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和黄海洲在其论文《国家的资本结构》（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Nations）中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将货币视为股票，这样货币发行就等同于股票发行。从国家层面来看，货币发行与举借外债就如同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选择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近期也撰文提出将货币发行视为股权投资，这样就可以解决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同时能够打通经济血脉，促进经济增长。两篇文章虽然观点略有差异，但都涉及到货币的作用及货币政策框架重构问题。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货币或者说金融因素只是实体经济的一层面纱，在长期不会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然而，随着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货币对于理解经济运行不重要的观点似乎不合时宜了。更进一步，如果如陈元主席所说，将央行发行货币视为股权投资，那么货币将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

此时，在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价格）将让位于央行看得见的手（股权投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看得见的手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吗？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国内外大量的事实表明，计划经济、产业政策乃至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很少能够取得较好效果。具体来看，将货币发行视为股权投资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之处。

一是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博尔顿和黄海洲及陈元主席的文章隐含一个重要假设，即其所做的分析是一个中央计划者经济，不存在道德风险和治理问题，而且这个中央计划者为公众利益着想，甚至是无所不能的。但从现实应用来看，这样的假设存在巨大缺陷，依据这样的理论设计出来的政策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二是央行发行货币进行股权投资会产生与国有企业类似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主要症结在于所有者缺位，央行利用货币进行股权投资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那么这种做法似乎与国有企业改革背道而驰。另外，货币（股权）应该投向哪里？央行决定股权配置（或者如陈元主席所说，央行可以制定规则，规定企业的股本数额、债务数额和具体的配置渠道）似乎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相背离。现实中，资本市场是高度市场化的，股权投资是一个用脚投票行为。但对于央行来说，如何甄别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却是一个重要问题。

三是公众对货币政策预期将会产生紊乱。理论上，对于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而言，必须运用某种方式锚定公众对未来货币价值的预期，目前来看，各国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为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名义锚。如果将货币发行视为股权投资，那么公众将无法准确预期未来的货币政策行为，进而对货币的对内币值（通货膨胀）和对外币值（汇率）造成影响，而对内币值和对外币值不稳定将会对经济金融形势产生重大冲击。

四是优化融资结构、去杠杆可以另外择路而行。利用货币进行股权投资可以说是问题导向的，量化宽松政策启示及我国积极推动的去杠杆化问题相结合提出了将货币视为股权投资的思路。但要注意的是，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及作用目前还没有盖棺定论，而且在经济金融风险降低的背景下，各国货币当局正在寻求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推动杠杆率降低应该从金融体系重构上下功夫，为优质企业上市提供便捷通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在出现信用货币以前，无论是金银还是贝壳等其他物品，货币具有商品属性，但随着信用货币取代了金银特别是完全依靠政府信用发行货币之后，关于货币的本质及作用讨论不断（尤其是威克赛尔和凯恩斯关于利率作用的观点，引发了货币非中性的讨论），目前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而且这种讨论还将一直持续下去。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实践来看，目前基本上都将货币政策钉住一个名义锚，如通货膨胀水平，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路径上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将向中性回归，不寻求刺激经济，也不对经济造成抑制。

而如果将货币发行视为股权投资，利用货币打通经济血脉，那么涉及到货币政策框架重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国际货币政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