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网站6月1日刊发文章《外国人是如何误读新加坡的？》称，新加坡从来不缺少羡慕者。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尊重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因为他领导这个城市国家从第三世界跨入第一世界，同时不屈从于西方促其扩大政治自由的要求。卢旺达的铁腕总统保罗·卡加梅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非洲的新加坡”。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狂热支持者将这位菲律宾总统与李光耀相提并论：意志坚定，对犯罪和腐败绝不手软。

最近，富裕世界也开始注视这个小岛。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有人在美国保守的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台的网站发表评论说，“想要抛弃奥巴马医改计划？让我们仿效新加坡的医保奇迹吧。”这篇评论认为，“奇迹”基于对共和党非常重要的两点——“赋权消费者和促进竞争”。一些呼声更为强烈的英国脱欧派梦想将英国变成“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对渴望与欧洲做生意的企业来说，是一个低税率、管制宽松的天堂。就像众所周知的盲人摸象一样，每个羡慕崇拜者对新加坡的某种认知都是对的，但是都不全面。

先从英国脱欧派说起。英国6500万人口，几乎是新加坡的12倍，疆域是新加坡的337倍。按照欧洲标准，英国税率不高，管制不严，然而于新加坡相比，却是个庞然大物。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现在是45%，是新加坡的两倍；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约为38%，约为新加坡精益政府的两倍。再大刀阔斧精简英国政府将意味着削减开支和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任何政党这么做，选民定会惩罚它。

即使假设欧盟允许低税率的英国轻易进入其单一市场，周边情况也完全不同。东南亚是一个急速发展的地区，拥有6.3亿人，其中很多生活在不稳定、腐败或基础设施破败的国家。高效的新加坡使企业能够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获得消费者。相比之下，欧洲可能停滞不前，尽管存在民粹主义威胁，但是政局稳定而且多数治理良好。在英国设立一家公司向西班牙人销售产品不如以新加坡为基地面向印尼人那么合情合理——而且如果英国失去不受限制进入欧洲市场的地位，就更是如此了。在英国脱欧后，很可能是这样。

而美国保守派的看法也是对：通过强调个人责任、竞争和降低公共开支，新加坡医疗保健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新加坡人的医疗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掏腰包，预期寿命属于世界最高之列，而婴儿死亡率属于世界最低之列。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5%花在医疗保健上，其中约2%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库。美国的这一开支要多得多，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7%和8%，然而其人口的健康状况远不如新加坡。

然而，新加坡的制度还有一个特点是强制和政府干预远远超过美国人可能接受的程度。新加坡的大多数医院为国营。大多数济贫病院和养老院为私营，但由政府资助。政府对紧急医护补贴很多。它通过公开医疗费用来推动竞争；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提供者尽量让价格不透明，阻止货比三家。政府强制新加坡人拿出自己工资高达10.5%的比例存入“保健储蓄”账户（雇主也要存入一部分）。它还补贴“划算的基本”药品；未经批准的药品，即使可以用，可能贵得吓人。

同样的模式——以强制和精简而强有力的安全网为后盾的个人责任制——也适用于新加坡的经济。超过90%的新加坡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不过多数是政府建的公寓，房价也是政府定的，往往还有政府提供的补助。新加坡人能够住在哪里部分取决于其民族：避免出现种族贫民区。新加坡要求公房街区的居民构成要反映本国的种族结构。

这种社会工程会让西方选民感到惊恐，而且会遭到西方法院封杀。然而新加坡人接受了。家长式制度使得种族之间相安无事。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没有遭遇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遭受的暴行。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实现的这种平衡仍然行之有效：非自由的政治换来的是善政良治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新加坡的领导人利用将诽谤中伤告上法庭来大力捍卫自己的名声，并通过改变选区来帮助保住执政党的多数地位。不过他们带来了街头安全、一流的医疗保健、良好的公共交通和清廉、反应敏捷的政府。在扭曲的选举中，选民能够影响政策：2011年执政党的选举战绩最糟糕，“仅仅”获得60%的选票，此后该党采取了更平民主义的路线，四年后大获全胜。

李光耀的做法难以模仿。这两点对于新加坡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羡慕者，比如杜特尔特和柬埔寨的强人洪森，缺乏廉洁的政府，也没有使国家富足。而羡慕新加坡的富裕国家，缺乏的是驯服政治，这种政治使新加坡统治者制定政策时不用太担心下一次选举——即公民自由。

（编译/刘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