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印度慢吞吞。e-tickets入关，本意是提高效率，但队伍排得更长了，海关官员会因为法国老太太总也按不上指纹笑个不停。Costa咖啡的小哥把我的鸡肉三明治放进烤炉就忘了，在我提醒下猛地想起，拿出来已是两面焦黑。传送带吐行李有如便秘，印度最大私营航空公司Jet Airways值机柜台全开，仍然几乎不怎么挪动，有时候一个柜台围了七八个人，好像人人都准备好理论一番，也确实有一位大叔两手一摊发表了一通演说，结果他得到了优先。
德里机场入境处有巨大的海报：世界第一机场。这里倒的确干净且安静，或许得益于印度总理发起了一场清洁印度运动，“CLEAN AIRPORT CLEAN INDIA”，我只在等待交400卢比超重行李费时闻到了一阵“咖喱汗”，来自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
我还没来得及兑换现金，这让柜台这位小姐陷入了纠结，她走到电话边，先张望了下远方，才拨打电话，走回来露出焦虑的眼神，又走到电话旁，又张望了下远方，又拨打了一遍。才终于过来一位拿着小小刷卡机的先生。
印度的ATM机不识银联，好几家换钱的地方，手续费都高得惊人。最后问到印度中央银行“不收手续费”的兑换柜台，可工作人员也很古怪，两个人动作缓慢到了无视我的地步，几分钟后，其中一个人抬起眼皮：我们没有收据。我反应过来，赶紧说：完全没问题！他终于从自己钱包掏出3050卢比给我，相当于抽取了50卢比小费。
从德里转飞加尔各答的航班有简单中饭，饭盘里好几张小广告卡片，最后一叠是飞利浦的空气净化器——新德里这一天遭遇20年来最严重雾霾，飞机几乎刚一起飞，就消失在黄白色的有毒雾团里。坐在我旁边的印度小伙子是一位谷歌工程师，那是2016年11月初，美国大选还有几天见分晓，他说，过去大半年他一直在和硅谷那些美国同事打赌，从党内初选起，他每次都赌特朗普赢，理由是，从欧洲到美国到印度，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全球的大背景，“过去我们太自由放任了”。自然，他一直在赢钱。总统大选他又赌特朗普获胜，“假如他赢了，我至少还有赢钱这一件高兴的事儿。”
一出“CLEAN AIRPORT”就陷入了疯狂按着喇叭的黄色的士的汪洋大海，司机和其它司机对骂，有时候又觉得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下车时他像慢动作一样帮我把行李从后备箱拿出来，又夸张地气喘吁吁（其实箱子很轻）。我乖乖奉上20卢比小费。
在加尔各答停留了不到24小时，印象是……居然和刻板印象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气味古怪，脏水横流，订好的车最后一分钟告诉你它来不了了。在这座印度第三大城市的火车站，到处都是骚扰你的挑夫，人群像密密麻麻的无头苍蝇，火车在散步，人在火车道上散步。
筋疲力尽躺在开往格雅的卧铺列车上，用手机读宗萨仁波切的《八万四千问》，“心可以被调伏，因为心能够被影响，这或许是我们能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我们被训练成易怒和猜忌的，这是我们如此擅长此道的原因。”说得真好，沉下来才能好好回想过去24小时的感受，觉得对加尔各答的粗浅评判很不公平，这可是特蕾莎修女和泰戈尔生活过的城市。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小憩醒来后这旅程甚至变得有点甜丝丝的——而这并不是我带的椰子糖所致，人心是多么容易变化啊。
晚餐是咖喱盒饭，吃完问列车员，垃圾桶在哪儿，他没说话，打开车门，直接把饭盒扔了出去。天光尚在，列车正经过一个巨大的拐弯，一位摄影师探出身子，打算记录下列车优美的弧线，显然是前面车厢飙出来的一泡尿随风浇了他满头满脸。
2
这趟列车从加尔各答开往瓦拉纳西，一路都在抛下各种垃圾，结果到达格雅（距菩提伽耶最近的火车站）时，我们恨不得把自己也抛出车外——列车员报错了站，我们根本来不及搬运行李，就在我们跳上跳下大汗淋漓时，列车已经缓缓开出了。谢天谢地，如你所知，印度的火车实在不快。
格雅车站里外都躺满了人，不少衣衫褴褛，不少衣不蔽体，悉达多王子当年出宫后看到的大概也是这番场景吧。有人说，印度的混乱对修行者是非常好的加持。可惜我只是一个有点疏离的感受者。
菩提伽耶是个小城，一条主路连接起街市与摩诃菩提寺，街市上三轮车的突突声和寺庙里供奉的香灯都永不停歇。寺庙的院墙是世俗与灵性，也是喧闹与清净的分界线。正值悉达多节，每天都有大量人群在墙内外做着钟摆运动。摩诃菩提寺是世界文化遗产，最核心的区域是一大片下沉的佛塔区，正中有两棵大菩提树，传说悉达多正是在其中一棵下面证悟成佛。
法会下午两点开始，大多数人都自带坐垫，这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体力活。人们跟读佛经，有人拿着iPad，有人拿着发黄发皱的小本子。有小喇嘛走神了，发着呆或好奇地张望。45分钟后有人挨个分发饼干和饮料，气氛庄重又轻松。宗萨仁波切坐正中间，诵经之后用不丹语授课，配有中文翻译。课讲到一半，两条黑狗来到他身边，安静的那只蹲在人群中被轮番抚摸，不安分的那只，只能在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和笑声后被赶走，走的时候横切舞台，留下一个自由的背影。这里不到五点已近黄昏，佛塔区反射出无数微小的金光，归巢的鸟儿聚集到正南一棵树上欢叫，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敲锣打鼓绕场一圈，用舞蹈庆祝雨季结束。我突然想起了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前人们等开斋前的傍晚，都是宗教仪式带来的美好世俗生活啊。
佛弟子们忙碌时我在会场外围溜达，碰到一个人就问，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来自台湾地区北部的出家尼姑说，最快乐的事情是来到佛祖的土地，“你去过八圣地吗？”1999年离开四川若尔盖的男人说，最快乐的事情是自由。从上海参团来的一位大妈说，最快乐的事情是修掉各种不好的习气。一直在角落里磕大头的澳大利亚夫妇说，最快乐的事情是通过修行获得满足，因为人的苦通常来自不满足。
3
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专访宗萨仁波切，全世界最知名的藏传佛教上师。因为是受邀前来，所以信心满满，结果被告知采访时间只有15分钟，“增加不了了，法会期间，他实在太忙了。”他的助手不由分说。
我们带来了大队人马和设备，想拍一个纪录片级别的东西，还被航空公司罚了高昂的超重费，结果换来了15分钟？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同事，一位了解仁波切的佛弟子朋友安慰说：好好休息，等明天见了面再说，“我们还是太在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跟他做事情，发现他再忙，和别人约见一个午餐，还是很享受，没有焦虑之前的事情。我要有事情，就别想吃好睡好，我一直在修正自己，可太难了。”
谁说不难呢。我们决定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按照5个小时照常准备采访提纲，折腾到凌晨两点半，三点半睡下，六点一过就醒了，挣扎而感伤。七点出发，四个蹦蹦司机还没出酒店大院就开始争论到底该向左拐还是右拐（其实都可以），我脑袋里再次浮现出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封面，另一位同事忍不住了，大吼：go! now!
到了宗萨仁波切所在的雪谦寺，他准时出现，告诉我们：法会日程很满，但我愿意给你们一个小时采访时间，只是要分四次进行，每次15分钟，“这样也许你们都每次都会冒出不同的想法。”众人转悲为喜，甚至开始觉得，比起一次性给我们5小时专访时间，这是更酷的办法。
在一部名为《真师之言》的纪录片里，宗萨仁波切曾数次玩过类似的“把戏”：邀请导演（同时也是他的弟子）团队去不丹拍摄，人们订好机票酒店，办好签证，临出发前几天得到通知：仁波切那段时间不在不丹。那是更大规模的不敢相信和不愿相信，但崩溃过后又总能得到某种补偿。宗萨仁波切善于摧毁你的预期（他说，与不够自由相比，他更害怕人们的期望，“如果我正在读一本情色刊物，在每次有人找我的时候，我不喜欢非得把它藏到枕头下面”），但这未曾不是给了你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我们真的有那么多问题可以填满5个小时吗？又或者，如果5个小时只是“填”满的话，那又是我们所追求的吗？但作为一个疏离的感受者，写下这些文字时又抱着怀疑：毕竟，佛教相信一切都是心念，在巨大的“心”的驱使下，一切都有合理化的空间。想想真有意思，上师的一切言行都可能被过度解读，他们深知这是无法逃离的宿命，不如干脆利用这一点，和弟子们玩一些小小的游戏。很多时候，在较低的维度，人与人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4
第一次采访还算顺利，隔天上午，我们正准备着第二次采访的提纲，接到摄像师的语音微信：出事了。他们在郊外用无人机拍摄时被印度警察逮了个正着，无人机被没收，警察正带着他们往酒店来。
又一次紧急开会，商讨对策，plan A，plan B，谁主说，谁补充，最坏情况怎么办，等等等等，核心归为一句话：打死也不承认我们在拍纪录片。来的警察有点气势汹汹，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佩戴着枪支。前台工作人员及酒店经理一直在和他们沟通，气氛不算融洽，那会儿我满脑子想着的都是昨天晚上和前台姑娘不小心说起我们在拍纪录片，担心她在警察面前把我们卖了。
过了十几分钟吧，长得有点像《生活大爆炸》里Raj的酒店经理走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不要担心， “你们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肯定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这句话他说了两遍。在此之前，他已经登记了警察的名字和警号。
最后警察做出的决定是，复印我们的护照，同时要求酒店前台暂时代管我们的无人机，退房时才许取走，不得再在菩提伽耶使用。
当天晚上，我们又去了酒店旁边的悉达多餐厅，尝试了“满洲蔬菜”（蔬菜做的四喜丸子）、“悉达多特色蔬菜”（热的蔬菜大杂烩上面撒上碎奶酪）以及印度“棒棒鸡”（鸡肉串外面裹面皮炸后浇上番茄杂烩酱）后，决定斗胆问一下餐厅领班，我们买了点秋葵和青菜，能不能借用你们的厨房自己做两道菜？
他们居然同意了。领班、厨师、服务生站作一排看我们炒了小白菜、秋葵煎蛋和西红柿炒蛋，又齐刷刷站在长桌的另一头看着我们欢天喜地地瞬间瓜分完毕，最后领班凑上前来：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下你们的秘方？
就在我们友好地进行中印文化交流的时候，餐厅电视里的印度语频道一直在播放突发新闻，我们唯一能看懂的三个字母是ATM。
5
早晨起来，太阳彻底失去了光芒，几乎可以用肉眼直视。不只是新德里，整个印度东北部都陷入了重霾的包围——我所在的那10天，在“air matters”的全球空气城市排行榜上，瓦拉纳西和中国河北的辛集一直在争夺头把交椅。不过更大的新闻是，印度总理昨晚宣布，为了打击逃税和贪腐，即刻废除500和1000的大面额卢比。起床看到新闻时，我终于想起了昨晚的ATM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早上，菩提伽耶（大概全印度也是如此）所有的银行和ATM机都闭门谢客。
我们一行八人，把手里所有的小面额卢比集中，又去街上高价换了一些（当时的市价是1000卢比整钞换800卢比零钱），才凑齐了进入摩诃菩提寺的门票。宗萨仁波切的第二次采访就安排在寺门口。“哦，你知道的，我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他说，“谁知道今天晚上又会发生什么呢？”
采访开始时，刚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特朗普爆冷获胜，我想起宗萨仁波切之前的“预测”：“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因缘，可能就是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会让他获得胜利。”我给飞机上认识的印度小哥发了条短信：哥们，你又赢了！他秒回：哈哈，是啊。悲哀的一天！
采访完，听说可以在一些旅行社用美元换到小面值卢比，打个摩托车去找，司机一路警告我特朗普赢了美元大跌，一路把我拉到城外鸟不拉屎的一个小旅行社。挂牌汇率还不坏，柜台那头一个巨大的身躯端坐着，安慰我不要惊慌，“不要被吓住”，然后给了我一沓已经作废的1000卢比钞票，被我拒绝后他开始了凶巴巴吓唬我：“你们要去银行吗？你们的美元是真钞吗？你们有许可证吗？”
很难说换不到钱和特朗普当选哪个更让我不爽，下午，我决定去郊外透透气，宗萨仁波切在那里的一所孤儿小学有个开示。
出城要穿过一条枯水的大河，羊啊牛啊狗都在沙滩上散步，接近小学时，突然冒出来许多西方人，女性居多，长发、麻布衣衫、人字拖，走在印度尘土飞扬的乡间。开示地点是一个破旧二层小楼的楼顶，我混在那群信仰东方宗教的西方嬉皮士里，听笛子和西塔琴演奏，也听宗萨仁波切说“发愿”和“空性”。几天后，我和纽约小伙子邓肯——我俩都是第一次来印度，都对佛教比较亲近但同时也与其中超自然的东西保持距离——聊起菩提伽耶，他说，特朗普当选了，莱昂纳德·科恩去世了，印度被废钞搞得一团乱麻，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周围发了疯一样的乱转，而我们却在这么个地方安静地呆着，什么也不用做。他是互联网从业者，觉得云啊什么的和佛教思维真的很像，但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商业科技逻辑的怀疑者，“1960年代的精神后来被耐克苹果接管了，而他们的价值观都是狗屎。”我看到他的Facebook上都在为桑德斯助选，“民主党之所以输掉，就是因为没有选择像桑德斯这样的可以真正回应公平问题的左派候选人。”
二楼楼顶视野很好，远处一片灰绿色的田野和一排高树，偶尔有大鸟飞过，雾霾在此刻并不让人烦恼，反而增加了某种灵性，按照传说，这就是悉达多证悟之前遇到牧羊女苏嘉塔，被羊乳供养恢复体力、也恢复了和世界的联结的地方。那是一个让人沉静的下午，某些时刻我甚至能感到有种能量在流动。但这毕竟是印度，开示到尾声，附近村庄传来了欢快的印度摇滚，大家面面相觑地笑了。
结束后人们再次穿着人字拖踩在灰尘里，许多蹦蹦车在村口等候，塞满人后摁着喇叭转过“no horn please（请勿鸣笛）”的路口，驶往城里。
回来和前台闲聊，她很满意选举结果。我问：你不喜欢希拉里吗？她：我也喜欢她，但此刻特朗普是最好的。我：为什么？她：there are some reasons（有一些原因的）。然后低头笑了，不再说话。
6
不用准备采访和拍摄的时候，我就在小城里溜达，来自亚洲各国的佛弟子在这里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寺院，中国的，日本的，泰国的，缅甸的，还有“不丹皇家”的，在燥热嘈杂的菩提伽耶，佛寺就是一个个绿洲。除了法会，摩诃菩提寺内也有规模较小的演讲与分享，某一天我听到一位来自牛津的印度裔教授在批判“人造环境”，他的大意是，19世纪以来印度对欧洲的模仿让这个国家失去了本真，“我在不丹10天没有看到一栋难看的建筑，而我在印度，从德里到格雅，没有看到一栋好看的建筑。成长在人造环境下的人，很容易就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简单的，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就说我从德里来格雅的火车吧，一路制造的垃圾都去了哪儿？包括那些盒子比饼干本身还重的重度包装，都去了哪儿？”（根据我有限的经验，应该是都扔到窗外去啦）他继续批评西方经济学对人的思维有害，批评经济学已经和伦理分开，不再关心人了。“你们知道每年有多少印度农民自杀吗？印度的中产阶级，你们应该get your hand dirty（弄脏你们的双手）！”
午饭我去了意大利咖啡馆，那里窗明几净颜色简约，可能就是牛津教授批判的“人造环境”，却也是城中唯一能给人“秩序感”的消费场所，据说王菲和周迅都来这里吃过饭，自然也是国际物价水准，一个鸡肉三明治和一杯卡布奇诺330卢比，相比之下，本地市场20卢比就能买一大袋苹果。吃完信步走上小路，经过一个污水塘，里面有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挖些什么，走近发现水中莲花盛开，岸上母鸡孵蛋，垃圾和灰烬中有金色的蝴蝶。
傍晚我碰到一位来自锡金的文雅僧人，他自称是一个“不够勤奋的普通和尚”，11岁进寺庙，在里面呆了25年，今年42岁，过去五六年一直在南亚次大陆云游。他说，在寺庙的时候，和外面的世界接触很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比如，对家庭生活就毫无概念，出来以后，他知道了真实生活的种种，但这也意味着欲望和痛苦的增加。他说，很多时候他要调动自己对“空性”的认识去对抗升起来的各种欲望，比如金钱，比如爱情。他说他不算有过爱情，小时候喜欢一个玩伴，总想着一起出去玩儿，但母亲警告他，如果你今天出门就不要再见我了。“爱情永远在变，你说你可以为她去死，但这种想法是会变化的，也终有一天会消失。这是空性。”
晚上我在摩诃菩提寺里跟着众人转塔，在那个小的圆圈里，你汇入人流就汇入了一个时间轴，不存在折返这件事，改变速度也很难，我总是一边行进一边试着“觉察”什么，可惜多数时候头脑里空空如也。磕长头的尼姑一边慢慢地前进，一遍小心翼翼地把地上死掉的苍蝇拨到一旁，来自加尔各答的老太太对着来自哥本哈根的老太太夸赞自己的城市，“太多太多好地方，新市场又好又便宜，一杯奶茶只要0.6卢比”，丹麦人是做针灸生意的老板，今年65岁，20岁时作为一个嬉皮士参加了一次藏传佛教活动，改变了一生。这次来菩提伽耶她终于见到了宗萨仁波切，此前她只是他“众多Youtube弟子之一”。九点整，寺内响起了口哨声，催促信徒结束今天的仪式，我拾阶而上，有人在售卖菩提树叶。走出摩诃菩提寺，主街两边的摊贩大部分已经散了，剩下的也在大把大把把佛珠往地上的框子里堆，乞讨的孩童瞅准最后一波人潮，双手合十用中文说阿弥陀佛。回到酒店，翻了翻当天的《印度时报》，几乎每一版都有废钞新闻，好些外国游客，到了泰姬陵门口却因为零钱不够没能进去。
最后一天，我们一大早起来赶5点50回加尔各答的火车，结果晚点到10点半。在格雅火车站百无聊赖之际，我最后一次感受了矛盾的印度：车站有巨大的“忘掉现金”的广告牌，也确实可以电子取票，网站甚至实时更新列车位置，但主要售票窗口还是靠不断擦洗的小黑板通知人们到站时间；随地小便者无处不在，但在摩诃菩提寺新建的厕所里，你得脱鞋才能进去；列车设有残疾人坐席，但和货物同一车厢，也不知是贴心还是闹心；和我们那晚初到时一样，站厅里仍然东倒西歪到处躺着人，好几个父亲带着孩子，大概是送他们上学吧，从他们中间穿过，小孩子们都干干净净，坎肩一穿，头发一梳，漂亮极了。十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机场，回到了熟悉的干净清静的世界，加尔各答机场给自己的帽子是“best improved airport（最大进步机场）”。
—— 完 ——
题图为摩诃菩提寺法会场景。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杨潇，记者、游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