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abriela

大多数与比利·怀尔德交谈过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个精力充沛、能言善道的男人来自以克制、古板闻名于世的德国，不过他的确是如假包换的德国人。

他的电影生涯始于柏林，他在那里为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德国电影业撰写剧本，从无人问津到小有名气，新现实主义先驱电影《星期天的人们》就是他的编剧作品。

希特勒掌权后，他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而逃亡美国，在著名导演恩斯特·刘别谦手下做起了编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一些电影公司允许编剧自己导演他们的剧本（一位电影监制评论此举是“让疯子接管精神病院”），这种做法使得一大批杰出的编剧型导演开始崭露头角。而为了确保自己的剧本不被胡乱改写，同时为了维持自己艺术创作的独立性，比利也开始跟随潮流执起导筒。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在好莱坞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大人与小孩》，初步展现出了自己除编剧能力之外的的艺术洞察力。

比利·怀尔德的作品中多见喜剧电影，但他最擅长的是带着讽刺与嘲弄，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去揭露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有人曾说过，如果乔纳森·斯威夫特（17世纪英国讽刺文学大师）生活在20世纪，那么他绝对会为比利·怀尔德的电影创作剧本。

 

怀尔德从小就是个“坏孩子”，现实生活中的他,不论何时何地都会有很多古怪的行为与想法。

怀尔德的办公室是一座宝库，在那里随处可见与他合作过的好莱坞巨星们留下来的纪念品，可能客厅躺椅旁随意摆放的相框中就是他与玛琳·黛德丽的私人合影。但是他多年来纵横影坛捧回的奖杯，包括那六个小金人却被随手摆在了书架上，毫不起眼，很难被访客所注意。说来也是，他可是比利·怀尔德，他平生的成就早已不需要靠那些奖项来为他宣传。

年少轻狂

1906年6月22日，比利·怀尔德出生在苏哈的一个犹太家庭，那是奥匈帝国贝斯基德地区的一座小城，距离首都维也纳大约一百英里，如今在波兰南部。他本名塞缪尔，但由于母亲尤金妮亚年轻时曾旅居纽约，十分喜欢美国的布法罗牛仔戏，因此给他起了昵称——比利。

比利出生时，奥匈帝国还处于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统治下，他的电影《璇宫艳舞》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拍摄的。“1916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送葬队伍前往教堂时，小比利·怀尔德就在围观群众之中，” 乔弗利·麦克那布曾在传记中写道，“但当时的他只是惊叹于规模宏大的送葬仪式以及表情肃穆的人群中奥托王子头上那顶夺目的钻石王冠罢了。”

一战爆发后，怀尔德一家搬到了维也纳。在学校里，比利是有名的“刺头”，带着一帮问题学生挑战学校纪律，不是翘课去打曲棍球，就是跑去看电影。当时的美国电影在欧洲大陆已非常流行，比利最喜欢的影星是红极一时的查理·卓别林。

在比利的童年印象中，父母虽然偶尔会为了琐事而争吵，但大多数的时间里一家人过得却也平和安乐，直到某个夏日午后一封躺在父亲信箱里的邮件改变了他的生活。

那是一封邀请函，一家寄宿学校邀请怀尔德的父亲前去参加儿子休伯特的家长会。这个聪慧的小伙子很快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父亲在外有一个私生子。但是他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把邀请函拿给了父亲，父子二人相对无语。

“但是我知道，我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个约定，这个秘密会被永远封存。”即使多年后，比利回忆起此事依然印象深刻：“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原来欺瞒和谎言才是人生的常态。”这一立场后来则成为了他大多数电影作品中常常试图表达的内容。

1924年，18岁的比利·怀尔德以勉强及格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仿佛被命运捉弄般，又一段痛苦的人生经历已经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他。作为一名爵士乐的狂热粉丝，比利时常光顾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唱片店，在那里他结识了美丽的收银员伊莎，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然而不久后，他却发现女友竟然还是个出没于红灯区的站街女，深感被羞辱的青年掴了伊莎一耳光后，愤怒地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传记作家毛里斯·佐罗托描述这段历史时表示，怀尔德在与伊莎分手后，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一年后他便被迫从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退学了。

同时，这段苦涩的恋爱经历也摧毁了他对女人的信任，这也解释了从《双重赔偿》中的菲莉斯·迪特里切森到《福尔摩斯秘史》中的女间谍伊莎——为何比利·怀尔德的电影作品中总是会出现那些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蛇蝎女郎。

不过，比利自己否认了这一点：“那件事并没有给我的创作带来任何影响，一切只不过是佐罗托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我不厌恶女性，相反，她们是我灵感的来源。至于从法学院退学的传闻更是子虚乌有，虽然我的父母的确希望我成为一名律师，但是我非常反感学习法律，因此根本没有到法学院就读过。”

不管怎样，比利没有循规蹈矩地走向父母给他制定的未来，而是执意走向另外一条职业发展之路——成为了一名报社记者。在他看来，外出采访可比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混吃等死有意思得多了。

虽然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但凭借着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与渴望成功的雄心，比利在业内竟也闯出了一番业绩——他曾为了报社的圣诞特刊一天之内采访到了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和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原本当天他还去拜访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但这位颇具争议的精神分析学家却相当谨慎，由于他本人对媒体相当警惕，因此比利甫一拿出记者证便立即被他拒之门外。

不过对于这次“碰壁”，比利表示毫不在意，相反的，他认为自己能够见上弗洛伊德一面就足够令人满足了。

我们也曾提过，比利是个狂热的“爵士迷”，因此当他知道自己有机会采访蜚声世界的“爵士之王”保罗·惠特曼时，简直欣喜若狂，没有丝毫犹豫便搭车前往柏林观看保罗的音乐会。保罗的乐队主唱平·克劳斯贝非常欣赏比利发表的评论报道，于是力邀比利留在柏林直至音乐巡演结束。

就这样，原本只打算停留几天的比利·怀尔德，在此生活了一段时日后，有了移居柏林的念头。

那是柏林最好的时代，城市繁华充满诱惑，功成名就的机会比比皆是。21岁的比利·怀尔德同所有充满雄心壮志的奋斗者一样准备在这个“梦想之城”闯荡出一番天地。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罪案报道记者，每天有“浩如烟海”的犯罪案件等着他去揭发、披露。

“贪婪、色欲、政治腐败……关于人性我学到了很多，但没有一样是值得赞许的。”比利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曾这样感叹道。欲望总会压迫得使人窒息，光鲜的皮囊下总是暗藏苟且，这段罪案记者的经历使得比利越发确信人性之恶。这一观点后来也频繁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他的电影作品中。

当罪案报道记者收入微薄，有的时候比利不得不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为了赚取外快，他决定寻找一些猎奇的内容写成小说赚取稿费，舞男，就是一个绝佳选题。

于是，他扮成伊甸大饭店里取悦那些因年老色衰而倍感孤独的贵妇人的舞男，由此取材写出了长篇系列报道《舞男秘史》，文章刊登后引起极大轰动。比利成名后，常有人拿这段经历来讥讽他为了钱财不惜出卖肉体。对此他表示，的确会有舞男在跳完舞后陪客人共度春宵，以此来换取可观的收入，不过他从来没这么做过：“我是一名记者，我到那儿纯粹是为了取材，而不是靠去陪‘那群臃肿的老太太’睡觉赚钱！”

凭借《舞男》小有名气后，比利常去一家名叫“罗马咖啡”的波希米亚酒馆消遣，一些电影圈人士也常光顾那里。在和他们走动的过程中，比利遇到了保罗·科纳尔和乔·帕斯特纳克，他们二人是环球影业柏林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在那里他结识了日后炙手可热的女演员，玛琳·黛德丽。

在柏林做电影学徒

上世纪20年代的柏林可以说是欧洲电影的中心，恩斯特·刘别谦、弗里兹·朗以及茂瑙等知名导演的代表性默片作品大多在此诞生，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德国电影的“黄金年代”。怀尔德在做罪案记者同时也开始接触剧本写作，但由于籍籍无名，他所创作的剧本也无人问津，无奈之下，他只好开始做起了知名编剧的枪手。1927到1929年间，比利匿名写了将近50部默片电影的剧本，每份收取25到50美元不等的润笔费。

虽然剧本代笔费并不丰厚，但怀尔德好歹能够租得起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破公寓。仿佛突然时来运转般，在这间破房子里他终于卖出了第一个由自己独立署名的剧本。

“在那栋公寓里，除了我还住着房东一家，房东的女儿露露虽然已经订婚却总是喜欢在外卖弄风情。”怀尔德解释道：“那天，露露又来了一个访客，恰逢此时她那个肌肉虬结的未婚夫前来捉奸，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我定睛一看，阳台上那个鬼鬼祟祟、衣衫不整的男人竟然是马克西姆影业的负责人赫尔·格里森，我赶忙把他拉到了我的房间里……”人生就好像一场荒诞喜剧，一个房间里上演着鸡飞狗跳的情感大战，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房间，潦倒的编剧半强迫半恳求地卖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梦想”，价值500马克。

横空出世的黑马

环球影业的制片主管卡尔·拉姆勒要求科纳尔和帕斯特纳克为过气的好莱坞影星埃迪·波罗量身定做一部符合德国人口味的默片以求开拓德国市场。出于对预算的控制，两人找到了比利，委托他担任编剧。

结合自己的职业经历，配合波罗动作影星的身份，怀尔德刻画了一个英勇无畏的正义记者形象，甚至单枪匹马勇闯罪犯老巢，解救被绑架人质。为了突出波罗的“英雄”形象，他还设置了一场精彩刺激的汽车追逐戏码——即使开车陷入犯罪团伙的包围，在众多枪口之下，主角仍面不改色地将亲身经历的惊险场面以新闻通讯的形式传给了报社同事。

不过这些都没能挽回埃迪·波罗持续低迷的人气，波罗已不再是壮年时期的“动作英雄”，很多戏份做起来已明显力不从心，因此电影的观赏性很大程度上被打了折扣。虽然，影片上映后观众们对其并不买账，但这仍是值得怀尔德纪念的一部作品，毕竟这是他第一部拥有正式署名的编剧作品。

可以说，“罗马咖啡”是比利的“福地”，他早期的“圈内交际”大部分都是在此地进行的。除了科纳尔和帕斯特纳克，他在这里还认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之一，罗伯特·西奥德梅克。

当时，罗伯特在哥哥柯特的建议下，打算组织一批独立电影人来拍摄一部低成本的半纪实风格电影。在“罗马咖啡”遇见比利后，两人发现彼此志同道合、言谈甚欢，罗伯特当即邀请比利加入摄制团队担任编剧。在柯特·西奥德梅克最初提出的构想之上，比利顺利地完成了剧本，《星期天的人们》正式提上拍摄日程。

据比利回忆，《星期天的人们》的预算之低简直前所未闻——只有500美元，而且是西奥德梅克兄弟绞尽脑汁拼凑起来的，其中大部分还是向两人的亲戚借的，助理导演甚至将自己在弗里茨·朗的电影《大都会》中担任制片助理的报酬都拿来填补了漏洞。

此外，拍摄团队的其他人也尽己所能帮助节省资金，其中曾担任《大都会》摄影师的尤金·沙夫坦与助理摄影师弗雷德·金尼曼都自降报酬倾情协助。

“四名主演都是非专业的普通人”，金尼曼回忆道：“因为我们请不起专业演员。”影片的拍摄工作只能在周日进行，因为演员们平常还有固定的工作——出租车司机、红酒推销员、唱片店店员、时装模特——他们在电影中饰演的就是他们真实的自己，甚至连剧本中角色的名字都是使用演员自己的名字。

每周六，怀尔德都会与罗伯特·西奥德梅克、埃德加·乌尔默在“罗马咖啡”碰面，商讨如何充实下一场需要拍摄的细节。有时灵感来了，他会随手将内容写在手边的纸上，墙上的便签、信封的背面，甚至酒吧的菜单上都曾留下过他潦草的笔迹。

整个团队没有人有车，所以每次去拍摄外景他们都只能坐公交车。摄影器材平时由西奥德梅克和怀尔德分别保管，周末开拍时再“人肉”运到现场。有一次，两人在公交车上因为剧本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吵，怒气冲冲地不欢而散后才发现将当天拍摄好的底片丢在了车上。两人懊悔不已，只好再度重拍。

1929年12月11日，电影完成剪辑，影片时长一小时。乌发电影公司的发行部门主管汉斯在观看完整部影片后立即买下了电影的发行权。一周之后，《星期天的人们》开始在几家拥有艺术院线的剧场巡回点映，深受好评；1930年2月4日，电影正式公映。

《星期天的人们》一炮而红，蜂拥而至的影评人撰文称赞其为“朴实的现实主义杰作”。

伍尔夫与布里吉特在海边密林中偷情；运动镜头两人发现那枚让人在激情中倍感不适的松果时，拘谨而羞涩的对视一笑；诗意又旖旎的跳跃式配乐……人们津津乐道着与电影有关的一切，包括画面中流露出的无声的惆怅。影片的末尾，四个年轻人各自踏上归途，他们明白未来彼此不会再见，虽心存不舍却依然若无其事地告别，回归以往平淡的生活。正如片尾收场白所写：“无论影片抑或现实，所有人重返他们原本寂寂无名的生活”。

《星期天的人们》是一种半写实风格的全新类型片，观众在此之前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演员没有专业的表演思路，导演也不要求演员化妆，一切都为了真实、自然、可信。

《视与听》杂志评价认为《星期天的人们》之所以走红是因为“对商业影片无尽无休的谎言的一种反叛……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毫无疑义地接近现实的基本态度；在电影和时间之间既不要化妆，也不要布景；既不要程式化的表演，也不要活动布景。

正是如此，这部影片才能将其新鲜感保持至今。”正如怀尔德所说的，“西奥德梅克与我，所有人在整个工作周期中都在寻找着、实验着一种全新的诠释手法，我们不想拍摄那些明星和上流社会的虚幻生活。与那些大公司不同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商业电影的那些‘陈词滥调’。”

《星期天的人们》是一种半写实风格的全新类型片，演员没有专业的表演思路，导演也不要求演员化妆，一切都为了真实、自然、可信。

不过，不得不说，运气也是《星期天的人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电影的发行时间正好处于无声电影的没落时代，人们厌倦了默片却又难以寻找其替代品，此时《星期天的人们》如黑马般横空出世，重新点燃了观众的热情。而随后不久，《爵士歌王》凭借“误打误撞”留下来的几句对白，彻底改变整个电影业的轨迹。声音从此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而不再剥离在外，这一改变引爆了观众的兴奋点，随后《纽约之光》《心灵乐章》等有声电影浪潮开始席卷欧洲大陆，而怀尔德也跟随西奥德梅克正式进入乌发电影公司，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剧本创作。

流落巴黎

1933年1月，希特勒正式上台后，身为犹太后裔的比利深感自己如果再继续留在柏林恐怕难逃劫难。思虑多日，他决定移居到巴黎，因为他曾在学校选修过法语，说得尚且流利。“国会纵火案”后的第二天，比利就收拾细软、搭乘夜车离开了柏林，他靠创作剧本攒下来的积蓄全都藏在了自己帽檐中。他离开的一周后，乌发电影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就被纳粹分子全体肃清了。

1933年3月1日，26岁的比利·怀尔德来到了巴黎，他躲在凯旋门附近的一个破公寓里避风头。不久后，比利联络到了几个同样避居巴黎的乌发电影公司的同事，一起重操旧业。这时，一个讲述一名死不悔改的少年偷车惯犯的剧本被送到了他的眼前。

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怀尔德的筹备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这时有位制片人找上了他，表示自己愿意投资《坏种》，但前提是女主角必须由他的女朋友来出演。怀尔德则表示，那位小姐的演技尴尬到连自然而然地脱衣服都不会，更勿论担纲电影主角，两人不欢而散。

为了节省预算，朋友们劝说怀尔德自己亲自执导这部影片，推脱不得后，他只好又雇佣一位经验丰富的匈牙利导演，亚历山大·爱士威，来辅助他。庆幸的是，爱士威不仅在技术上对他颇有助益，还为剧组拉来了十万美元的赞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不过，怀尔德表示，即使资金到位，在拍摄过程中剧组还是相当节俭，“基本上，大部分内景拍摄都是在一个改装车库中进行的”。

怀尔德虽然是初执导筒，但他依然在影片中别出心裁地耍了几个小把戏——几个突然静默的片段，没有人声，只有韦克斯曼动感的爵士乐飘荡其中；亦或是女主角珍妮特（达尼尔·达黎欧饰）首次出场时她手上化妆镜中映出的面容；他甚至在剧情中意味深长地安排了一段隐秘的同性恋情……

不同于当时的法国电影，比利·怀尔德的电影完全呈现出了一种纪实主义风格，影片中存在大量的外景拍摄——城市的宽街窄巷、泥泞的乡间小路在镜头前一一展示，而这也正是随后特吕弗等不少法国导演不断探索、开拓的新形式。

次年夏季，《坏种》在法国正式上映，获得了不少观众与影评人的正面评价。不过，怀尔德却表示有限的制作成本与畏手畏脚的创作空间，使得他并不是很享受这次执导经历。“但是起码现在我知道了，（做导演）这件事我可以做到。”他坦言自己还是更热衷于剧本创作，而且《坏种》上映时，怀尔德已身在好莱坞，开始再次追求他的全新创作生涯。

好莱坞新移民

揣着一张临时签证，比利·怀尔德辗转来到好莱坞，决心在美国继续靠当编剧来养活自己。虽然在母亲的影响下，比利从儿时开始就十分渴慕美国文化，但初来乍到的他很快就遇到了难题——他的英语水平实在惨不忍睹。好不容易在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旗下的编剧部门谋得了一个小职位，因为口语太差他在公司鲜少与人交谈。

为了省钱，比利和同为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工作的同乡，演员彼得·洛，在日落大道附近一个死气沉沉的街区合租了一个小房间。残酷的现实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这里是好莱坞，是世界上最大的“梦工厂”，每天有无数人背负着自己的理想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寻求着使理想变现的途径，而他只是其中混得最不尽人意的一个——潦倒的小编剧，剧本卖不出去，已经穷到了快在好莱坞活不下去的地步。

雪上加霜的是，很快哥伦比亚影业与他的签订的合同就到期了，而对方并没有再续约的意愿，丢了工作的比利面临着即将被遣返回德国的巨大危机。

为了获得移民签证，比利在朋友的帮助下偷渡到了墨西哥（美国针对欧洲的移民名额已经满员），在墨西卡利的一家仿若难民营一般的旅社里等待移民机会。眼见重返好莱坞的希望渺茫，孤注一掷的比利闯进了移民办公室。“我知道我需要一大堆材料来办手续，但是我身上除了签证和出生证明别无他物”，他向当地的移民官解释道:“如果要我回德国去取那些材料，他们会立刻押解我去达豪难民营。”当被问及留在美国靠什么维生时，他自信地回答“我写剧本”。

移民官在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沉思，稍顷，下定决心似地对他说了一句“一定要写出好的剧本”，随后就在护照上敲下了钢戳。“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一定不能辜负墨西卡利的那位先生”，比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千。于是，一切尘埃落定，那一天成为了比利·怀尔德记忆里最闪亮的日子。因为从这天起，他成为了一名合法的美利坚公民。

他从墨西卡利回到洛杉矶，凭借在德国多年的创作经验，试图再找一份编剧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在德国创作的那些作品在好莱坞并不出名……我考虑过找一个经纪人帮我运作一下，因为我既没有刘别谦那样的赫赫威名，也不像茂瑙有《诺斯费拉图》这样的名作加身。”

仿佛是一个刚出道的无名小卒，比利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住在日落大道的马尔蒙庄园酒店女厕所旁边的一个门厅，忍受着前来解决“个人问题”的女士们投来异样的眼光，一份汤可以省着喝一天……“那时，我的外套上有好多补丁，”怀尔德回忆道，“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真的磨破了好几个洞。”

这样贫寒落魄、捉襟见肘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比利的语言始终无法融入当地，尽管他每天都坚持跟着广播学习英语，但是源自母语的口音却保留了下来。“如果是少时泊来异乡，在这里念书，我应该能够摆脱德国口音”，比利辩解称：“但是我来的时候已经29岁，太晚了……而且如果你觉得我口音重，你应该去和刘别谦聊聊天，不过他有一对灵敏的耳朵，可以随时识别当地俚语。”

随着英语水平的提升，比利的生活境遇也逐渐有了改善。乔·梅尔计划执导一部由福克斯公司投资的影片，他邀请比利担纲编剧，改编自早期由杰罗姆·科恩创作的音乐剧，这就是《天籁》，这是比利来好莱坞后，第一个拥有独立署名权的作品，他也凭借该片签约了福克斯。

但不幸的是，随着福克斯电影公司与二十世纪影业合并，比利再度失业了。重回那种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日子让比利感到惶恐，他开始大量接活，署名亦或不署名无妨，电影类型来者不拒。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时来运转，怀尔德认识了派拉蒙影业创意部门的主管曼尼·沃尔夫，对方很欣赏怀尔德之前的编剧作品，以250美元的周薪将他签至派拉蒙旗下。当时，派拉蒙影业拥有的超过100名签约编剧中不乏美国知名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是，比利却对他不以为然：“我承认菲茨杰拉德是位优秀的小说家，不过他的编剧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就好像你让罗丹去修水管，他能雕刻出‘思想者’，但是他连接不好一根水管，菲茨杰拉德也是一样。完成一个优秀剧本可不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即使拍一部平庸的电影也需要了解规则方法，你需要知道如何把控时间、塑造角色、学点关于机位的知识——但他们这些作家缺乏这方面的自我训练，并且对此嗤之以鼻。”

在好莱坞最初的几年，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收入极不稳定，因此比利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婚恋问题。如今，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他的年龄开始使他有了紧迫感。在择偶条件方面，比利很明显地对那些同他一样申请来美政治避难的德裔女性有所回避；即使选择工作助手，他也偏向于那些活泼的美国女孩，因为她们可以帮他练习口语。于是，1936 年底，比利与相识一年的女朋友，朱迪斯·伊莉贝结为夫妇。

这是比利的第一段婚姻，两人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不过1936年，对于比利·怀尔德来说，有一件事比结婚还要值得铭记——他在派拉蒙结识了查尔斯·布拉克特。

比利曾经说过：“如果在剧本创作方面能有一个得力的搭档，能与之交谈且不必独守办公室，这是一件美妙愉悦之事。”而恰好此时主管沃尔夫别出心裁地把比利和布拉克特配在了一组——这是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在初创的《纽约客》担任影评人。两人的人生经历虽然大相径庭——比利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布拉克特是来自东海岸的中产之家——但合作起来却意外和谐。

“也许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剧本创作，不同的阅历使我们的想法总会发生分歧，但是最好的剧本就是在思想碰撞摩擦中产生的，”比利感慨：“遇到布拉克特这样一个创作伙伴，我很幸运，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创作者，在剧本写作过程中会散发很强大的气场，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编剧团队。”

一番磨合后，两人开始了首次合作，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蓝胡子的第八任妻子》，改编自一部法国荒诞喜剧，它的导演就是比利·怀尔德的偶像，恩斯特·刘别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