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新经济的发展，对工作消失的担忧自1772年第一次被提出以来，每一次都最终证明是杞人忧天。创新和推动生长力极大增长的因素的出现，始终都伴随着家庭购买力的激增，新产品的生产需要创造新的工作，因而取代了因生产力增长而被摧毁的工作。这一次情况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确实有些工作被摧毁，应该怎么实现转移？也就是说该如何为工人提供新技能，从而使得工作受威胁的工人能转移至其它正在发展壮大的行业。另一种担忧是拿工资的工作会被独立工作所取代，从而对福利国家的基础造成威胁。但是这些担忧现在都没有根据。我们距离人们常提起的所谓“优步化”还十分远。现在更值得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发展合适的体制机制，迎接这种转变，并充分利用数字化革命的力量推动增长。

作者：吉尔伯特·赛特

数字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讨论，以及强烈的担忧，其中两项尤为突出。一个是定量的，认为当前与技术发展相关的生产力进步会减少可以做的工作。第二个担忧是定性的，预计工作的性质会发生转变：拿工资的工作会被独立工作所取代，而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与客户直接联系。在这种场景下，员工的社保和保障，这两个已经嵌入拿工资的工作体制内的元素，会受到威胁。用一个已经变得很常见的表达，这一发展会推动经济的“优步化”。

因创新而导致工作消失的观点一直为人驳斥

经常会有人表达对因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带来潜在失业的定量性担忧。事实上，正如Mokyr, Vickers和Ziebarth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里描述的那样，这种害怕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命题，而且就在1772年，托马斯·莫蒂默（Thomas Mortimer）在《商业、政治和金融要素》中就对此有过描述。

Mokyr, Vickers和Ziebarth的文章里还指出，许多经济学家也呼应了这一担忧。1930年，凯恩斯预测100年后，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就能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全部财富。这可以通过技术革命，也就是仅靠生产力增长一项，来实现。他还幽默地补充道，一想到这会带来的人类行为变化，他就觉得“恐惧”，不知道这样一种变革会带来怎样的风险：“然而，我一想到普通人行为和本能的变化，就觉得恐惧，这种行为和本能是经无数代人的演化，才根植于他们身上，而他们可能需要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抛弃这些东西。用当今的说法就是－难道我们不应该预期一个普遍的“精神崩溃”么？”

凯恩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生产力的惊人增长，既带来了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减少了平均工作时间，后者自19世纪末以来，已经下降了近一半。

然而得益于新经济的发展，对工作消失的担忧每一次都最终证明是杞人忧天。创新和推动生长力极大增长的因素的出现，始终都伴随着家庭购买力的激增，新产品的生产需要创造新的工作，因而取代了因生产力增长而被摧毁的工作。在《机器和失业》（1980）中，阿尔弗雷德·索维将这一机制称为“溢出”。他举了一个送水工的例子。送水工在20世纪初大量存在于巴黎（他给出的数字是约20，000），而他们的工作因为输水管道的安装而被摧毁：但是其它的活动又创造了新的工作，没有人为送水工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很多其它的工作，一般都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它们的消失反而有利于劳动条件的改善。

然而，矛盾的一点在于，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对工作因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而消失的焦虑在生产力增长幅度尤为有限的时候非常强。

最近的分析表明，许多工作受到新技术的传播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威胁。根据Frey和Osborne（2013）的文章，美国约50%的工作（英国的数字是30%－40%之间）在未来10到20年间，可以被机器或算法所从事。相反，Arntz, Gregory和Zierahn认为就中期而言，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受威胁的工作占比仅为9％左右。

在这样一个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确实有些工作被摧毁，那么怎么实现转移，也就是说为工人提供新技能，从而使得工作受威胁的工人能转移至其它正在发展壮大的行业。Autor(2015)指出很多可能发展壮大的行业，比如在老龄化的发达经济体中的服务业。然而，成功的转移需要建立并实施高效且动态的职业培训体系，并减少职业流动性的障碍。

拿工资的工作到独立工作的转化尚未证实

另一个，也就是定性的焦虑来源于认为数字经济会带来工作性质的变化：拿工资的工作可能被个体从业者和独立劳动者所取代，他们通过数字平台和客户建立直接联系。给工人的社保和保护，由于根本上是基于拿工资的工作，也就因此会受到这些新的就业形态的威胁，后者已经变得更加常见，如果说还没有占到大多数的话。一些人认为这场革命是经济优步化的一个表现。

然而，正如在我和Jacques Barthélémy合著的书《21世纪的工作（Travailler au XXIesiècle, Odile Jacob, 2017）》中所言，事实并不支持这些担忧。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非拿工资的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国，自2008年以来，在给予这部分人群一个法律地位之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但是依然不足12%，远低于2000年前水平。这一数字只在两个发达国家：英国和荷兰大幅上升。在这两个国家，以及其它发达国家，非拿工资的劳动者比重上升的行业要么是低技能的行业，比如快递或市内交通，要么是咨询和对企业或家庭的技术协助，从事这一行业的劳动者平均能力很强，且比全体劳动者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

但是我们依然远远达不到为众人经常提起的“优步化”程度。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对于低技能的个体从业者而言，我们目前正观察到的现象，一部分是不同类型的个体从业者之间的相互替换。一个出租车司机将自己的车挂靠给大型出租车公司和一个轿车司机通过优步平台和客户联系，二者之间的地位差别不大：都是个体从业者。至于因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经济而带来的独立活动，确实创造高附加值且从业者能力非常强，它们从经济上来说是可持续的，但是数量上不占优势。

新的公共政策应当证明至关重要

因此，支持高技能独立劳动的出现，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活动似乎就显得很重要了。其目标就是减少，有时甚至是废除某些限制了上述转变的法规。同时，有必要为独立劳动者提供社保和保护，且水平能与拿工资的劳动者获得的保障相媲美。

这一转变已经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了许多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Barthélémy和我希望能够将思路扩大，不仅仅是关注雇员和非雇员之间法律地位的差异。事实上，信息通讯技术的传播能够减少雇员和非雇员之间工作模式和集体工作组织结构的具体差异。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许多高技能的雇员享受了可与高技能的独立劳动者相媲美的自治度。因此，私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法国监管创新的成功，比如作为Aubry法（也即35小时工作周）的一部分，创设了按工作日计算打包工资（即将一切保障福利与工资打包成一个价格）的合同，就是这一发展的一个明证。2014年，在私营非农部门雇员数不少于10人的公司里，13.3%的雇员都受这一合同约束。这一合同在专业人员和管理层中非常普遍（47%），但是在非管理层普及度仅为3%。它代表的是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权利，涵盖了雇员和非雇员之间法律地位的差异，与我和Barthélémy提出的观点吻合。

不适应这一发展就意味着需要将许多类型的独立工作重新定性为拿工资的工作，正如2015年加州，或2016年伦敦对优步司机所做的那样。在法国，重新定性的流程将阻碍相关活动的发展。

数字革命对增长的积极影响是否能为组织充分享受将取决于组织如何适应。在许多国家，组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适应，否则就只能从新技术中获得部分好处。各经济体未来需要能够将许多工作从一个活动转移至另一个。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放弃使用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提前退休策略用作权宜之计，来吸收矿业和炼钢业岗位的消失，因为这会导致人类资源的浪费和极大的成本。工作的转移应当通过培训和技能的改变来管理。还需要对劳动法有所调整。劳动法的范围必须要从现有的仅覆盖拿工资的劳动者扩大到包含独立劳动者。上述就是这场数字革命的主要挑战。

作者吉尔伯特·赛特 ，艾克斯－马赛大学副教授，法国银行经济和国际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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