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出现了正面的经济增长趋势：失业率下降，产出缺口缩小，经济增长提速，通胀低于央行的目标。尽管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Michael Spence）近日撰文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存在缺憾：生产率增长依然疲软，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很难找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他因此建议各国政府的政策在这些方面发力，以实现经济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文章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同时也是包容性增长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促进生产率增长。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生产率是否能够自行上升。而各国政府的政策领域缺少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这给实现生产率全面提高，以及转为更加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蒙上阴影。

首先，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潜力就无法实现。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明显有很多教训，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不幸的是，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劳动者的技术和能力似乎并没有赶上劳动力市场快速的结构性变化。事实证明，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强有力地对劳动者进行教育、技术再培训，以及收入再分配。在美国等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如此扭曲，以致于较低收入家庭无法承担对能应对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措施进行投资。

其次，大部分的就业市场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劳动力知道就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但他们并不了解对自己的技术要求具体在发生何种变化，而政府、教育机构、企业还远远不能在这方面给劳动者提供充足的指导。

第三，企业和个人通常会涌入机会在不断增加、营商成本低、招聘前景好、生活质量高的领域。而环境因素和基础设施对于创造这样的环境至关重要。比如，基础设施会降低成本，改善连接质量。大部分支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人都将焦点放在糟糕的基础设施本身上，但政策制定者应该超脱这种对基建或基建维护的基本需求，而是从长远角度出发，投资于会为私有部门投资与创新创造全新机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第四，自然、科技和生物医药领域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对于长期驱动创新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增加公众知识，这些领域的基本研究为私有部门的创新提供了新机会。不论在哪个领域进行研究，都会对周围的经济产生溢出效应。

斯宾塞说，上述四个方面几乎没有出现在目前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框架中。以美国为例，国会通过的税改法案可能会使得私有部门的投资增加，但对降低不平等、恢复及重新部署人力资本、改善基础设施，或者传播科技知识却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减税法案忽略了能为未来平衡的、可持续性增长模式打下基础的那些因素。平衡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以高经济、社会生产力为特点，而这种高生产力受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支撑。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把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经济的科技基础投资为特点的增长路径称为道路A，将在直接刺基建和教育领域缺少投资的增长路径称为道路B，尽管各经济体目前倾向于选择道路B，但道路A能够创造出更高、更具包容性、更持续的增长，同时也能够改善目前萦绕各经济体的主权债务高企，养老金、社保、医保等非债务性负债累积等问题。

“这可能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们对新年的希望是，政府采取更加切实的政策来将道路B转化为道路A。”文章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