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反收割：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

作者：（美）詹姆斯·里卡兹

译者：劳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为大气流动建模。洛伦兹发现，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会导致气流结果大相径庭。根据他的结论，人们提出了“蝴蝶效应”的概念。很快，人们就发现，金融市场的动向也完全可以应用洛伦兹提出的现代复杂性理论来加以解释。

气象预测往往很难精确到某些特定的极端灾害，但根据气象趋势，确实可以评估出受极端灾害威胁较大的区域，从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同样，金融市场的波动也无法做到精确预测，却可以就可能带来的市场震荡及其幅度、频率作出必要的应对。

气候、生物、太阳耀斑、森林火灾、交通堵塞，以及其他自然和人为的行为，都可以用复杂性理论来描述。各领域有着共同点，也有独特性。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情报部门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威胁顾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经济学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詹姆斯·里卡兹介绍说，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的情报部门为了应对安全威胁，引入了贝叶斯定理来评估风险。实际上，美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也在广泛应用贝叶斯定理，让贝叶斯和复杂性结合在一起。

这一思路也可应用到资本市场。市场参与者必须不断地进行预测，以优化交易策略和资产配置。资本市场的走向很难做到精准预测，但资本市场有着历史记录，这与其他那些鲜明体现均值回归的随机系统（比如掷骰子）存在差别，资本市场会对下一步的行为带来适应和反馈——多元化的主体加入到适应和反馈中，让复杂性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沃伦·巴菲特每季度公布其资产组合后，就会有很多人复制其交易，促成了群体的形成，并强化行为方式，导致巴菲特会早于其他人调整。

詹姆斯·里卡兹认为，复杂系统的特征既不是高度有序，也非随机，某种意义上是在有序与无序之间振荡，并呈现循环往复的特征。这是金融市场呈现系统性风险、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2008年11月，之后会出任奥巴马政府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意味深长的指出，“好的危机绝不应白白浪费。”如何理解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发生于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引发的危机，并没有引起全球投行的深切反思，“白白浪费”了通过一次危机从而让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安全的机会。

詹姆斯·里卡兹在其所著的《反收割：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一书中指出，“如果1998年的市场诊疗师研究那一次恐慌的症状和病程，2008年的浩劫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表外衍生品过于危险，应当促使其透明化来抑制风险滋生；又如，杠杆会将微小的市场变动变成威胁偿付能力的巨大损失，为此应限制杠杆的限度，且明示在资产负债表上；再如，银行应远离衍生品业务，摒弃存在缺陷的、诱发交易员过度追求账单利润而忽略风险的考核指标体系……但人们没有这样做。恰恰相反，在1998年震荡平息后，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变得更加明显，不仅投行不愿意去发掘并应对其风险，而且监管部门相反还在促成监管体系变得更加松懈。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在于投行的贪婪、监管者的失职，最主要的是，无论是监管者还是投行，都误认为金融风险等同于“风险价值”模型推导出的风险，是均衡的，带有随机性，每个事件对接下来的事件并无影响。书作者指出，人们对于复杂性理论缺乏足够的了解，将掷骰子行为与金融市场行为混为一谈，对于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在估计不足。

2008年金融危机渐渐平息后，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市和振兴政策，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研究办公室。尽管如此，金融风险在近几年来又开始重新集聚，美联储推行的量化宽松，等于凭空给市场注入了数万亿美元，但与之同时，市场又创造了至少60万亿美元的新债，以及数百万亿美元的新衍生品，所以美元反而出现了短缺现象。书中还具体分析了黄金、债务、违约以及地缘政治空间引发外源性危险等因素，指出这些因素很可能在特定时间节点引发新的金融恐慌。

1933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冻结银行，并将投资者手中的黄金集中到美国财政部。1971年，尼克松叫停了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是以投行垮塌开头，救市者一时间蒙受了巨大的压力。书作者认为，面对当下较为突出的金融市场风险，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监管部门不应当将罗斯福用过的“休克”疗法作为应急政策的首选。

然而，对于美国之外的其他主权国家和重要的跨国公司来说，如果金融市场再现系统性风险和恐慌，最需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利用其支配性的军事和金融优势，切断货币、债券、证券、衍生品等交易市场，强制要求美国金融机构的存款客户接受负利率、资产管理客户接受交易暂停等做法。书作者在《反收割：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一书开篇就援引全球顶级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的话指出，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就曾向华尔街机构明示，一旦再现2008年金融危机，将启用上述政策来切断风险——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在于，避免了美国金融机构掌握的资产流失，但无助于金融恐慌的消弭，相反还会让人们变得更加惊恐。

这本书也谈到了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力推的促进制造业就业岗位和产能，回流美国的政策，指出这股政策表明当自由贸易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美国的决策者就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这项政策；同样，如果新的金融震荡让美国利益只是轻微受损，却能重创其他大国的实力，华尔街和华盛顿当然也有这方面的意愿。事实上，美国一战和二战之间，都曾多次采取过类似的孤立主义政策，让其他大国的经济困难变得更难应对克服，而日本和德国则在巨大压力下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书作者警告指出，“临界状态的复杂系统构造十分脆弱，有无数个故障点会被无法测量的微小原因催化……随着复杂系统规模的增长，最坏的可能事件的规模以指数方式放大。”这种情况下，预测危机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没有可能，也不具备意义。2014年10月、2015年1月，美国国债收益率曾发生短暂的闪电崩盘，欧元也曾上演类似的崩溃；到了2015年8月，人民币也曾出现幅度明显的汇率振荡。很显然，无论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还是我国国内的投资者，都需要增强对于金融市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知，对于内外部因素促成的金融风险增长保持高度警惕，还要对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可能在市场震荡期采取的损人利己的政策选择建立应对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