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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歌离开后的376天:舆论审判的“罪与罚”如何制造群体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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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歌离开后的376天:舆论审判的“罪与罚”如何制造群体愤怒

在江歌离开后的376天中,刘鑫的日子并不好过,可江母的心又何曾平静?

“您好,我是11月3号凌晨在日本东京遇害的留学生江歌的妈妈,请您发动所有留学生督促警方破案……”

2016年11月4日,“江歌”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一年后的今天,在数百天的舆论积蓄以及各类媒体的对话报道中,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德谴责战”爆发了。

在这场“罪与罚”的传播漩涡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其中,短短几天数百篇公号文章、诸多10万+爆款相继诞生。而作为江歌案的当事人之一,江歌闺蜜刘鑫的角色也从一名“受害者”切换为“加害者”,被舆论所吞噬。

江歌离开后的376天

江歌离开后的376天,法律与道德,人性的善与恶,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据点。

集合了江歌和妈妈的聊点记录、邻居的口供以及刘鑫在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可大致拼凑整个案件。2016年,刘鑫因和男友分手,借住在江歌所租的公寓里。2016年11月1日晚间,刘鑫男友找来闹事,据邻居反映是两女一男在用中文争吵,最后江歌将其赶走了。

11月3日,刘鑫因害怕,打电话让江歌陪自己一起回家,到达公寓后刘鑫先进了屋内,江歌在门外被人用刀砍伤,刘鑫想推开门,但被反弹,于是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将江歌送上救护车,两小时后江歌抢救无效身亡。

11月4日江歌母亲在微博上求助,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并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了日本。此时凶手在逃,初步怀疑为刘鑫的前男友。

11月24日警方逮捕了凶手陈世峰,他正是刘鑫的前男友。案件到了这里,凶手落网并等待日本司法审判,看似已经结束,可一年后的今天,它为何能引起舆论波澜?这要说到江歌母亲与刘鑫间的矛盾。

浏览一下江歌母亲的微博不难发现,在案件之初,她并未将过多笔墨放置在刘鑫身上,可是敏锐的网友们却嗅到了另一种可能。江歌被害,凶手是刘鑫的男友,巧的是江歌遇害当晚,凶手本是去找刘鑫的。这些细节足够发挥出几个情节各异但导向唯一的剧本。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网友的质问与谴责声中,江歌妈妈与刘鑫的关系逐渐撕裂。

刘鑫与江母的聊天记录

江歌被害后,江歌母亲一直想找到刘鑫试图了解女儿遇害时的详情,但遗憾的是,刘鑫迟迟没能和她见面,甚至说出“停止协助警察”的话。

刘鑫与江母的聊天记录

一场迟到294天的会面,在新京报《局面》调查记者王志安的安排下,展开了。2017年11月9日,《局面》开始在微博上陆续发布“东京女留学生遇害案”的专访视频。

案发一年后,这25个视频片段详细记录了受害人江歌的母亲和刘鑫的会面过程。没有期望中的和解,这场在责问与辩解中进行的会面,再次引爆了大众对双方观点的站队,将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江歌、江母以及刘鑫推向舆论的刀尖。

一石激起两层浪,10万+自媒体如何“推波助澜”?

在大众注意力极易被分散的时代,同一个热点新闻能在一年后再次掀起热议的并不多,而江歌案便是这信息汪洋中能够激起两次浪花的石子。

江歌一案为何能掀起如此大的舆论波澜呢?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信息的传递必将由信息源、载体、以及受众组成。

从事件本身来看。江歌案中的诸多“矛盾点”构建了强烈的互联网传播性。矛盾点何在?首先,作为当事人之一,刘鑫从案发至今,一年多的时间内,从找寻不到到出面,从愿意配合到态度数次翻转,种种矛盾给了网友进行猜测与想象的空间;其次是刘鑫以及刘鑫父母对江母的态度,莫名的敌意和急于脱身的说辞也造就了传播的话题度。

再看传播渠道。据舆情监测系统显示,在《局面》发布采访视频后,与江歌和刘鑫相关的话题度持续走高。

在众多舆论场域中,微博成为首当其中的舆论聚集地,其次便是新闻以及近年来声势浩大的自媒体。

在《局面》发布采访视频后额第二天,腾讯旗下公号“新闻哥”的《为闺蜜挡刀而死的江歌,你妈妈终于当面问了那个人:还有良心吗?》成为舆论热潮中的首篇爆文。接下来,米未传媒旗下公号“东七门” 的《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成为第二篇10万+热文。

11月12日,以咪蒙《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她刊《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100天,她买了新包包让了新头发》为首的15篇推文纷纷跃居10万+的宝座,在文章下留言进行讨论与观点阐述的网友更是踏破门槛,留言数量纷纷破万。

与江歌案有关的文章热度、数量均不熄火。13日一天之内,相关文章更是多达96篇。

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热点事件中,自媒体越发举重若轻,它的入局加速了舆论传播的发酵速度。这些10万+的文章,或拷问“正义”呼吁善良、或保持中立进行反思,无论出发点如何,不能否认的是,这些10万+文章催生出的不止是观点,更是一个个裂变的娱乐场域。

此外,互联网出现之前,受众往往扮演者单向接受的角色,但在人人皆是媒体的时代里,接受者也能成为传播者,单一的传播路径开始向网状传播进化,诸多二次传播再加上大众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争议点逐渐增多,矛盾一再加深,事件话题度必然进行再次升级。

如今,媒体也好大众也罢,对江歌案的讨论早已不再拘泥于整个事件,而是上升到对人性、道德的探究。在江歌案中,除了陈世峰理应获罪外,媒体和大众对刘鑫是否该遭受道德层面的惩罚一事,也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

是舆论“避重就轻”,还是刘鑫“罪该当诛”?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要原谅刘鑫。”

网上对刘鑫道德层面的“处决”随处可见,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支持的人认为刘鑫虽不是直接加害者,但她的行为也是一种“不作为犯罪”。反对的人则认为不该让舆论干扰司法,法律上刘鑫无罪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不应该对其施加“私刑”。

身处舆论漩涡的刘鑫遭受了网络暴力吗?客观来说是的,而且是不断加码的网络暴力。对此,刘鑫本人也多次发声。

每当一个事件涉及到“道德与人性”的话题,沉默的螺旋便尤为凸显。作为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如果受到广泛赞同便会积极参与进讨论中,这类观点的阐述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

如果观点无人理会甚至遭到“群起而攻之”时,即使自己觉得没错也会保持沉默。如此,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一方的增势,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却逐渐沉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道德声讨”中,大众对刘鑫的态度以批判声为盛。

相比刘鑫而言,真凶陈世峰的曝光度少之又少。那大众对刘鑫的声讨,是“避重就轻”吗?

目前来看,大众之所以不声讨陈世峰,是因为不需要讨论,日方已开始走司法程序,且我国司法机关也有追诉权,所以法律的制裁消解了大众的一部分情绪。而且大众也没有放过陈世峰,目前,在江母亲和志愿者发起的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中,签名人员已突破130万。

签名活动对日本司法是否能起到一些作用尚不可知,但它至少能向日方表明国人的一种态度。而刘鑫“罪该当诛”吗?目前来说,还没有足够充分合理的证据或说辞消减大众的情绪。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平庸之恶”这样说道: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皆为常人,都有可能堕入其中。生活中广泛地存在着“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是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

危险来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刘鑫”,所以对案发当时刘鑫未出门营救一事,大众意见并未统一,这是人之常情。可刘鑫在案发当时的反应以及事后的态度,几乎成为公共舆论的一致批判点。

江歌离开人世的最后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刘鑫当时究竟锁门了吗?是舆论“避重就轻”,还是刘鑫“罪该当诛”?诸多真相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做恶之人自有法律的严惩,而道德存在的意义恰是在法律无法触及时,给予加害者精神鞭笞,给予受害者一定的宽慰。

在江歌离开后的376天中,刘鑫的日子并不好过,可江母的心又何曾平静?

(本文为娱乐独角兽原创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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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歌离开后的376天:舆论审判的“罪与罚”如何制造群体愤怒

在江歌离开后的376天中,刘鑫的日子并不好过,可江母的心又何曾平静?

“您好,我是11月3号凌晨在日本东京遇害的留学生江歌的妈妈,请您发动所有留学生督促警方破案……”

2016年11月4日,“江歌”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一年后的今天,在数百天的舆论积蓄以及各类媒体的对话报道中,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德谴责战”爆发了。

在这场“罪与罚”的传播漩涡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其中,短短几天数百篇公号文章、诸多10万+爆款相继诞生。而作为江歌案的当事人之一,江歌闺蜜刘鑫的角色也从一名“受害者”切换为“加害者”,被舆论所吞噬。

江歌离开后的376天

江歌离开后的376天,法律与道德,人性的善与恶,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据点。

集合了江歌和妈妈的聊点记录、邻居的口供以及刘鑫在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可大致拼凑整个案件。2016年,刘鑫因和男友分手,借住在江歌所租的公寓里。2016年11月1日晚间,刘鑫男友找来闹事,据邻居反映是两女一男在用中文争吵,最后江歌将其赶走了。

11月3日,刘鑫因害怕,打电话让江歌陪自己一起回家,到达公寓后刘鑫先进了屋内,江歌在门外被人用刀砍伤,刘鑫想推开门,但被反弹,于是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将江歌送上救护车,两小时后江歌抢救无效身亡。

11月4日江歌母亲在微博上求助,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并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了日本。此时凶手在逃,初步怀疑为刘鑫的前男友。

11月24日警方逮捕了凶手陈世峰,他正是刘鑫的前男友。案件到了这里,凶手落网并等待日本司法审判,看似已经结束,可一年后的今天,它为何能引起舆论波澜?这要说到江歌母亲与刘鑫间的矛盾。

浏览一下江歌母亲的微博不难发现,在案件之初,她并未将过多笔墨放置在刘鑫身上,可是敏锐的网友们却嗅到了另一种可能。江歌被害,凶手是刘鑫的男友,巧的是江歌遇害当晚,凶手本是去找刘鑫的。这些细节足够发挥出几个情节各异但导向唯一的剧本。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网友的质问与谴责声中,江歌妈妈与刘鑫的关系逐渐撕裂。

刘鑫与江母的聊天记录

江歌被害后,江歌母亲一直想找到刘鑫试图了解女儿遇害时的详情,但遗憾的是,刘鑫迟迟没能和她见面,甚至说出“停止协助警察”的话。

刘鑫与江母的聊天记录

一场迟到294天的会面,在新京报《局面》调查记者王志安的安排下,展开了。2017年11月9日,《局面》开始在微博上陆续发布“东京女留学生遇害案”的专访视频。

案发一年后,这25个视频片段详细记录了受害人江歌的母亲和刘鑫的会面过程。没有期望中的和解,这场在责问与辩解中进行的会面,再次引爆了大众对双方观点的站队,将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江歌、江母以及刘鑫推向舆论的刀尖。

一石激起两层浪,10万+自媒体如何“推波助澜”?

在大众注意力极易被分散的时代,同一个热点新闻能在一年后再次掀起热议的并不多,而江歌案便是这信息汪洋中能够激起两次浪花的石子。

江歌一案为何能掀起如此大的舆论波澜呢?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信息的传递必将由信息源、载体、以及受众组成。

从事件本身来看。江歌案中的诸多“矛盾点”构建了强烈的互联网传播性。矛盾点何在?首先,作为当事人之一,刘鑫从案发至今,一年多的时间内,从找寻不到到出面,从愿意配合到态度数次翻转,种种矛盾给了网友进行猜测与想象的空间;其次是刘鑫以及刘鑫父母对江母的态度,莫名的敌意和急于脱身的说辞也造就了传播的话题度。

再看传播渠道。据舆情监测系统显示,在《局面》发布采访视频后,与江歌和刘鑫相关的话题度持续走高。

在众多舆论场域中,微博成为首当其中的舆论聚集地,其次便是新闻以及近年来声势浩大的自媒体。

在《局面》发布采访视频后额第二天,腾讯旗下公号“新闻哥”的《为闺蜜挡刀而死的江歌,你妈妈终于当面问了那个人:还有良心吗?》成为舆论热潮中的首篇爆文。接下来,米未传媒旗下公号“东七门” 的《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成为第二篇10万+热文。

11月12日,以咪蒙《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她刊《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100天,她买了新包包让了新头发》为首的15篇推文纷纷跃居10万+的宝座,在文章下留言进行讨论与观点阐述的网友更是踏破门槛,留言数量纷纷破万。

与江歌案有关的文章热度、数量均不熄火。13日一天之内,相关文章更是多达96篇。

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热点事件中,自媒体越发举重若轻,它的入局加速了舆论传播的发酵速度。这些10万+的文章,或拷问“正义”呼吁善良、或保持中立进行反思,无论出发点如何,不能否认的是,这些10万+文章催生出的不止是观点,更是一个个裂变的娱乐场域。

此外,互联网出现之前,受众往往扮演者单向接受的角色,但在人人皆是媒体的时代里,接受者也能成为传播者,单一的传播路径开始向网状传播进化,诸多二次传播再加上大众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争议点逐渐增多,矛盾一再加深,事件话题度必然进行再次升级。

如今,媒体也好大众也罢,对江歌案的讨论早已不再拘泥于整个事件,而是上升到对人性、道德的探究。在江歌案中,除了陈世峰理应获罪外,媒体和大众对刘鑫是否该遭受道德层面的惩罚一事,也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

是舆论“避重就轻”,还是刘鑫“罪该当诛”?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要原谅刘鑫。”

网上对刘鑫道德层面的“处决”随处可见,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支持的人认为刘鑫虽不是直接加害者,但她的行为也是一种“不作为犯罪”。反对的人则认为不该让舆论干扰司法,法律上刘鑫无罪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不应该对其施加“私刑”。

身处舆论漩涡的刘鑫遭受了网络暴力吗?客观来说是的,而且是不断加码的网络暴力。对此,刘鑫本人也多次发声。

每当一个事件涉及到“道德与人性”的话题,沉默的螺旋便尤为凸显。作为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如果受到广泛赞同便会积极参与进讨论中,这类观点的阐述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

如果观点无人理会甚至遭到“群起而攻之”时,即使自己觉得没错也会保持沉默。如此,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一方的增势,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却逐渐沉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道德声讨”中,大众对刘鑫的态度以批判声为盛。

相比刘鑫而言,真凶陈世峰的曝光度少之又少。那大众对刘鑫的声讨,是“避重就轻”吗?

目前来看,大众之所以不声讨陈世峰,是因为不需要讨论,日方已开始走司法程序,且我国司法机关也有追诉权,所以法律的制裁消解了大众的一部分情绪。而且大众也没有放过陈世峰,目前,在江母亲和志愿者发起的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中,签名人员已突破130万。

签名活动对日本司法是否能起到一些作用尚不可知,但它至少能向日方表明国人的一种态度。而刘鑫“罪该当诛”吗?目前来说,还没有足够充分合理的证据或说辞消减大众的情绪。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平庸之恶”这样说道: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皆为常人,都有可能堕入其中。生活中广泛地存在着“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是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

危险来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刘鑫”,所以对案发当时刘鑫未出门营救一事,大众意见并未统一,这是人之常情。可刘鑫在案发当时的反应以及事后的态度,几乎成为公共舆论的一致批判点。

江歌离开人世的最后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刘鑫当时究竟锁门了吗?是舆论“避重就轻”,还是刘鑫“罪该当诛”?诸多真相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做恶之人自有法律的严惩,而道德存在的意义恰是在法律无法触及时,给予加害者精神鞭笞,给予受害者一定的宽慰。

在江歌离开后的376天中,刘鑫的日子并不好过,可江母的心又何曾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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