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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的脉搏:都市边缘人口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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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的脉搏:都市边缘人口的众生相

从16岁就占据一所学校的青少年妈妈,到摇身一变成为夜店老板的清洁女工,在圣保罗摇摇欲坠的城市边缘,总是女性挑起了领导者的担子。

从左上顺时针方向依次是:克莱奥、塔利塔、伊丽丝、格洛丽亚和普利希拉。

在圣保罗,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中,都市边缘的人们强烈感受到社会不平等——而女性对此更是有切肤之痛。她们领着最低的工资,有着整个城市最高的青少年怀孕率,也更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但与此同时,妇女通常是这些弱势团体的领头人。从帕来索波里贫民窟(Paraisópolis)到提拉德特斯(Cidade Tiradentes),女性要么扛起社会活动的大旗,要么成为教育工作者和企业家,或是投身慈善,试图营造更好的社区。

虽然这五位女性处在各自人生的不同节点,但她们都有过相似的挣扎。16岁的格洛丽亚(Glória)和26岁的塔利塔(Talita)已经成功走出了逆境,现在正在为身边的人斗争;27岁的普利希拉(Priscila)是一位原住民领袖,她见证了自己部族遇到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47岁的伊丽丝(Iris)原本是个清洁工,后来成为了当地的夜间派对的举办者;60岁的克莱奥则发现了自己的潜力,通过音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埃诺伊斯(Énois)新闻学院学生记者的访问中,这五位令人意想不到的女性领导者带我们窥见在圣保罗被遮掩起来的人类难题——以及这座城市是如何逐渐被它周围这些人所改变的。埃诺伊斯是专为圣保罗郊区的年轻人建立的一所新闻学校,也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

“社会行动唤醒了我”——格洛丽亚,18岁

格洛丽亚·玛利亚·多斯·桑托斯(Glória Maria Britos dos Santos)占领一所学校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抱着女儿的十六岁少女。

2015年11月,社会活动人士被一项削减教育经费的提案惹恼了,他们中有许多青少年。如果这个方案付诸实施,这可能会让94所学校被迫关闭,几千名学生无处安置。

这一年,格洛丽亚刚搬到圣保罗。从五岁起,她就和祖母住在首都巴西利亚。格洛丽亚来到了帕来索波里(Paraisópolis),这是圣保罗最大的平民窟——人流往来不绝,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没什么区别,小吃摊遍街都是。放克音乐、巴西特色的室内音乐和摇滚乐交织,和摩托车引擎的轰鸣混杂在一起。

“这里灰色的风景,这里的交通,这里的人群——所有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她回忆道,“帕来索波里就是个大熔炉。”

城里的生活已经足够艰难,但和她那暴虐成性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格洛丽亚由祖母抚养长大的原因。在睡觉的时候,她会在枕头下藏把刀,来保护自己和母亲安娜。在巴西利亚的时候,还是少女的格洛丽亚就有过被亲戚性侵的经历,但她的家人都支持男方。“人们不相信受害者,这就是事实。”

受家暴的经历让格洛丽亚从一个新的视角打量这个世界。“通过女权主义运动,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她接着描述她对堕胎的看法是如何转变的,“我开始读书,有关妇女权力和我们对身体的自主权……这让我正确看待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开始思考,‘天哪,我熬过了地狱般的家庭暴力’。”

当反对削减教育支出的抗议活动爆发时,格洛丽亚抱着一岁的女儿伊曼纽尔在自己的高中揭竿而起,领导了这场运动。突然之间,她不仅理解了社会行动的概念,还看到了它的力量——一个月后,当局妥协了,撤回了这项提案。

“社会行动唤醒了我,”格洛丽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于我而言,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也一样。”

2016年,格洛丽亚又参与了另一次学生运动。在一起侵吞学生午餐费的丑闻爆出后,他们占领了当地的公立职业学校,以抗议匮乏的食物供应。

目前她正在为大学入学考试作准备,她希望能修读经济学——“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新自由主义的那些家伙们平起平坐”。

“我想要保护工人阶级,这是我最强的渴望……还想要提高人们对种族歧视的意识,”格洛丽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希望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尤里·费雷拉(Yuri Ferreira)

“就好像是你的整个家庭一起通过了考试”——塔利塔,26岁

塔利塔·阿马罗(Talita Amaro )很清楚巴西教育的悖论:免费的公立大学都设有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而那些家境富裕,读私立高中的学生往往更有竞争力。

塔利塔在提拉德特斯(Cidade Tiradentes)长大,这是圣保罗东郊的一个穷困社区,是南美洲最大的住宅区之一。这里是圣保罗人均寿命最低(54岁)的地方,比富裕的阿尔托派恩诺斯地区低了25岁。在塔利塔的童年时期,整个提拉德特斯都只有一条公共交通线路,只有一个警察局。

她和家人住在一个40平方米的狭小公寓里,这还得归功于塔利塔的父亲抢劫得来的钱。不过他进监狱并不是因为抢劫,他还犯了别的事。这样一来,塔利塔的母亲安德莉亚就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她白天在餐馆做服务员,休息的当口就卖化妆品,”塔利塔继续说,“到了晚上和周末,她会卖女士内衣裤。”

母亲安德莉亚希望把塔利塔送到更靠近市中心的学校,但许多学校都不接受来自城市边缘的学生。只有在求助于一个她在餐厅遇到的政治幕僚之后,塔利塔——今天的她已经穿上了崭新的运动鞋——才能在中产阶级的地盘塔图阿佩地区上学。

“在那里,小孩子聊天时都在讨论买电脑,妈妈不想让我受欺负,”塔利塔说,“但那些运动鞋对我们来说太贵了,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虽然我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母亲的担忧是对的。学校的一名督学就当着塔利塔的面羞辱了另一个来自提拉德特斯的学生。“她说:‘如果你还不知悔改,就滚回你的洞里去吧!’——她指的就是我住的那片社区。”

塔利塔在教堂里学到,面对不公,不要忍气吞声。于是,她开始挑战她的老师,挑战社会不平等。“我发现信徒的语言直白而坦率: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她还开始到一所帮助低收入年轻人进入大学的学校里修读免费课程。玛法达教育(Curso Mafalda)是巴西最大的免费学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人,而且成果喜人:大学入学率高达75%。塔利塔更是脱颖而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专业都占得一席之地。

“那天妈妈下班回家,手里抱着一捆哥伦比亚玫瑰,花上的小卡片写着‘成功’,”她接着说,“如果你是你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那就像是全家都和你一起通过了考试。”

塔利塔的童年玩伴中,只有一个人成功进入了大学。后来塔利塔凭奖学金进入了全国顶尖的圣保罗城市大学医学院。现在她还在玛法达学校教书作为兼职——她希望能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和有着和她一样背景,被巴西教育的困境封住未来的孩子们。

采访:贝亚·利玛(Beá Lima)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现土地丢了”,普利希拉,27岁

普利希拉·帕拉·波蒂·席尔瓦(Priscila Para Poty Silva)夫妻和两个孩子住在帕雷洛斯(Parelheiros),虽然从圣保罗到家只有40公里,但每次她回到家都精疲力竭。她抱怨着城里的噪音,“我头疼得要炸了。”但她必须得这样:虽然年仅27岁,普利希拉已经是原住民瓜拉尼人的领袖。这个部落位于阿尔德亚特农德波拉(Aldeia Tenondé Porã),就坐落在马尔山脉脚下。

她能坐上这个位置也是近来才有的事:两年前,瓜拉尼人投票废除酋长(cacique)。他们想要一种更民主的决策方式。而曾经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的妇女们,现在有30位进入了领导圈子,占据了大多数席位。

作为村子的代表,普利希拉要定时到圣保罗市中心约见政府当局,为原住民的土地划界奔波游说。在过去,人们还会到保利斯塔大道上抗议,会千里迢迢到巴西利亚去面见联邦当局,甚至是占领政府大楼。

尽管普利希拉的社区已经划入圣保罗范围,这里依旧是一片绿野,粘土和木头搭成的小屋点缀其上。这里有6个村子,大概生活着1000人;村子之间穿梭的汽车是社区的公共财产。这里也有简单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个卫生站和一所学校。普利希拉在这座学校教授瓜拉尼祖辈的语言;她还监督着村子里的舞蹈、祈祷和吟唱仪式,同时“和城里人打交道”。

因为圣保罗当局企图逐渐蚕食原住民的土地,和城里人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危险。2016年5月,联邦政府决定把瓜拉尼的行政区从50公顷扩张到16000公顷——这是片巨大的区域,几乎是圣保罗辖区的5%。

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就遭弹劾下台了,原住民领袖们担心,他们的土地会在她的继任者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手中得而复失。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的土地权益就要被剥夺了。”

普利希亚认为这会是一场灾难。就连最近的市场——离这里有11公里,在巴士的终点站附近——也时刻让她想起人们的挣扎。“我们开始需要买食物,就是因为许久之前我们丢了自己的土地,不能发展自己的传统农业。”

人们牢牢抓住自己土地的策略之一就是保持在土地上生活。普利希亚和她的家庭明年会搬到隔壁的村子卡利佩蒂,这个村子的居民目前只剩60人。

起码她不必去圣保罗城里,她在那里浑身不自在,而且必须在各种文件上用自己的官方葡语名普利希亚。“普利希亚只是个绰号,”她澄清,“我真正的名字是帕拉·波蒂。”

采访:蒂亚戈·阿吉亚尔(Tiago Aguiar)

“顾客们在我这嗨上整晚并不是稀奇事”,伊丽丝,47岁

伊丽丝·阿劳霍(Iris Araújo)46岁的时候还是个清洁工,她发现自己很难离开家。她优势不再,在人群中她神经紧张,而且有时还赶不上公交。医生给她的诊断是抑郁焦虑症,要她好好休息。然而,伊丽丝整个家庭都靠她的工资来维持生计。

所以她开始煮汤。

巴西六月节是帕来索波里贫民窟的传统冬日庆典,伊丽丝试着在这一天卖自己的汤,结果很受欢迎。这一次,她在百乐街17号张罗了一个小摊。这条街晚上常有Baile Funk派对,人们开着车聚在一起,扬声器轰鸣,通宵达旦。

脱胎于灵魂乐和传统放克音乐,具有巴西本土特色的放克乐上世纪70年代在里约热内卢诞生, 在1990年代成了贫民窟夜生活的心脏。露骨的歌词和黑帮元素让它屡屡遭禁,可一点都不妨碍Baile Funk(又称Funk Carioca)音乐越来越受欢迎,而且“浪潮”派对依旧风靡。

虽然伊丽丝年纪不小,有时也会神经紧张,但她的小吃摊在年轻人之间轰动一时:Mocoto(用小牛蹄和豆类、蔬菜一起炖的汤菜)一碗碗卖出。但才过了一个月,派对就被警察叫停了,于是伊丽丝决定自己组织一场。

她找两个朋友借了些钱租下一家店面,取名叫“Cachaçaria das Gêmeas”: Cachaçaria是白兰地酒馆,白兰地是巴西的魂。而Gêmeas意思是双胞胎,指伊丽丝的两个女儿,丹达拉(Dandara)和梅丽莎(Melissa)。她们17岁,帮着自己的妈妈在Facebook上宣传这个派对。她们还说服了一个朋友在派对上做DJ,在巷子里贴上方向标,以免帕来索波里贫民窟外的客人迷路。

周日的第一场派对很低调,店里只有两台塞满饮料的冰箱;然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这条安静的小巷很快就成了帕来索波里的放荡不羁的青年们新的根据地。伊丽丝又租来了装有扬声器的汽车,可是喧闹声扰得邻居不得安宁,他们在伊丽丝的门上贴上死亡威胁,清清楚楚表达他们的愤怒。“这段过程很痛苦。”伊丽丝回忆道。

伊丽丝回应了邻居们的控诉,她把车子的数量从三辆削减到一辆,还规定了打烊时间:凌晨两点。“我们让人们各回各家的办法就是切歌,播上sertanejo音乐(巴西乡村音乐),”伊丽丝透露,“这一招太有效了!”

派对规模越来越大,邻居们也慢慢在自己的车库里卖些啤酒和零食。新一波浪潮派对给街上的店主们带来源源不断的顾客,帕来索波里的酒吧也感谢伊丽丝带来带起来的蓬勃生意。

伊丽丝没有忘记公民义务,在聚会结束后,她会帮着清扫街道,在街上放了垃圾桶,还准备设置简易厕所。她还重用身边的同性恋朋友。“我们真的不能指望主流就业市场照顾他们,”伊丽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恐同的社会。”

伊丽丝从清洁女工一路进阶,随着六个月前第二家Cachaçaria的开张,她的“女老板”身份坐实了。有时她会忙到看到曙光东来。“顾客们在我这嗨上整晚并不是稀奇事。”她说,虽然自己不喝酒,但“我确实和客人们一起跳舞玩在一起。有时候我还会爬上车子的引擎盖展示我的舞步”。

她的生意上路一年后,伊丽丝就不再服用抗抑郁药物了。浪潮派对的常客唤她作“Tia”,意思是阿姨,这是他们对她的一种尊敬。“在生意忙的时候,他们会到巷子里帮我——他们对我很好。”虽然她不觉得自己是这个社区的领导者,这段经历确实让她精神状态好起来了。“和这些人们接触对我有好处,”伊丽丝设想着,“如果这一切再被夺去,我可能又会生病了。”

采访:杰斐逊·德尔加多(Jeferson Delgado)

“对这个社会来说,我可能是个无名小卒,但我不这么看。”克莱奥,60岁

克瑞乌萨·利玛·达·席尔瓦(Creusa Lima da Silva)是家中七个孩子里的之一,她从小就被教育要相夫教子,父母尤其不允许她成为一个歌手。

当她把自己的梦想告诉父母时,父母对她这一期待忧心忡忡。“他们不相信唱歌能成为一种职业,家长们看不到未来。”克莱奥夫人说,今天她的音乐学校已经走出了几千个孩子。

确实如此,七十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以来,巴西公立学校的音乐教育由强制变成了选修。在圣保罗城市边缘学校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音乐教育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事。

克莱奥在学校里学会了唱歌和识谱,但她在七年级的时候退学了。直到和丈夫罗伯托·乔丹(Roberto Jordan)相识,她的音乐梦想才重新点燃。罗伯托教吉他、打击乐和巴西吉他(一种在桑巴舞曲中演奏的小型弦乐器)。这对夫妇组成二人乐队开始演出,克莱奥是主唱。后来他们靠音乐会和音乐课的收入抚养了独生女贝亚(Beá),她现在已经22岁了。

这对夫妇决定要鼓励身边的人,于是在2001年组织了一次少年击鼓交流会。他们给生活条件差的孩子们提供免费一对一音乐课程,教室就在圣保罗东南部美丽村(Vila Formosa),自家的客厅里。这个项目后来在35所公立学校、9间少年收容所和其他偏远地区的社会教育中心里铺展开来。

克莱奥认为,圣保罗的脉搏大多来自于边缘文化。过去16年中,她亲眼目睹了这些青少年如何通过演奏乐器拓宽了自己的视野。“音乐和数学同样重要,”她说,她对自己的工作也有同感,“对这个社会来说,我可能是个无名小卒,但我不这么看,因为我是办成了一些好事的。”

2008年,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重新把音乐纳入必修课,但许多学校都把音乐归入艺术课程,还有些学校苦苦找不到音乐老师。而今年,克莱奥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也断了。

不过,克莱奥坚持家里的音乐不能停。于是她让丈夫罗伯托弹起已故巴西作曲家贡扎吉纳哈(Gonzaguinha)的一首桑巴。她说,曲子中有一句歌词是她的内心写照:“我们挥洒汗水,不忍心看它白费。”

采访:伊芙琳·奥利维拉(Evelyn Oliveira)

本文图片摄影师: Jeferson Delgado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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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Portraits of the 'periferia': 'The pulse of São Paulo comes from its periphery'

最新更新时间:12/12 14:42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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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的脉搏:都市边缘人口的众生相

从16岁就占据一所学校的青少年妈妈,到摇身一变成为夜店老板的清洁女工,在圣保罗摇摇欲坠的城市边缘,总是女性挑起了领导者的担子。

从左上顺时针方向依次是:克莱奥、塔利塔、伊丽丝、格洛丽亚和普利希拉。

在圣保罗,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中,都市边缘的人们强烈感受到社会不平等——而女性对此更是有切肤之痛。她们领着最低的工资,有着整个城市最高的青少年怀孕率,也更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但与此同时,妇女通常是这些弱势团体的领头人。从帕来索波里贫民窟(Paraisópolis)到提拉德特斯(Cidade Tiradentes),女性要么扛起社会活动的大旗,要么成为教育工作者和企业家,或是投身慈善,试图营造更好的社区。

虽然这五位女性处在各自人生的不同节点,但她们都有过相似的挣扎。16岁的格洛丽亚(Glória)和26岁的塔利塔(Talita)已经成功走出了逆境,现在正在为身边的人斗争;27岁的普利希拉(Priscila)是一位原住民领袖,她见证了自己部族遇到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47岁的伊丽丝(Iris)原本是个清洁工,后来成为了当地的夜间派对的举办者;60岁的克莱奥则发现了自己的潜力,通过音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埃诺伊斯(Énois)新闻学院学生记者的访问中,这五位令人意想不到的女性领导者带我们窥见在圣保罗被遮掩起来的人类难题——以及这座城市是如何逐渐被它周围这些人所改变的。埃诺伊斯是专为圣保罗郊区的年轻人建立的一所新闻学校,也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

“社会行动唤醒了我”——格洛丽亚,18岁

格洛丽亚·玛利亚·多斯·桑托斯(Glória Maria Britos dos Santos)占领一所学校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抱着女儿的十六岁少女。

2015年11月,社会活动人士被一项削减教育经费的提案惹恼了,他们中有许多青少年。如果这个方案付诸实施,这可能会让94所学校被迫关闭,几千名学生无处安置。

这一年,格洛丽亚刚搬到圣保罗。从五岁起,她就和祖母住在首都巴西利亚。格洛丽亚来到了帕来索波里(Paraisópolis),这是圣保罗最大的平民窟——人流往来不绝,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没什么区别,小吃摊遍街都是。放克音乐、巴西特色的室内音乐和摇滚乐交织,和摩托车引擎的轰鸣混杂在一起。

“这里灰色的风景,这里的交通,这里的人群——所有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她回忆道,“帕来索波里就是个大熔炉。”

城里的生活已经足够艰难,但和她那暴虐成性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格洛丽亚由祖母抚养长大的原因。在睡觉的时候,她会在枕头下藏把刀,来保护自己和母亲安娜。在巴西利亚的时候,还是少女的格洛丽亚就有过被亲戚性侵的经历,但她的家人都支持男方。“人们不相信受害者,这就是事实。”

受家暴的经历让格洛丽亚从一个新的视角打量这个世界。“通过女权主义运动,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她接着描述她对堕胎的看法是如何转变的,“我开始读书,有关妇女权力和我们对身体的自主权……这让我正确看待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开始思考,‘天哪,我熬过了地狱般的家庭暴力’。”

当反对削减教育支出的抗议活动爆发时,格洛丽亚抱着一岁的女儿伊曼纽尔在自己的高中揭竿而起,领导了这场运动。突然之间,她不仅理解了社会行动的概念,还看到了它的力量——一个月后,当局妥协了,撤回了这项提案。

“社会行动唤醒了我,”格洛丽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于我而言,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也一样。”

2016年,格洛丽亚又参与了另一次学生运动。在一起侵吞学生午餐费的丑闻爆出后,他们占领了当地的公立职业学校,以抗议匮乏的食物供应。

目前她正在为大学入学考试作准备,她希望能修读经济学——“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新自由主义的那些家伙们平起平坐”。

“我想要保护工人阶级,这是我最强的渴望……还想要提高人们对种族歧视的意识,”格洛丽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希望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尤里·费雷拉(Yuri Ferreira)

“就好像是你的整个家庭一起通过了考试”——塔利塔,26岁

塔利塔·阿马罗(Talita Amaro )很清楚巴西教育的悖论:免费的公立大学都设有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而那些家境富裕,读私立高中的学生往往更有竞争力。

塔利塔在提拉德特斯(Cidade Tiradentes)长大,这是圣保罗东郊的一个穷困社区,是南美洲最大的住宅区之一。这里是圣保罗人均寿命最低(54岁)的地方,比富裕的阿尔托派恩诺斯地区低了25岁。在塔利塔的童年时期,整个提拉德特斯都只有一条公共交通线路,只有一个警察局。

她和家人住在一个40平方米的狭小公寓里,这还得归功于塔利塔的父亲抢劫得来的钱。不过他进监狱并不是因为抢劫,他还犯了别的事。这样一来,塔利塔的母亲安德莉亚就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她白天在餐馆做服务员,休息的当口就卖化妆品,”塔利塔继续说,“到了晚上和周末,她会卖女士内衣裤。”

母亲安德莉亚希望把塔利塔送到更靠近市中心的学校,但许多学校都不接受来自城市边缘的学生。只有在求助于一个她在餐厅遇到的政治幕僚之后,塔利塔——今天的她已经穿上了崭新的运动鞋——才能在中产阶级的地盘塔图阿佩地区上学。

“在那里,小孩子聊天时都在讨论买电脑,妈妈不想让我受欺负,”塔利塔说,“但那些运动鞋对我们来说太贵了,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虽然我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母亲的担忧是对的。学校的一名督学就当着塔利塔的面羞辱了另一个来自提拉德特斯的学生。“她说:‘如果你还不知悔改,就滚回你的洞里去吧!’——她指的就是我住的那片社区。”

塔利塔在教堂里学到,面对不公,不要忍气吞声。于是,她开始挑战她的老师,挑战社会不平等。“我发现信徒的语言直白而坦率: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她还开始到一所帮助低收入年轻人进入大学的学校里修读免费课程。玛法达教育(Curso Mafalda)是巴西最大的免费学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人,而且成果喜人:大学入学率高达75%。塔利塔更是脱颖而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专业都占得一席之地。

“那天妈妈下班回家,手里抱着一捆哥伦比亚玫瑰,花上的小卡片写着‘成功’,”她接着说,“如果你是你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那就像是全家都和你一起通过了考试。”

塔利塔的童年玩伴中,只有一个人成功进入了大学。后来塔利塔凭奖学金进入了全国顶尖的圣保罗城市大学医学院。现在她还在玛法达学校教书作为兼职——她希望能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和有着和她一样背景,被巴西教育的困境封住未来的孩子们。

采访:贝亚·利玛(Beá Lima)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现土地丢了”,普利希拉,27岁

普利希拉·帕拉·波蒂·席尔瓦(Priscila Para Poty Silva)夫妻和两个孩子住在帕雷洛斯(Parelheiros),虽然从圣保罗到家只有40公里,但每次她回到家都精疲力竭。她抱怨着城里的噪音,“我头疼得要炸了。”但她必须得这样:虽然年仅27岁,普利希拉已经是原住民瓜拉尼人的领袖。这个部落位于阿尔德亚特农德波拉(Aldeia Tenondé Porã),就坐落在马尔山脉脚下。

她能坐上这个位置也是近来才有的事:两年前,瓜拉尼人投票废除酋长(cacique)。他们想要一种更民主的决策方式。而曾经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的妇女们,现在有30位进入了领导圈子,占据了大多数席位。

作为村子的代表,普利希拉要定时到圣保罗市中心约见政府当局,为原住民的土地划界奔波游说。在过去,人们还会到保利斯塔大道上抗议,会千里迢迢到巴西利亚去面见联邦当局,甚至是占领政府大楼。

尽管普利希拉的社区已经划入圣保罗范围,这里依旧是一片绿野,粘土和木头搭成的小屋点缀其上。这里有6个村子,大概生活着1000人;村子之间穿梭的汽车是社区的公共财产。这里也有简单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个卫生站和一所学校。普利希拉在这座学校教授瓜拉尼祖辈的语言;她还监督着村子里的舞蹈、祈祷和吟唱仪式,同时“和城里人打交道”。

因为圣保罗当局企图逐渐蚕食原住民的土地,和城里人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危险。2016年5月,联邦政府决定把瓜拉尼的行政区从50公顷扩张到16000公顷——这是片巨大的区域,几乎是圣保罗辖区的5%。

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就遭弹劾下台了,原住民领袖们担心,他们的土地会在她的继任者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手中得而复失。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的土地权益就要被剥夺了。”

普利希亚认为这会是一场灾难。就连最近的市场——离这里有11公里,在巴士的终点站附近——也时刻让她想起人们的挣扎。“我们开始需要买食物,就是因为许久之前我们丢了自己的土地,不能发展自己的传统农业。”

人们牢牢抓住自己土地的策略之一就是保持在土地上生活。普利希亚和她的家庭明年会搬到隔壁的村子卡利佩蒂,这个村子的居民目前只剩60人。

起码她不必去圣保罗城里,她在那里浑身不自在,而且必须在各种文件上用自己的官方葡语名普利希亚。“普利希亚只是个绰号,”她澄清,“我真正的名字是帕拉·波蒂。”

采访:蒂亚戈·阿吉亚尔(Tiago Aguiar)

“顾客们在我这嗨上整晚并不是稀奇事”,伊丽丝,47岁

伊丽丝·阿劳霍(Iris Araújo)46岁的时候还是个清洁工,她发现自己很难离开家。她优势不再,在人群中她神经紧张,而且有时还赶不上公交。医生给她的诊断是抑郁焦虑症,要她好好休息。然而,伊丽丝整个家庭都靠她的工资来维持生计。

所以她开始煮汤。

巴西六月节是帕来索波里贫民窟的传统冬日庆典,伊丽丝试着在这一天卖自己的汤,结果很受欢迎。这一次,她在百乐街17号张罗了一个小摊。这条街晚上常有Baile Funk派对,人们开着车聚在一起,扬声器轰鸣,通宵达旦。

脱胎于灵魂乐和传统放克音乐,具有巴西本土特色的放克乐上世纪70年代在里约热内卢诞生, 在1990年代成了贫民窟夜生活的心脏。露骨的歌词和黑帮元素让它屡屡遭禁,可一点都不妨碍Baile Funk(又称Funk Carioca)音乐越来越受欢迎,而且“浪潮”派对依旧风靡。

虽然伊丽丝年纪不小,有时也会神经紧张,但她的小吃摊在年轻人之间轰动一时:Mocoto(用小牛蹄和豆类、蔬菜一起炖的汤菜)一碗碗卖出。但才过了一个月,派对就被警察叫停了,于是伊丽丝决定自己组织一场。

她找两个朋友借了些钱租下一家店面,取名叫“Cachaçaria das Gêmeas”: Cachaçaria是白兰地酒馆,白兰地是巴西的魂。而Gêmeas意思是双胞胎,指伊丽丝的两个女儿,丹达拉(Dandara)和梅丽莎(Melissa)。她们17岁,帮着自己的妈妈在Facebook上宣传这个派对。她们还说服了一个朋友在派对上做DJ,在巷子里贴上方向标,以免帕来索波里贫民窟外的客人迷路。

周日的第一场派对很低调,店里只有两台塞满饮料的冰箱;然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这条安静的小巷很快就成了帕来索波里的放荡不羁的青年们新的根据地。伊丽丝又租来了装有扬声器的汽车,可是喧闹声扰得邻居不得安宁,他们在伊丽丝的门上贴上死亡威胁,清清楚楚表达他们的愤怒。“这段过程很痛苦。”伊丽丝回忆道。

伊丽丝回应了邻居们的控诉,她把车子的数量从三辆削减到一辆,还规定了打烊时间:凌晨两点。“我们让人们各回各家的办法就是切歌,播上sertanejo音乐(巴西乡村音乐),”伊丽丝透露,“这一招太有效了!”

派对规模越来越大,邻居们也慢慢在自己的车库里卖些啤酒和零食。新一波浪潮派对给街上的店主们带来源源不断的顾客,帕来索波里的酒吧也感谢伊丽丝带来带起来的蓬勃生意。

伊丽丝没有忘记公民义务,在聚会结束后,她会帮着清扫街道,在街上放了垃圾桶,还准备设置简易厕所。她还重用身边的同性恋朋友。“我们真的不能指望主流就业市场照顾他们,”伊丽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恐同的社会。”

伊丽丝从清洁女工一路进阶,随着六个月前第二家Cachaçaria的开张,她的“女老板”身份坐实了。有时她会忙到看到曙光东来。“顾客们在我这嗨上整晚并不是稀奇事。”她说,虽然自己不喝酒,但“我确实和客人们一起跳舞玩在一起。有时候我还会爬上车子的引擎盖展示我的舞步”。

她的生意上路一年后,伊丽丝就不再服用抗抑郁药物了。浪潮派对的常客唤她作“Tia”,意思是阿姨,这是他们对她的一种尊敬。“在生意忙的时候,他们会到巷子里帮我——他们对我很好。”虽然她不觉得自己是这个社区的领导者,这段经历确实让她精神状态好起来了。“和这些人们接触对我有好处,”伊丽丝设想着,“如果这一切再被夺去,我可能又会生病了。”

采访:杰斐逊·德尔加多(Jeferson Delgado)

“对这个社会来说,我可能是个无名小卒,但我不这么看。”克莱奥,60岁

克瑞乌萨·利玛·达·席尔瓦(Creusa Lima da Silva)是家中七个孩子里的之一,她从小就被教育要相夫教子,父母尤其不允许她成为一个歌手。

当她把自己的梦想告诉父母时,父母对她这一期待忧心忡忡。“他们不相信唱歌能成为一种职业,家长们看不到未来。”克莱奥夫人说,今天她的音乐学校已经走出了几千个孩子。

确实如此,七十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以来,巴西公立学校的音乐教育由强制变成了选修。在圣保罗城市边缘学校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音乐教育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事。

克莱奥在学校里学会了唱歌和识谱,但她在七年级的时候退学了。直到和丈夫罗伯托·乔丹(Roberto Jordan)相识,她的音乐梦想才重新点燃。罗伯托教吉他、打击乐和巴西吉他(一种在桑巴舞曲中演奏的小型弦乐器)。这对夫妇组成二人乐队开始演出,克莱奥是主唱。后来他们靠音乐会和音乐课的收入抚养了独生女贝亚(Beá),她现在已经22岁了。

这对夫妇决定要鼓励身边的人,于是在2001年组织了一次少年击鼓交流会。他们给生活条件差的孩子们提供免费一对一音乐课程,教室就在圣保罗东南部美丽村(Vila Formosa),自家的客厅里。这个项目后来在35所公立学校、9间少年收容所和其他偏远地区的社会教育中心里铺展开来。

克莱奥认为,圣保罗的脉搏大多来自于边缘文化。过去16年中,她亲眼目睹了这些青少年如何通过演奏乐器拓宽了自己的视野。“音乐和数学同样重要,”她说,她对自己的工作也有同感,“对这个社会来说,我可能是个无名小卒,但我不这么看,因为我是办成了一些好事的。”

2008年,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重新把音乐纳入必修课,但许多学校都把音乐归入艺术课程,还有些学校苦苦找不到音乐老师。而今年,克莱奥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也断了。

不过,克莱奥坚持家里的音乐不能停。于是她让丈夫罗伯托弹起已故巴西作曲家贡扎吉纳哈(Gonzaguinha)的一首桑巴。她说,曲子中有一句歌词是她的内心写照:“我们挥洒汗水,不忍心看它白费。”

采访:伊芙琳·奥利维拉(Evelyn Oliveira)

本文图片摄影师: Jeferson Delgado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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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Portraits of the 'periferia': 'The pulse of São Paulo comes from its periphery'

最新更新时间:12/12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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