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陌生的人群。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界限？一直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伤痛。
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在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课，再完成700小时临床实习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学位。此时距离L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
我写下笔记，纪念接触过的所有病人的悲苦。同时，故事也发生在我身处个人危机的旋涡时绝望的疗伤中。也许这是我一次“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尝试，一个对L逝去的纪念，不过它更是我发现情感与探求精神的旅程，也许我的使命就是做一个荣格所说的“受伤的治愈者”。带着自己的秘密，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又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我管这家精神病院叫“伤河”。它是一座四处平铺开来的灰色单层建筑，和普通学校并无二致。这家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位于美国中西部小镇上，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一百多个床位，分六个病室：
选择——儿童科室；
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
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
勇气——青少年性侵；
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
遗产——老年病室。
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一年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一个月到四十五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这与我们并无二异。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闻所见：他们不是常青藤、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为真实的美国。
* * *
我的工作从名曰“十字路口”的戒瘾科室开始，它专门接收毒品和酒精治疗的成年病人，其中很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犯罪历史，大多和吸毒、贩毒、携毒、盗窃、酒驾相关。有人被法官勒令戒毒，以免牢狱之灾，运气差的出院后仍要直奔监牢。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诚心悔过只是天真的想象。我在这里见识了众多智勇双全的厉害角色。
最初我对酗酒吸毒还知之甚少。它是一种疾病，和先天遗传有所关联，并不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过我脑中更多浮现的还是电影和新闻中吸毒、犯罪、艾滋病的种种画面。就在这种对禁忌和绝症的恐惧和好奇中，我开始了在精神病院的工作。
周三下午一点半，我带着笔记本和讲义准时来到多功能室，黑色夹克和长裤尽力武装出专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新添的三张长沙发，再加上十几张舒适的靠背椅，都是功能性的家具，没有一丝无用的奢华。
正对着座位的黑板上画着成瘾的趋向图，墙上是24小时的时刻表。靠墙的窗户是双面玻璃窗：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举一动，从里向外看却只是面镜子。多功能室的另一扇门正对着护士办公室，那是信息的主要渠道，每天都在传播世间离奇的故事。
这里是医院里唯一的成年人科室，病人行动自由，五花八门。医院采用的理论系统是“辩证行为治疗”：在行为认知疗法基础上加上对自己的全然接受，以“嗜酒者互诫协会”（AA）的十二个步骤为蓝本，从承认无助开始，以达到灵性的重生为最终目标。
一、承认在酒精／毒品前的无助。我们已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二、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在我们之上，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理性。
三、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交到我们自己所理解的神的手中。
四、探寻我们内心无畏的道德准则。
五、向神、我们自己和他人承认错误的本质。
六、为神除去我们的缺陷做好充分的准备。
七、恭敬谦卑地请神除去我们的缺陷。
八、列举出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名单，然后愿意与他们和解。
九、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与这些人道歉和解，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别人。
十、继续内心的记录，在犯错的时候马上承认。
十一、通过祷告和静坐冥想来提高与神的有意识的接触，只为了解神的意志和继续的力量而祷告。
十二、经历精神的觉醒，我们试着将这则信息用于抵挡酒精／毒品，并且将之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
早上八点半，晨烟缭绕的每日例会。“四月的情绪很不稳定，会很麻烦。”咨询师B说道，她刚给四月做了入院的心理评估。 B是一个有着三十年经验的老咨询师，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被阅人无数的她称为麻烦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呢？
精神科医生M拿起一本病历，书脊上写着四月的全名。“五十四岁，离异，有长期过度服用止痛药的历史。抑郁症和毒品依赖，自愿求助，低收入人群医保，”Ｂ一边简单明了介绍，一边在文件上迅速勾画出无数个签名。
医学主导的疾病模式决定了医院内部金字塔式的关系：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护士，最后是受过一些基础训练的工作人员。患者的治疗是团队的工作，不过医生是最终的“法官”，对于患者的去留与治疗有着决定权。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必须经过医学院的正规训练，加上几年的住院医师实践，并且通过统考获得专业许可证后才可获得执照，他们侧重于心理疾病的诊断与药物治疗。与之相比，心理治疗师更注重病人的心理治愈，大多以人本主义的原则，运用更为多样和灵活的方式，将来访者当作遭受痛苦的个体而非等待解剖和治疗的对象。
心理治疗师的群体相对复杂，有临床心理学、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等主要来源，都需通过职业统考、获得相应州的执照后才可以正式工作，尽管其中一些人也可以诊断，但不能开药。除了药物和住院费用之外，大部分的美国医疗保险支付一周两到三次的个人面谈和每天一次的团体治疗。
这间小型会议室原是一间病房，正对着进出“十字路口”科室的走廊，可以看见病人列队去吃早饭，排一行长队，点名后跟随工作人员鱼贯而出。他们通常安静而散漫。穿背心人字拖的男人，背后的纹身呼之欲出，玫瑰花、美洲豹、十字架，突兀的光头好似某种现代艺术的景观。身着睡衣的女人，未干的长发散落在身后，好似刚从台风中被抢救出来的幸存者，又如马戏团里正在表演的海豹，拖着肿胀的小腿缓慢滑行。
眼前的这支队伍奇奇怪怪，不伦不类。他们有一早下楼买油条般的随意，又夹杂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这股气有时是桃红色的，他们大声地说着某种笑话，粗暴地笑；有时变成深紫色的埋怨和各种有理无理的要求；有时候又变成了很淡的灰白色，很轻很轻，几乎没有声响地飘过，不留任何痕迹。这里有怒气、怨气、戾气，还有哀气和丧气。
“又是一个药物沉溺的老年妇女，加上个人创伤史。”M翻看着四月的病历。止痛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药物沉溺的来源。药品变毒品的路程并不复杂，很多人因为疼痛而服药，不幸上瘾，然后打着药物的名头，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并非瘾君子，只是为疾病继续服用。长期使用止痛药可能导致药物成瘾—— 一种不计后果持续服药的强迫行为。当身体适应药物的存在，突然停止，就会产生戒断症状，好像长期酗酒抽烟的人突然戒掉之后的烦躁痉挛、呕吐腹泻、失眠疼痛等。于是很多人装病以获得处方药物，再有就是在黑市上购买，后来又转向海洛因作为替代品；没有办法时，也有人就着药店里的非处方咳嗽药成瓶灌下去，以获得些许缓解。
此时所有人的病历都放在一个类似飞机送餐车似的小车上。这家医院还保留着手写的传统，和这里的病人一样，多少有些另类。咨询师在每次面谈后都会留下报告，工作人员也会对病人24小时的行为记录评分，加上医生的诊断和药物信息一起结集成册，于是成就了一个个厚重的文件夹。如此装扮之后，这些记录就有了档案的权威，有些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更多的变为保险公司资料库中的无名数据和高昂费用的合理论据。
硬塑料的封面下，病历首页有病人的姓名和生日，打印在很小的长方形粘纸上。还有病人的大头照，与罪犯入狱当天的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的瞳孔放大，露出宿醉诡异的笑容；有的面无表情地直视，仿佛专注地聆听某种召唤。入院当天的病人大多处于糟糕透顶的状态，与后来见到的真人相差甚远。
夏日午后，方才还是骄阳似火，顷刻间就大雨瓢泼。停车场上偶尔有驶出驶进的车辆，大多是换岗的护士。值晚班的护士下午四点上班、午夜下班，此时她们正带着异于常人的振奋在雨中阔步前行。
四月踩着这股局促的水汽走了进来。个子很小，只有一米五，语速飞快，音调很低，有着抽烟或者哭泣之后扁平沙哑的音色。她既不年轻，也不显老，一种并非故意隐藏的难以判断。她穿着牛仔裤加短袖T恤的标配，外面还罩着长袖格子衬衫。五十岁后的妇女大多已经明白了装嫩的虚妄，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年轻穿在外面。
“我该怎么办呢？”四月露出第一天上学似的忐忑不安，又有生怕做错事被罚般的小心翼翼。她说话时紧盯着你，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漏掉至关紧要的信息。和这里大多数病人不同，她满心都是想要留下的绝望。
“我是你的咨询师，今天第一次单独见面，想先了解一下你来医院求助的原因。”
“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只有我和娜娜。娜娜走了，我每天守在她的床边，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四年了，我每天都去她的墓前。一年前，我的祖母也走了。六年前，丈夫死了……”
被父母遗弃的四月从小由祖母养大，二十几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六岁的男人。两人非常恩爱，女儿的到来更是增添了无数欢乐，直到丈夫去世，直到女儿离开。四月独白式的哭诉持续了十多分钟，她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并不是我技艺高超，而是她积郁太久，到了无法不说的地步。任何人此时坐在对面，她都会毫无保留地倾诉吧。
“你这一路走来，一定很难。” 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心理治疗成败的关键，我循规继续，可是内心的不安已如潮水般涌起。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嗑药的。太难熬了，冬天的夜晚，没有人听我倾诉，没有人理解我。”
“马丁呢？”马丁是四月的男朋友，他们住在一起。
“他是个农民，你知道的。是个好人，可他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有自己的儿女，并不懂得我的痛苦。” 四月刚刚停止的哭泣又开始了，甚至更加猛烈。“也许娜娜本不该死的，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认为自己要对女儿的死负责。”我想让四月看到这是她选择并强加给自己的观点，而非铁的事实。
“我们那时没有医疗保险，如果我有钱的话……”四月继续以一种在法庭受审的口吻喃喃念叨着。
娜娜生病后，四月辞去了干了三十年的老年护理工作，专心照顾女儿，也丢了收入。娜娜的死因，我当时并不知晓，直到两周后某一天她嚎啕大哭泄露了女儿最后时刻的惨状，全身流血是由于吸毒造成的内脏功能衰竭。
少者去而长者存，世上的痛莫大于此吧。在毒品中寻找解脱的她，面对杀死女儿的凶手自己也无法自拔，日日受自我谴责的折磨。可是谁又不会自责呢？“如果”的问题谁又没有千百次地追问过自己？死亡是最不理性的事实，对存在的终极挑战。
我瞄了一眼墙上的钟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只能紧盯着她的脖颈，做出直视的假象。丧失之痛，也许会越来越容易，但是永远不会变轻。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场，只有将电波调到与咨询者同一个频率时，才能与她接轨。所谓共情，就是她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无论是在她没有准备好时陪在谷底，还是等她有了点气力时一同攀岩并提醒她陷阱。只有在绝对的真实和支持前，病人才能放下种种的畏惧和禁锢。于是两个赤裸裸的灵魂，在最深处建立了某种联系；双方共同走过一段艰苦的旅程，说是情感和精神的伴侣也不为过。就在这样的交互中，心灵的治愈神奇地发生，双方都有一种不可言说但心领神会的感受。
接下来几周，四月有所好转。我们还是在谈娜娜，有了我这个听众，另一个知道娜娜存在的人，四月似乎不那么孤单，少了些绝望，情绪也稳定下来。身体里的毒素排除之后，她开始有了笑容，愿意分享，并且还帮助其他病友。体内那份爱人的天性，在许久的沉寂之后喷涌而出，终于又找到了抒发的对象，甚至惹得同屋妮娜颇有怨言：她让我不要在餐厅里说话，她叫我多收拾房间少喝可乐，她把我当成了女儿对待！
可是有一天四月突然反复，像断线的风筝。她第一次在面谈时没有哭泣。“昨天我和马克通电话了，”她埋着头，没有看我，“我们吵了一架。”
“为什么？你不是说他很支持你的治疗吗？”
“昨天我们谈到娜娜的东西，马克问我什么时候把它们处理掉。”娜娜去世四年了，四月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她的物品。如今搬到马克的农场上住，娜娜的东西也跟着过来，占据了一整间的地方。
“我答应过他会处理，但现在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求他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碰它们，一切等我回去了再说。” 四月的绝望弥漫在入秋的夜气里。
“所有的亲人都遗弃了我，母亲根本不在乎娜娜的死，葬礼那天，她都没有来。” 这是四月第一次提到母亲。我想起她的病历：父亲早亡，遭母亲遗弃，祖母抚养成人。“再没有人了，我是世上唯一记得娜娜的人。我要留住娜娜，不会让任何人把她磨灭的。如果我也死了，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我的世界里只有娜娜，她死后，一部分的我也死了。”延续娜娜的存在是支撑四月度过无数个孤独痛苦的夜晚的力量。四月告别的不仅是娜娜，更是她自己的过去和幻想。娜娜是女儿，也是四月实现完整家庭、幸福童年的希望。四月挽救不了娜娜，娜娜也无法成为四月的救赎；四月需要重新找到自己。
* * *
“不会是冬梅又回来了吧？”大家至今热衷于这个玩笑，谈狼色变之余，也不乏嘲弄。她在医院三进三出，是众人口中的厉害人物，敬而远之的角色。
冬梅出场在一个寻常的周五上午，周末将至，众人或在懒散等待，或在疯狂地完成指标。我正在办公室写报告，突然间铃声大作， “黄色警报，黄色警报，地点在Ａ区走廊，A区走廊！” 广播打破了平静。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加入了慌乱奔跑的人群。
我看见冬梅时，她已呈大字形趴在地上，左脸挨地，右脸朝上。一左一右两名护士，用身体摁住冬梅的身体和双手，看不清她的脸。她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在地上不安分地探索，指甲周围星星点点血迹，胳膊伤痕累累。
黄色警报的代码表明事故发生，需要协助，所有可能的工作人员都要奔赴现场。不一会众人散去，如同交通事故打扫干净的现场，所有残骸都已了无踪迹。只有墙角的一根电线，悬在不大不小的窟窿里，无聊地荡着秋千。当班护士说冬梅之前已经吵闹了两三个小时。她拒绝进入教室，在走廊上不停地辱骂呼喊，趁有人经过时试图夺门而出。她用能找到的所有物件自残，把手伸进墙上的电路插座，威胁要结束生命。
督导说，冬梅是因为不想出院才这样做：制造麻烦，表明病情加重，推迟出院。用手指将插座从墙上抠下来似乎是代价过大的表演，不过，冬梅确实没有按原计划出院，不仅如此，她提出的见新咨询师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于是本无交集的我们开始了一段旅程。
当天下午见到冬梅，我才看清她的长相。冬梅大眼睛、长睫毛，棕色头发、皮肤白皙，可是脸部轮廓却比盎格鲁撒克逊的欧裔柔和得多。她有着婴儿肥的圆脸，笑起来两个酒窝，说甜美可爱并不过分，很有些动漫人物的味道。虽然很快就要成年，看起来却只有十三四岁，这在美国以早熟著称的青少年中实不多见。
四年前她们姐妹三人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就这样漂洋过海从乌克兰孤儿院到了异国他乡。她们获得的不仅是家，还有新的身份和名字。与来自中国的弃儿不同，很多从前苏联领养的孩子外表和白种人并无二异，加上中国市场的紧缩，他们正在成为国际被收养人群中的主力。
乌克兰，一个历经苦难的国家，从前苏时代的大饥荒和种族清洗，到现在的乌俄纠纷。如同大部分的历史，人民对于独裁杀戮的记忆狡猾而不可靠，2014年7月17日乌境内被导弹击中坠毁的马航客机，乘客至今尸骨未寒。
此时，早上的黄色恐怖已经从冬梅身上一扫而光，她半梦半醒，露出一种无所畏惧又无所依恋的游离感。将病人固定在床上的做法已被美国的精神病院摒弃，如今护士可以酌情给病人服用有镇静催眠效果的药物，这既符合人道之名，也比不得不听病人的嚎叫来得轻松。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 和我来这儿工作前的预想不同，大多数病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有着惊人的坦率。
“我弄坏了窗帘和家具，还打了妹妹，”她手托着腮，脸上挂着甜美微笑，“不过我只是在跟她玩。”
我看着冬梅依然蒙眬的眼神，回想材料里的描述——暴力倾向，六岁妹妹的脖子上淤青可见，曾用刀砍伤家里的宠物狗。这是她第三次被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养父母难以控制局面，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甜美温顺的小女孩会瞬间变身为狡猾狠毒。前一秒她还像温顺的小哈巴狗，摇着尾巴等你回家，大声说“我爱你”；后一秒她就成穷凶极恶，以残暴的行为阻止任何人的靠近。她把你拽到她的身旁，然后又狠狠地一把推开，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你来美国四年多了吧，习惯了吗？还会讲乌克兰语吗？”我注意到冬梅说话时细微的口音，还有她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很好啊。” 她似乎对我询问历史而非批判她的罪大恶极有些吃惊。
“你和家人相处怎么样？你的养父母，还有姐妹。”
据养父母介绍，冬梅的姐妹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家庭和美国社会，只有她格格不入。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猜测冬梅和她的姐妹并非血亲，因为她们的长相明显不同。姐妹们一副棱角分明的欧洲人模样，而冬梅却颇有些像亚洲人。这种怀疑他们从未向外人透露，和世间无数的身世之谜一样，冬梅的血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尽管斯拉夫人仍是乌克兰人口的主流，但因为有过蒙古铁蹄的践踏和前苏联帝国的扩张，有中亚特征的乌克兰人并不少见。不过在淳朴落后的美国乡下，无论是蒙古、共产主义，还是乌俄边界纠纷，都像外星球一样遥远。所以冬梅时常被误认为是具有白人血统的西班牙裔——这个受歧视的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
“我和她们玩不到一起去。我喜欢听乌克兰流行歌曲，不过已经记不得怎么说乌克兰语了。”
改名，失语，无根。一个忘记了母语的人，一个没有父母也许从未有过的人，一个在学校被嘲笑长相和口音的人，一个和自己的姐妹都不相像的人，一个失去一切关联的存在，该多么孤独。
可是我从没在冬梅那里看到过孤单。大部分时间，她和所有人打招呼，远的招手，近的寒暄。餐厅里每次相遇，她都飞快地堆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挥舞双手，百米外一个飞吻。不过那笑容很快消失，她瞬间又会回到面无表情的状态。
冬梅朝工作人员微笑，与男孩调情。她说男孩更容易交流，女孩都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她们。她是粉衣铁心的交际花，即使在医院这样奇特的社交场里也能大显身手，在规则制度、摄像头和明争暗斗的缝隙中纯熟地玩弄各式花招。
接下来几次面谈，冬梅一直戴着不屑一顾的面具。她不断恐吓出院后要再次离家出走、吸毒贩毒、惹是生非，用督导的话来说就是无所顾忌，不思悔改。去监狱或是戒毒所的威胁对她毫无用处，她经验丰富的野狼，全不在乎。对此我束手无策，一个不在乎家人、善恶、未来的人，我拿什么和她讨价还价呢？
可是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冬梅只会笑，不会哭。说是秘密并不确切，她并没有故意隐瞒，只是我们都习以为常地忽略，将哭泣当作理所当然该有的本能。情感的表达方式在各个文化中有所不同，有人在葬礼上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有人则必须嚎啕大哭以表达悲伤；可是，这世上又有谁不会哭泣呢？
“你是说你不想哭，还是哭不出来？”我一边故作镇静，一边在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会哭。记得有一次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所有的人都在哭，我也很难过，但是哭不出来。哪怕大门紧闭，头蒙在被子里，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哭不出来。”
“你还记得上次哭泣吗？”我仍然心存怀疑。
“是很久以前在乌克兰时。”冬梅想了一下。
“是在那间孤儿院吗？”
这个回答，我等了很久。冬梅纹丝不动，连脸上细微的皮肤、细胞、肌肉和眼神也没有变化，手蜡像般停留在半空。我想到“僵直紧张症”患者，他们的身体可以瞬间冰冻，可能持续几个小时，也可能几天，无论外界如何刺激身体，他们都毫无反应，不吃不喝，严重的即便大小便失禁也没有反应。冬梅是陷入了僵直紧张症患者发病时的那种超常和失控的世界，一种自我保护的深层休眠模式；还是被困在了某种梦境，某个深邃的记忆之场呢？
我又想到无痛症者，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无法感觉疼痛、冷热，有人眼泪全无，有人难以排汗，大多在未成年时就死于高热和其他并发症。在丧失了预警系统的世界里，他们像被抛入高峰时段十字路口的盲人，一迈步便是伤害。没有痛的世界有如人间地狱，他们面对滚滚车流毫不在乎地撞上去，即便是流血、骨折和截肢也面带微笑；不知道疼痛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嗯，我记不清了。”
哭泣和性爱一样，发自本能。它有节奏和频率，是个不完全受理性控制并富有直觉和创造力的领域。无法哭泣的生理一定和心理息息相关。在那冰雪中的孤儿院里，在她上次哭泣时，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可以让她失去哭泣的本能？我不知道她的面具下还藏有多少秘密，或许她自己也并不知晓。
身体保留记忆，哪怕大脑已经忘记。关于大脑和身体的关系是不朽的鸡与蛋的难题。劫后余生的人们除了庆幸之外，还有抹杀不去的疲惫和阴郁。在高度匮乏的孤儿院里，相互竞争的不只是面包牛奶、少受同伴的惩罚虐待，还有关注、情感与爱。
又到出院时，冬梅故伎重演。她试图留在医院，确切地说是想尽办法推迟回家的时间。这个自残又残暴，索要拥抱也给予亲吻，每时每刻都要引起注意的女孩，走时也惊天动地。她举报所在科室的工作人员对她有不当的身体接触，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员受调查，最终一人被开除。
其实冬梅对人并没有仇恨，只是害怕离开和再次面对真实的世界。她无法哭泣也难以言说；害怕失去，从而一直索取却不敢承认：“你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在我经历这些痛苦磨难之前，在我还可以哭、可以爱的时候？一切来得太晚，我已不抱希望。”冬梅责怪养父母的迟到，责怪命运的不公，是越渴望爱越拒绝爱的绝望与吊诡。
不是不爱，而是爱太致命。有时冷漠并不是于人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冬梅和很多被收养的儿童都受到“反应性依恋障碍”的困扰，患者从小受到忽视，无法与人建立安全和信任的稳定关系。他们一方面渴望关注和爱，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去爱，难以消除对丧失的恐惧。从小没有和人建立起健康关系的他们，长大之后也不知道如何与人正常交往，于是永远在索要爱和拒绝爱、我不需要你和我需要你的两极间游荡。
终究不能一直住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这里也没有解药，因为冬梅别无所求。也许抗争本身就是她的目的，是她所需的存在证明。暴力行动和伪装的讨喜，都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她燃烧来提醒别人她的存在，在刷存在感的同时将自己消解掉。
临走那天，她留给我两幅画。一幅画里有一个假小子般的女孩，只有头和身体，四肢全无。这个短发女孩站在一栋三扇门的房子里，身上两颗心，一颗写着“恨”，另一颗被箭穿过。这是颗因伤害而破碎的心，还是渴望被穿透、被打动、被爱的心呢？也许都是，也许利箭穿心的痛是她唯一懂得的爱的方式。
另一幅画上是一个身着公主裙的女孩在草地上嬉戏。春天午后，山花烂漫，放风筝的女孩旋转。难以想象那在墙上抠出血的指尖可以画出如此温柔的线条。
“我知道你不想回家，如果能够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会是哪里呢？你闭上眼睛能看到它的样子吗？”
“有一道彩虹，六只麋鹿在彩虹边。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她招手让我走进森林里。树林被积雪覆盖，然后我们在玩耍。”
“‘我们’是谁？”
“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和妹妹，我们五个人。”
“然后呢？”
“我累了，睡着了。醒来时爸妈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了天堂，其他人也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困在这里。”
“你见过亲生父母吗？”
“我爸爸死了，从来没有见过他。临来美国前见过妈妈一次，只有那一次。我不恨她。她说美国很好，你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你现在还在那个森林里吗？还是已经出来了？”
“爸爸妈妈把我接到天堂的树屋里，只接了我一个人，我们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大大的树屋，有很多很多的玩具。”
* * *
2016年5月，我迈出“伤河”大门，同时结束了在美国精神病院一年实习的疯癫笔记。我两手空空，心里却满载着四月的伤、冬梅的惧……还有自己的痛。羡慕那些生性轻松的人，我独自背负着泰山，举步维艰，连日常的事物，都太过执着。对于人世的天真一旦丧失，就再无恢复的可能。时间的河流，唯有向前。
那是个马年，中国人说是特别不幸的一年。马航MH370失联，沉没海底，227名乘客至今尸骨未收。几个月后，又一架马航的飞机刷新了死亡记录，这次是由于乌克兰危机被硬生生击落。从黑海到太平洋，世界充斥着暴力与悲伤。
那一年，我突然失去了他，因为一种极其罕见的脑出血和更为罕见的脑感染，百万分之一的几率。泰山未满两岁。在这样的荒谬中，一切都算不上荒谬了吧。
所有谷歌搜索的结果都警告我，此时不要做重大决定。但我还是出售了房子。出售前，我把房子收拾得比任何时候都美丽光鲜。我问自己，为什么住在里面的时候没有这么做呢？我回想之前大大小小的争执；只要还活着，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自此我无所畏惧，可是害怕死亡。我害怕看见救护车，尤其是当泰山指着路上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问我叫什么的时候。我避免一切和“爸爸”接近的场合与发音。我至今害怕经过医院所在的那条街，街上的那种声音、那种味道。可是我别无选择，那是去泰山学校的必经之路，小城的生活如此。
心理学家说身体记住一切，甚至在大脑已经“遗忘”的时候，肌肉会留下创伤和潜意识的印记。我越努力却越深陷，世界愈来愈小，直到窒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恐惧感，是抬头望飞机坠落，低头见汽车撞击。邻家孩子的一声啼哭，在脑中立刻幻化成一个悲剧的场景，而主角是自己。夜晚的电话铃声，引发阵阵心悸，仿佛在等待噩耗来临。对于受过伤害的惊弓之鸟，一点微小的信号都是危险的征兆。经历过荒谬的小概率事件后，死亡由抽象的概念变为无比具体的现实，再无安全感可言。
自此敏感的神经触角不仅探测着每一寸潜在的危险，更像导火索一样连接着一触即发的莫名愤怒。无论是清晨的铃声，正午的欢笑，还是黄昏的鸟鸣，都好像放大了百倍的噪音，瞬间引起极度反感。荒谬的愤怒，没有对象，又对谁愤怒？可大部分时候，对抗痛苦的是麻木。我试图避开这个话题，这个让别人为难的话题，好像你某种程度上需要为这个悲剧负责。黑夜，我忽然觉醒，原是梦境，还在这里。
大脑无法控制身体的感觉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在还有意识时。我时常想，人临死前当器官衰竭大脑却还未死亡，或者大脑死亡、器官尚好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我大哭、忏悔，盼望自己赶快醒来；可也许我又希望不要醒来，因为现实的这个能够感觉到记忆的世界更加痛苦。失去控制的感觉无比恐怖，我想到那日面谈时身体僵直的冬梅。谁说沉睡、逃避和躲藏是令人指责的行为呢？我逐渐明白冬梅为什么在天使和恶魔间交替；角色的扮演让她可以不用面对现实，是她唯一能选择的存活方式。
心理学家欧文·亚隆写过一个女病人，在丈夫去世后一直恢复得很好，直到有一天遇上一件偶然小事——她的钱包在街上被抢——世界突然坍塌了。她说：“我万没有想到，这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此刻她终于被恐惧和丧失之痛击中。
再没有完整家庭、正常人生的可能了吗？哀伤的不只是失去了他，也是失去了梦想的生活。如果不能保证爱的对象永远会在那里，为什么要冒那样大的风险呢？我无数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失去的痛和短暂的幸福，该如何权衡？对我，这是时间倒转、无法选择的假命题。而冬梅则选择了以不爱来保护自己。
我这个一直蒙上天眷顾的幸运儿，从此告别了天真，懂得了人世间的悲苦，也懂得了爱；也许这就是死亡的财富。
一觉醒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而你的却彻底改变了。从此知道自己何其渺小，唯有珍惜，奋力前行。所谓战胜多是自大的谎言和假象，人类并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悲伤、孤独、焦虑、疾病与死亡，唯有与世和解，与己共存。
* * *
2016年夏天，我回到故乡南京。连续几周的暴雨将城市淹没。当太阳终于再次升起时，爷爷奶奶和男孩女孩们，每个人都露出头来，从四面八方涌向小区中央。雨后彩虹下，世界就这样重现。推开单元大门，浓重的石灰味迎面而来。南方常年发霉的地下室和爬满青苔的外墙，我怎就忘了呢？忘掉的还有夏天要穿丝质衣裙的习惯。突然明白丝绸并非江南女孩的炫示，而实属闷热天气的无奈。离家之后，我再未穿过那柔软顺滑的材料；丝质的衣服只能手洗，和美国的烘干系统格格不入。
对于南京，那场战争是至今伤痛犹存、集体创伤的惨烈战争。这座城市的人口现在约800万，是我居住的美国城市的130多倍。在离开的十三年中，我从小长大的行政区人口增长了近30万，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
中国人不太谈论死亡，我甚至不知道grief所对应的词。哀伤？哀悼？孔子提醒我们不要过度悲伤，老子让人顺其自然，佛家说轮回转世。马航失联家属在哭喊，不吃不喝不睡，拒绝接受，我对这样极端的情绪既痛心又不安。我问自己：我们的文化中有哪些可以帮助抵挡丧失和死亡的伤痛呢？
美国的方式是和孩子讲实话：爸爸生病死了，但是他很爱你。半字不多，一句不少。可是在中国，泰山被教会了告诉别人爸爸在美国。自回来后，鲜有人问，连熟识的家人也从不提起。他们大多带着爱怜、同情或友情看着我，可是没有人提起，好像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甚至在就要说起时也立马将话题岔开。都是怕我伤心吧，可是否认他的存在，就是否认我的痛楚，否认我的存在；这一点，他们却并不知晓。
世人的忘却是自然的，我内心的那块空缺却牵连全身，让我手足无措。那天，我写了封信。
亲爱的Ｌ：
我很难过你再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如此地想念你。你走了。我们太想念你了。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太不现实，但又如此真实，因为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每个环节，从开始到结束，每一秒钟，每个步骤。有时我在想，我其实应该躲开其中的某些环节，比如最后的时刻。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不想给自己留下任何后悔的机会。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也许可以发现线索，找到答案，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你走了。再也不在这里。那些都无关紧要了。我们的旅程如此短暂。我们那么着急。大多是我在着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用对工作的拖延，来逃避对你的哀伤。真的没有经常刻意地想起你，最近很擅长繁忙但无情感地做各种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哭泣？多久？然后呢？生你的气？还是为以前我的小脾气感到内疚呢？
我把泰山抱到我的床上，抱着他。也许我很孤单。前一段的旅程，他依靠着我；后半段，我将依靠着他。他踢腿，吵嚷，劲头很足，不愿入睡。但是突然之间，我是说一秒钟之后，他突然睡着了，好像一个婴儿。不对，他就是一个婴儿。不过婴儿通常不会一次睡那么久，他现在应该可以算一个大孩子了。他让我握住他的手，暖他的脚，哄他睡着。他就这样睡了。然后筋疲力尽的我突然变得很清醒，我感到脚很冷，转身朝向他。他的身体有某种魔力，我把头摆到他的枕边，紧贴着他汗湿了的头发，用手摸他的圆圆的肚子和屁股，我把脚放到他的脚边。他让我平静下来，然后入睡。
也许我需要更多地关注我的情感，可是我并没有刻意地压制它。也许我是如此善于伪装，就连自己都感觉不到。
我们都会死。只是你的生命更短，出乎意料的短。但总比没有强吧？那就不会有泰山，不会有我们的记忆，不会有我对于你的情感——尽管我们强烈的纠葛将你我的缺陷变得更加明显。
无论如何，我还好，不要担心我和泰山。这是个困难的时候，可是会过去。我知道你没有感到痛苦，可是你在何时感到了些什么呢？你究竟知道些什么，在何时又如何知晓的呢？
* * *
小区对面是条热闹的商业街。七八家中介象征着红火的房屋市场和中国经济，它们紧挨着一家插着中美国旗的酒吧，那里是外国人的聚集地，偶尔有嬉皮士吉他手在酒吧外坐着，谈美帝和无政府主义。可大部分都是些不愿却因谋生而来中国的白人，他们的无奈混合着种族主义的偏见，转化成醉酒、埋怨甚至辱骂。远离亲友，语言不通，没有可口的食物和逐渐失去的味觉，无论我在美国还是他们在中国，都有着异乡人的悲哀吧？
小区路上有很多刚放学的小学生，自己走回家，有的还要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童年的记忆啊，那时工业社会的危险四伏还离我们很远。还可以看见下班后带着孩子一起在超市买菜的妈妈，小学女生的塑料袋里有瓜子、鸭翅膀和卫生巾，是延长了的中国式童真。在这里男人是帮女人背包的，无论是紫的、粉的还是花的。这是男性所有权的象征，还是忠心的表现呢？
叮咚的钢琴声从二楼传来，厨房的窗户飘出炒菜味道。有人在家里唱《二小放牛郎》的卡拉OK，奶奶们在广场上高歌《妹妹爱上情哥哥》。
人群暂时治愈了我的无聊、抑郁和孤独，存在主义的痛楚似乎在这种集体狂欢似的能量中被解构。在人间，我感到安全，至少在此刻。我在晨练的音乐、正午时的夫妻争吵、傍晚的炒菜声和深夜的卡拉OK中与世界重新建立关联。我在敞开的就诊室里传出的对无数可怕病症的坦率中平静下来，在毫无隐私的地铁站的拥挤摩擦中与人靠近，在人类的渺小中走出形而上的惊恐抑郁。我拼命拥抱一株株的法国梧桐，贪婪地看嬉戏的幼儿，听土得掉渣的方言俗语，深吸盛夏桂花的芬芳。我感恩于自己又能感觉了，感动中交织着生命的悲伤和重生的迹象。人类自古以来需要疗伤，除了信仰，还是信仰。
—— 完 ——
本文由淡豹编选自该书序言、第二章等章节。
所有图片都由作者提供。题图来自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Misleidys Castillo作品《E》的局部。
春媚，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任教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成为美国国家认证咨询师。非虚构著作《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于2017年7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中美精神病人画作16幅。
作者: 春媚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 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