在羞辱别人。这些都是避重就轻的批评。今天一位已婚女士对我非常愤怒，因为我在书中写了婚姻是一个父权制结构。婚姻当然是父权制的。不然她以为是什么？
卫报：你书中的很多批评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和《向前一步（Lean In）》那种风格的女性主义非常不一样，后者总是强调利用这些力量。你认为资本主义利用了女性主义么？
克里斯平：这在每场运动中都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社会，你可以在同志权利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看到。公司和苏打水企业使用这些政治观点贩卖商品，女性主义是第一个掉入此窠臼的运动，尤其是女性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女性主义愈渐成为一个口号和营销策略。
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自称激进主义者却什么也不做是很时髦的——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市场总是尝试着卖点什么东西给你。抵制市场。成为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
卫报：尤其是现在么？
克里斯平：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人们希望有人告诉自己应该将力量导向何处，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场运动将去向何方。每个人都在渴求些新的东西。女性游行的时候，很多女性都困扰而愤怒，她们走上街头，但是在这场游行背后没有传达出统一的信息。
卫报：你认为一旦父权制瓦解之后社会会如何运行？
克里斯平：我认为答案不一定只有一个。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阅读关于美国19世纪的社区实验的文献。人们试图以不同的结构建造社区，在这里没有产权或配偶，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恋爱。我唯一的考虑就是，我如何才能开始建造这个社区？
但是人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性情，很难让每个人都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我的理念是一个小型激进社区。
卫报：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并不着重强调社区。
克里斯平：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原子化程度更低的社区。看看硅谷的公司，如果你在那儿工作，公司就会成为一切的来源。他们为你洗衣服，送你去上班，照看你的家庭和社会生活，这就是你全部的存在，这真是极其危险。他们已经将你和他人切断了。
目前关于如何过上独特的生活只能是以一种非常资本主义和公司化的方式。我真的很感兴趣我们会如何筑造自己的社区。
在纽约生活不依赖剥削劳动力的话很难。你需要有人来替你洗衣服并为你煮饭，因为你就生活在小格子间里。
卫报：那些女性主义者名人是否带来更多坏处而非好处？
克里斯平：我不需要乔治·克鲁尼来告诉我如何思考总统选举。这一点也不相干，和现实完全脱离。这是希拉里竞选中的巨大失误：没有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她并不理解人们现在如何经历自己的生活。
卫报：你在书中写到，爱情需要从女性生活的中心撤离。
克里斯平：男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是被仰视的，而且我们还需要看向他们才知道自己是否才有价值。他们来告诉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对我们生活的方向有着影响。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选择，是爱情或浪漫关系。我们不乐意去思考其中无意识的方面。但是看看我们都学习了什么——能拯救我们的便是爱情。爱情成了我们能达到的最高的意义。
卫报：传统的美丽还是女性主义者应该关注的么？
当然还有人在关注美丽和性感。我们可以反对美丽的概念，但当代女性主义者不愿意谈论这个。
有一些流行明星，比如Grimes，就曾发出宣言说，“我不剃腋毛”。但是我们还是会把丑陋视作某种人格缺陷。今年一直有一个以胖为骄傲的运动，总是用“胖也是美”作为口号。那我们为什么不抛弃“美丽的”这个词语本身呢？为什么人们就需要是美丽的？
（翻译：李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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