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丁
正午很轻，但我们很重
我可能是这个团队里比较特别的。我1997年就毕业了，比较老，我只读了两年大学，本科没考上，其实也没考上专科，我最讨厌学习了。但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委培方式，你可以找一个单位，再交一笔钱，就可以去某一个大学，读完以后再回到那个单位。因为我爸是烟草公司的，所以我就去了“中国烟草大学”，当时不叫中国烟草大学，这是个别名，正式名字叫合肥经济技术学院，类似“海淀走读”那样子。
我97年差不多是20岁，读的是会计专业。专业根本不是我自己选的，什么热就选什么。九十年代中国刚刚市场经济改革，所以最热门的专业就是经济、金融，或者是MBA，跟经济有关的都很火。我当时很想上中文系，但是谁都觉得中文系找不到工作。我还报了上海体育学院，但是我根本完全不懂任何体育。
我读了两年专科。毕业时，我原本一定要回烟草公司的，因为是定向委培。但是97年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一个是香港回归，还有一个是重庆直辖。我毕业的时候，重庆还是属于四川省。我们那时候主要靠父母托关系找工作。我爸托人给四川省烟草公司，问能不能让我在成都找一个工作。结果重庆直辖了，我不属于四川管了。我爸赶紧又托人在重庆找关系，没多久，那个人去世了。等于最后找不到关系，进不了重庆市，只能回到县烟草公司。我其实非常不想回县里，我当时跟我爸说，你帮我办一个停薪留职，因为我爸那时好歹也算烟草公司的小官。
然后我开始在重庆工作。那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行业，一开始，我在一个专门卖女人东西的商城，叫丽人广场，我在里面做财务，做最基本的出纳。那时候家里有点钱，帮我在重庆买了一套房子，那时很便宜。我每天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去重庆最热闹的解放碑上班，做了一年多的出纳，那个丽人广场就垮了。垮了没多久，那个老板开始办夜总会，那时候叫迪吧，我又开始去迪吧上班，还是在财务。没多久这个老板觉得生意很好做，又在旁边做了一个桑拿洗浴中心，我又开始在洗浴中心上班。
我做的还是财务。每天晚上六点钟去上班，那时候小姐们都来了，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她们发前一天客人的提成。发完之后在那等着，等到凌晨三点下班。没多久，这里也垮了，这个老板在重庆又开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迪吧，叫城市之光，在重庆一个大楼的顶层，顶层上竖了一个探照灯，直接打上天空，所以叫城市之光。当时是重庆最有名的迪吧，它有三层楼，底下是迪厅，就是跳舞的，中间一层是包房，三层是轻音乐。在那个地方，我学会了调酒，还负责管理吧台所有的帐目，比如说今天晚上消耗了多少酒水，用了多少西瓜，用了多少柠檬。我在那儿干了差不多一年，它又垮了。
娱乐行业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迪吧起来之后，可能就红一年，就会有更新的东西起来。
我发现这个行业不长久，很难找到下一个工作，所以我开始自考本科。那时自考很流行，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考几门，只要两年之内把所有课程考完就可以拿一个自考本科文凭。1999年，我的高中同学本科毕业时，我也拿到了自考本科的文凭。我以为拿到这个文凭，应该很容易找工作，开始跑人才市场，比如去一个软件公司做销售。我心想只要是正儿八经的工作，不是晚上上班的就行。但是根本找不着。因为那时候研究生已经出来了，本科根本不行，没办法，我就想，得考研究生。
我考研究生时，想得特别简单。你们也看出来，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目标，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只要能活下去就行。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喜欢自由，不想去找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为什么最后选择法律呢？就是因为它不考数学，我数学太差了。
我想到的第一个学校是西南政法大学，重庆的。但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我有个同学毕业后留在了武汉，她说你考研的话最好离开重庆。重庆朋友太多了，整天会叫你出去喝酒，所以我就去了武汉考研。在武汉，我发现了一个从没有见识过的世界。在华中理工大学，我发现居然还有出国这件事，还有托福和雅思，所有人都在考英语，所有人都在准备出国，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还有考研补习班这种事。我在武汉呆了三个月，发现原来大学生是这样过的。三个月后，我说不行，我得考武汉大学。
这中间我又回了一次重庆。这时候网上出来一个消息，说北京有一个特别牛逼的法律补习班，我就到了北京。我记得第一次是1999年的秋天，我坐火车到了西站，坐了320还是332公交车到了人大，租了地下室的一个床位，没有窗户。那时我想我得考人大，听说人大法学院挺牛逼的。我白天去人大上自习，跟所有考研大军一样。有一天没事，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北大，逛了一圈，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考北大。
跟人大比，北大太不一样了。我从人大地下室搬到了清华南边的一个平房，就在清华开始复习。后来的结果就是考上了。我在北大差不多读了三年左右，在法学院，2004年毕业。毕业时，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写作或者当记者。法学院毕业，你要么当律师，要么就去做法律顾问，或者等等。但是我找了所有跟法律有关的工作，都没要我。后来我同学说，如果我去做律师，就是二流律所的三流律师。大约是我学习太差。可是我发现，我找的所有跟媒体有关的工作，都让我去面试。所以我想，也许我适合干这一行。
2004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成都商报，可以回四川，做娱乐记者，整天追星。还有一个单位，是北京刚刚成立的法制晚报。我选择了法制晚报。
我应该是误打误撞地干了记者。之后再也没变过。
十年过去了。2014年，我到了界面。这个部门起初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是郭玉洁，慢慢的其他人加入进来。每个人过来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地方随时可能垮，也许下个月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因为有这个前提想法，我们就比较自由。
我也认为，正午是目前我所经历的最自由的媒体。我干过日报，干过周报，干过杂志，干过月刊，也干过时尚杂志，也干过新闻杂志，为什么正午最后成了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厌烦了新闻类报道的一本正经拿腔拿调，我希望正午所有的文章，基于真实的基础上，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只要写得好。当然我们写的可能也不怎么好。
新闻类报道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南方周末，比如说财新，或者所有那些做调查报道的，都很有意义，我很尊重他们。但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他们那个东西才是好东西，就是一切。很多媒体人其实挺自大的。我只是希望正午能够做点新的东西，让很多人知道，媒体也可以这么做，让媒体多一点可能性。
正午其实很轻，没有什么重量，但是我希望这代表一种可能性。
李纯
自由很重要
我本科是在安徽大学，读的新闻学专业，我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没有考虑工作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想做学术研究。安徽大学新闻学专业是偏向理论化的专业，老师学院派气息有点重，所以我那时候对学术挺感兴趣的。到大四，我很明确要考复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因为在新闻学里面，我们学校的师承是承自复旦，我当时想一定要跟特别牛的老师，当时有一个叫黄旦的老师，做新闻思想史研究，业内非常有名，而且非常严厉，我就想考复旦。所以大四最后半年，每天早上七点钟去自习室，晚上十一点回来，持续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结果我是400分，全国第一的成绩考进了新闻学院，这是我人生中的顶峰，后来一直没有再达到过。
去了那个新闻学院之后，我就选黄旦做导师。黄旦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说我收你吧，我特别开心，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做学术。读了两年之后，我找黄旦老师，试探地问了一下，我说老师我想以后跟你做学术，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你没读什么书，而且你的天赋也不太够，不太建议你做这个工作。我想老师既然这样说了，那就算了吧。当时挺受打击的。我想研究生都读了，老师又不收我，我只能去找工作了。新闻学专业就是去报社实习，我心里想我去哪里实习呢？我研究生室友长的特别漂亮，当时某百年大报一个记者正在追她。去报社实习是这样的，比如我的一个师兄在那边做记者，他可能会介绍底下的师妹去那边实习，有很大部分的实习是靠一些人脉关系的介绍、朋友介绍。我室友说你要不要去百年大报实习，可以让我师兄介绍你过去？我说好啊。师兄其实是想让我室友去的，结果我去了。然后我去广州，在那边实习了三个多月。
实习之后，因为我在上海，参加校招，招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一财经周刊》的主编是伊险峰。当时他准备做一个新媒体，招了一些应届毕业生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应聘的人，复旦新闻学院毕业是最低学历，还有一些是伦敦政经、伦敦大学，听起来名字很吓人，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进不去吧。我现在都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伦敦政经的人要去应聘，因为工资不太高，在上海挺一般的。我后来应聘上了，那个节奏太快了，我英文不大好，那个网站要求挺国际化的，每天要浏览很多外国的资讯网站，从中挑出五个有价值的消息，再把它编译成中文，如果有采访的话还要去采访。刚去的小记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压力很大，早上醒来的时候想要开选题会了，要交五个选题。而且那时实行淘汰制，去的人不是我就要你了，但是我压力太大辞职的时候，后来才知道他们准备要我。
后来我辞了，正好南都周刊在招实习生，我就过去面试，他们就要我了，让我在那边做记者。大概是这样的。
我记得有一次跟朋友聊天，他跟我讲了一个东西，为什么你会选择跟一群人共事，或者说你在今后精神比较成熟之后，或者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拥有一群非常亲近的朋友，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有那个东西，或者你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你自己。我觉得我去正午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是主动找谢丁的。那时正午还是界面长篇，刚刚发的是《老师阿明》，《黑暗中的回声》，我还看了谢丁的《困死局外》。在杂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写东西让我不舒服，但我也不知道不舒服在哪。但看到界面长篇，给我的感觉是我也想写那样的东西。我当时手里有一个选题，诗人出差的那个选题，我找谢丁跟他说我想写这个，我们就见面，去了正午。
我觉得正午不算一个单位，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干一些事。界面的长篇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谢丁找的几个朋友做了。还有一个是我们对于写作，对于生活，有某种共同的认同，这一点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写作上的影响，我以前在杂志写的时候，包括我刚开始写东西，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喜欢摆一个姿态。我觉得特别不好的教育是，老师总跟你说要客观公正，这是瞎扯，因为你写的只能是你自己看到的，必然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如果写作变成一个顾及太多东西，它会变得没有意思。到正午这边，编辑一直强调的是你对什么感兴趣，喜欢什么。我一开始不会想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两者可能不是分得那么清楚。说白了，写得更自由一点，活得也更自由一点，这个很重要。
淡豹
在银杏下
我人生没有几位同事这么有戏剧性。认识他们以来，今天第一次这么详细听到他们跌宕起伏的经历。我自己毕业和毕业后经历都蛮平淡的，大部分事情都在我们现在脚下这一小块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我自己是北大的2001级社会学系，2005年本科毕业保研读本系研究生。对于大学毕业后做什么，身边不少朋友跟我都是觉得有暂时懒惰一下的资格，大不了就不毕业，留在学校里，延迟这个选择。估计现在对于台下同学来说也差不多。保研是个懒惰选择，在迷茫中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对什么又都没有足够的兴趣。我大三决定保研，一生中第一次有了一段慢下来的时间。
大三下学期整个大四基本都在看书。在图书馆的新书、社科、期刊阅览室度过了很多时间。在此之前生活状态不大一样，我大学时的男朋友会经常跟我说，你应该慢一点，你应该静下来。我猜不少人跟我类似，之前生活比较顺利和快，像郭玉洁刚才说到的何式凝教授讲香港女生大学毕业前通常很顺利，我也是，身边多数同学也是，更准确地说是不需要作出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只要跟着走就行了，比较少人曾经遭遇过周围环境的阻碍。也因此不大思考，凭习惯行事，在自己略微感兴趣一点的领域里浅尝辄止去拿到所能拿到的最好的一切，“跳来跳去的女人”。学生活动、面试、比赛、组队、申请完这个项目申请那个项目。我是我们系学生会主席，当时第一次可以民主选举，我就想既然民选，我试一下，要不然以前都是团委指派的，也都是男生。我和现在还很要好的朋友大二开学一起做了挑战杯，年级小，成绩比研究生博士好。这些事都给了自己意义不大的鼓励，就觉得有尝试一切的资格，也理应得到。这些东西我很感兴趣吗？也不是。尝试也是随波逐流，和去读经双上GRE班没有不同。后来就保研，开始自己去读书。
不知道现在的社科教育什么样子，2000年之后那几年，中国大学包括北大在推行通识教育，思想界变化是谈社会理论之后开始谈古典学，《经典与解释》出来，不少人学拉丁文和希腊语，大家都去读史诗，莎士比亚的政治，当时是这样的风气。那时对社会理论比较感兴趣的人，蛮有意思的，这是世纪之交的一个现象，就是对理论感兴趣的人集中在法学院，很多学法理，社会学系也有一批从西方社会理论转过去的。
那时读书因为恰巧，看了一些教会史、宗教改革的书。很偶然，受天主教神学伦理学思想影响蛮重的，那几年看的东西可能后来构成我性情的底色。
现在觉得人生有这样一段慢下来的时光蛮好的。那段时期不做选择的选择，为拖延选择而作的选择，可能是我自己第一个有意义的选择，之后的选择都基于那几年读书之上。我记得大四有一天走在网球场旁边经过燕南园的小路上，银杏叶黄黄的很好看，一切很安静，也有活力，当时觉得要能一辈子呆在北大就挺好的，停下来给一个法学院的同学发短信说我想一辈子呆在学校。这时旁边一个车开过去，喷农药，往我头上喷，农药从树叶上面滴下来，滴了我一身。刚刚定下来的这个志愿就废弃了。这个同学后来也很奇特，离开法学院到巴西去成为了数学家。
这是第一次感觉到读书的愉快。现在看，确实是知识的大门向你打开，只看要不要全心走进去。有时我们很多选择并不是性情一部分，也不是主动的真正的负责任的选择，看起来是接受一个个挑战，其实是习惯性地在被规定好的道路上走下去。如果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尤其如果你是男生，从大城市来，中等阶层以上家庭，可能要到一个自愿或者非自愿把自己边缘化的位置去，去感觉到自己性情里面一些新的东西被激发出来，那可能是有意义的经历。何式凝说的香港女大学生，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第一个真正的挫折是情感或者婚姻挫折。
我不大顺利是研究生阶段。我还是觉得保研这个选择本身是正确的，通过自己读书发现世界也自我发现，有点像冯至说的，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的我们都让它化为尘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等待自己身上某些东西被剥落下去。但到研究生进入了一个学界秩序，有类似于学派的东西，要按照集体去行动和写论文，各种各样权力、尊敬、控制、斗争，花很多时间吃饭喝酒，非参加不可，总在饭桌上很模糊地谈学问，，pseudo-intellectual, silly, and pretentious, 我觉得跟知识跟求真一点关系都没有。读人类学外出活动满多的，各地开会夏令营，到地方上去预调查，地方的基层的体制内一些习气，指派少数民族同学唱歌跳舞，让女生敬酒，那我就对长幼秩序、男女性别秩序、对权力形式很反感，你作为个人的价值不足以支撑得到你认为应该得到的尊重，你的声音因为你的身份而不重要，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然后人带着民族年龄性别标签，要去使用和控制你，也很形式化。我就很不开心，那几年四处打工，谈恋爱，也没有好好读书，去参加一些跨学科的研讨班但其实就是没有定力，没有去钻研，很多精力花在抱怨和逃避上面，逐渐很反感东亚文化里那些关于秩序还有关于和谐的东西，觉得必须要离开。不然北大再喷农药可能我都会一直呆下去。
我对正午印象很深，是去年春天看到张莹莹写的《我穿墙过去》，相当震动，是我在国内媒体上看过的最好看的文章，它兼有历史感和语言美感，优美有重量，当时印象很深，对正午也有很好的印象。也看过郭玉洁的哈金访谈，她有个《在花莲听杨牧谈诗》是我想写的那种文章，诗意，有历史感，有分析，那篇我印出来仔细看过。后来我想写小说，缺少对现实对细节的感知，希望进入媒体，通过采访获得经验经历。那正午基本上是我能呆的唯一单位。
我觉得成长过程里最重要也不是找到自己想要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都说北大自由，我倒没觉得北大自由。比如说北大区分国际网和国内网的网关，上个月国际网才不收额外费用，上了新闻。我们读书时国际网月费很贵，很少学生买。这个不存在计算中心成本差别，它纯是为了让你看不到外界网站，收学生不能承担或者不愿意承担的那一点点小钱去钳制信息。而且政治上北大可能比哪个大学都更敏感。它的自由可能在于私人领域少加干涉，这和隔壁的高度组织化不一样，在北大可以每天一直躺在宿舍床上一动不动，它比较宽容。但北大当时让我舒适主要在它给人一种虚幻的平等感，阶级、收入、性别都不大重要，这和我中小学、一直以来成长环境比较类似。到研究生感觉就不大一样，一方面虽然还留在学校里，但培养制度已经相当社会化，不再是meritocracy，而是长幼性别秩序，那当代的这种秩序其实根本就是权力逻辑，它又主宰了对知识的追求，就没有意思了。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了，社会把你当成年人对待，出了北大给年青人的那个愉快的泡泡，进入现实，不平等感和不公平感很强烈，开始可以理解别人了。
也是要澄清一下，刚才没有说得很清楚，读研究生时，按照外界标准是算顺利的，有足够多机会。不过我不能忍受的是比如人家觉得让你去敬酒或者给你一个发表吹捧什么的文章的机会是一种爱护，我觉得就疯了吧。说套话，奉承话，无休止浪费时间清谈说是学术会议，这个不能忍受，乌烟瘴气。所以我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在体制内工作。并不是说我受了多么大苦，并不是那样，但确实获得了一种对等级和权力的敏感，跳出自己的世界稍微理解一点其他人，这时再回头看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事情，感想不大一样。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说中国没有性别歧视，或者说关心性别歧视的人肯定是特别重男轻女的地域成长起来的人，这样说的人也许确实没有过让自己对“区别”产生敏感的经验。大学时北大还让我张罗成立一个礼仪队，我去做了北大礼仪队队长，当然都是女生，去一个一个地面试女孩子，等着让大家绑起来头发给人倒热水。后来有敏感之后就觉得自己以前怎么做这种事，会反感很多组织场合还有活动。
所以想要加入正午，一个是喜欢正午的文章，再一个是我也只能在正午工作。现在媒体，一类是资本的奴隶，一类是政府的信使，两类都不大可能追求平等，无论是在内容上去肯定平等的价值，还是内部有相对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有些在资本泡沫底下自诩为媒体的媒体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更讨厌。
大学二年级时上必修课社会人类学，读到《忧郁的热带》，很喜欢它的体裁和语言，它形式上就要挑战和反叛形式，比如游记和民族志。之前大一上一整年社会学系的课，没被哪本书打动过，老师在台上讲韦伯《学术与政治》他很感动，我读起来没感觉的，现在经过一些世事变化回头才体会到钱永祥所谓“虚无者不求热情，无聊者缺乏热情，这两种人都没有办法有担当”，那种让人崩溃的怀疑。社会人类学是大学课堂上我第一次读到自己有兴趣、希望能再重读的书，觉得在智识上找到自己希望学的学科。也是怪自己当时没有能力体会理论的美感，不懂社会理论，只能体会语言美感。《忧郁的热带》有些段落我现在也能背下来。这个不是关于结构主义的书，是写人类文明还有群体间相互关系的书，伦理讨论，一本哀歌。我觉得正午在选题角度上有一种模糊的伦理观，像对动物和边缘的兴趣，像一种悲观的关心，和《忧郁的热带》结尾腔调有一点点像，所谓，“在思想阈限之下，在社会之外之上，我们应当对一块比人类所有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了解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散发出来的味道，那种香气胜过人类所有书本的知识，或者是在某种充满着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经由一种非自愿的相互了解，会出现在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相互注视之中。”
黄昕宇
逃不出去
我的经历更简单，因为毕业的时间离现在挺近的。我第一次毕业是2013年从北师大传播学毕业，选传播学是因为我高中特别喜欢看球，当时想当一个足球记者，然后就选了传播学，觉得里面有新闻传播。我刚上大学是2009年，大约在那时候开始听早期的摇滚乐，像崔健。包括那时候我在学校参加记者团，记者团的师兄师姐推荐看的都是《凤凰周刊》或者《南方人物周刊》，你关注的东西就已经不一样了，后来把足球这个事情抛下了。
我们一般在大三开始考虑工作还是读研或出国，大四基本就定了。大三的时候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我觉得我学的东西不够，我的视野跟原来也不一样了。我会觉得困惑，觉得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想的东西和我们现在的学生特别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困惑，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学习一些更社会方向的知识。比如我想搞清楚，做新闻的人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一个媒体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时候我们的课里有一门传播学史，那个课特别理论，我们就有机会很浅显地接触一些，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瀚学派这种东西。那个老师说，如果你们要留学，学传播学，去美国，学的都是像数据分析那样的东西，去欧洲或者英国，就会学更批判视角的东西。我就决定去英国。
大四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2012年到2013年，我当时被分到新闻组，新闻组做的都是新闻性比较强的偏事件的稿子，我记得我操作的一个稿子，最后出于“种种原因”，没办法发表。有一段时间大部分稿子都发表不了。我那时很年轻，也很生气。我想把这个机制看得更清楚。同时我作为一个学生，也能感觉到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完全不关心这个事，我就更觉得，现在学新闻的人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环境的变化。
我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传播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News under control”（“种种原因”）。当时为了做毕业论文得做一些采访，我采访了国内几个媒体的记者或者编辑，采了十几个人，问他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应对的办法，或者无奈的地方。那个时候更明显感觉到国内的媒体在变化，因为媒体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很多人都跑了，离开了这个行业，人已经在流失。
另一个感受是，原来国内的报纸杂志，比如出一个特稿或者调查，大家更关心的是稿子传达的事实性，关心这个媒体是否客观公正地呈现了公众需要知道的信息。到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对稿子的关注点变了，大家会讨论这个故事写得好不好看、这个记者的文笔好不好，也就是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这个说法火起来的时候。我回国之后还是想做媒体，因为想进到这个领域里，看一下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我毕业的时候在夏天，已经错过了当年的求职季，只好等到第二年初。那时候正午刚刚出来，还叫界面长篇，我也是看了李纯提到的那些稿子，觉得很好，所以投了界面。我当时还投了南方报业，但是第一轮面试就挂了。面试题是对安倍经济学的看法，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是中青报的“冰点周刊”，我到了实习阶段，反正也挂了。我之前没怎么写过长篇，当时我跟谢丁见了一面，因为那时候正午要做翻译的栏目，他说可能需要一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正好有留学背景，就来了。来了以后主要也还是写稿子。
我觉得正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媒体已经变化了，大家对非虚构的印象延续了以前对新闻特稿的印象，但它其实已经变了。所以我觉得正午是个很诚实的地方，变了就是变了，不会再用原来的新闻标准拘着。留在正午还有一个原因，在这边我能做很多我感兴趣的选题。我读书的时候看了《景观社会》，里面说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景观社会”，有一个体系。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意思大概是你已经没办法抵抗这个体系，你只能逃走。很多时候你被这个体系束缚，它已经不是一种很显而易见的政治上或规范上的东西，很多东西已经内化到你本身、你的意识形态或者思想观念，已经变成那样，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抵抗，只能逃离。我读本科时认识了学校里一些混子，整天说“逃不出去”。所以我读到这里，就对这句话特别有感受。我感觉想逃跑的人可能比较多地集中在亚文化领域，所以我对这块特别感兴趣，对搞乐队的、做涂鸦的这样的人感兴趣。正午是一个允许我去写一些感兴趣的人事物的地方。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