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绿皮火车开动了。K497从北京站直达加格达奇，车上没有充电设备，我难得地享受了没有手机的25小时。下铺的东北大哥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了裤门襟。他脱下外裤，只穿着肉色秋裤，半躺在床上，舔着刚从小推车上买来的北京老冰棍。隔壁倚窗而坐的大姐，接过了朋友从蛇皮袋里找出的一包食物，对刚认识的同乡男人说：“给，多着呢！这饼是咱儿自个儿做的，可比北京的薄！”一阵大葱味儿，还有穿着时髦的两位大姐的嚷嚷声，席卷了整列车厢。
窗外渐次开阔， 玉米地和大豆田交织在一起，向云端铺开，无边无垠。在加格达奇下火车，转乘大巴，落日余晖躲在矮山包后，我们行驶在唯一一条通往漠河的公路上。这条加漠公路纵贯大兴安岭南北，全长574公里。司机在古源刹了一脚。
下车时，桦树林的影子与天空已经连成一片。这是2017年9月，我感觉到了稀薄冰凉的空气在灰暗的森林里弥漫。
二
首次踏足黑龙江，是去这个我从未听说的地方——古源。古源是大兴安岭南部的一个小镇。柳树的家在古源河西，村子的西边。
最早认识柳树，是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这些年，我常逛市集，从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农夫那儿，买些应季的生态蔬果和手作食物。柳树与他们不同，卖的是大兴安岭来的野生山货——野玫瑰、蓝莓、蔓越莓、榛子等。
我买了柳树家的蔓越莓酱，然后给远在大兴安岭的她发微信，称赞蔓越莓酱很好吃。
柳树连回了十几张采山的风景照，“有时间来我家吧！这边非常安静，可以看星星。”
迈入院门，一棵山丁子树矗立在天蓝色的木门旁。柳树家里灯火通明，客厅一眼望穿。单人沙发旁的蓝色木凳上，有一个野营用的储水罐，存放着打来的泉水。屋子里有一台洗衣机，不过已经坏了。后来几天，我们洗衣服都赶在中午，在太阳底下用手洗，趁日照强赶紧晾起来。（即使在太阳底下，水还是挺凉的。柳树研究了许久，找到了一款只需浸泡、无需揉搓的环保洗涤剂来清洗衣服，省了大家很多事。）屋子正中放着一张矮小破旧的折叠木桌，木桌上放着一层玻璃板。我们便在这玻璃案板上揉搓面粉，做饺子和发面饼等。
古源的老房子，为了节省能源，灶台连着炕，烧好饭，整间屋也暖和了。不过，柳树做饭用的是煤气灶。炉子架在客厅的宽木桌上，桌下摆放着三个红色的塑料大桶，装着从水泵里打来的水。我们平时喝泉水，水泵里的水用来做家务、烧饭。还有一个白色塑料筐，里面放着南瓜、土豆和意大利面等。小屋充满了烟火气。左手边是客房，右手边是主人房。
柳树本名姓“柳”，“柳树”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不断忘记自己，不断长出来。我有自己，只是很新。”
出生在哈尔滨的柳树，初三下半年，辍学投奔了亲戚。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制作工艺品，美其名曰“点蓝”，其实是给塑料罐上色。冬天厂房漏风，点蓝需要用水，柳树的双手成天在水里泡着，冻烂了。她想换工作，舅舅却说：“你没学历，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她想起了小学六年级时看过的一篇文章——包身工。“这个社会有问题！”柳树说不出到底哪儿不对，但充满怀疑、剥削、压榨的生活，她适应不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能做什么？”她不断问着自己。“我慢慢产生了活着很难受很沉重的感觉，一种不改变、毋宁死的感觉。”她跑了，由于不满三个月，薪水一分未给。对于这件事，柳树十分气愤，甚至诅咒过他们。
在社会上闯荡，由于知识匮乏，她一度很自卑。2005年，不到20岁的柳树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金鹏。受金鹏的影响，她读了些书，诸如《爱弥儿》、《忏悔录》等，有了一颗想做教育的心。2008年，柳树去了一所打工社区的幼儿园，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她发现宿管阿姨打小孩，她觉得这是不对的。那个阿姨长得很壮，家长不在身边，寄宿的孩子很小，没人依靠，有些孩子的后背都被打青了。她写了一封信给园方，被拦截了下来，她又继续告，最后怼到了校长那儿。阿姨离开了，她也离开了，原来那位阿姨是老师的亲戚。
直到现在，她对儿童教育也念念不忘，但她始终无法理解社会这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她无法接受依赖、阶层和竞争的关系，以及充满金钱、权力、暴力和没有尊严的生活，“老板只在乎自己的想法，不考虑你的意志。难道人一定要依赖人？”
2010年，柳树逃离了北京。她说：“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我不能独立地做自己。”她想寻找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她不知道，但肯定和原来不一样。她去了森林，一个不仰赖人际关系，依靠自身劳动就能生存的地方。她背着棉被、粮食和锅碗，在大兴安岭一户采山人家住下了。
采山，是指进入森林采摘野生的浆果、坚果和核果等食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收集食物的方法。柳树一开始采山，是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山包。采山人中有一位住在“古源”的大叔，柳树听到“古源”二字，就觉得十分喜欢。她去小镇看了看，村子不大，人不多，地理位置合适，很适合采山和生活。柳树的父母也不满足当时的生活，感觉被邻里关系束缚。于是，她带着父母，在这儿安定了下来，“我爸热爱自然，采集徒步、种菜做饭，样样都爱。我妈享受自然，喜欢赚钱。我只要不花她的钱、不害人，做什么她都支持。”有时金鹏也会过来，大多数时候，他在北京卖他们采山得来的山货。
外人看来，他们搬到了荒废僻静、人迹罕至的小村，但对柳树一家来说，这是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在古源的生活，一个月花销不到100元。山上有各种野生食物，村子里有很多空房子可住，有水电、有农田，花很少的钱就能生活。
那天，柳树决定包饺子，我们便去扫村了，看到谁家小院儿里的菜好，喊一嗓子“大爷~大娘~”，总有人回应。住在古源的人，几乎都上了岁数，他们还保留着种地的爱好。在养鸡的人家，我们买了三斤颜色、个头各异的土鸡蛋；在赵大爷那儿，买了32斤从地里现摘的蔬菜。胡萝卜6毛一斤，白菜和大头菜7毛一斤，鸡蛋比较贵，15元一斤。推着赵大爷的“倒骑驴”（倒着走的三轮车），我把整整一袋裹着黑泥的菜运回了家。
站在小院儿内，环顾四周，透过2米高的木栅栏缝隙，隐约能瞧见院外的动静。除了延绵不绝的山和一望无际的天，便是没有人家的空房子。在正对屋子的田块那头，木头架子搭出环保厕所。柳树教我用锯末、柴灰覆盖排泄物。这使得厕所在潮湿的雨后，散发出清香味。手压式水泵在屋外一侧，紧挨院门。我和柳树每日轮流打水，这是一项剧烈摇臂的运动。
夜晚，耳畔再无“滋滋滋”的电波声。躺下，时不时会有“磅磅磅~”的声音。“别害怕，那是墙皮跌落的响声。”柳树说。透过半面墙的玻璃窗，月亮从星空的左边，一点点挪到了正上方。
三
采山期只有短短的五个月，从六月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到十月，不怕冻的人还会到山上走一遭。我来的时候，正赶上采蔓越莓的尾巴。
面包车驶入采山区，手机立马没信号了。我们一行五人，柳树和金鹏，柳树的两个90后朋友——白云和逗号，还有我。我们拎着几个塑料桶、一个不锈钢铁盆，进山了。
进入森林只有一条主路，其余都是进山的小径。采山人把汽车或摩托停在公路上，徒步上山。上山后，就没有路了，分辨不了方向的话，容易迷路。对我来说，第一次进入没有信号、没有车流、只有荒山野草的地方，即使站在这马路上，还是有点害怕的。
“这片地方好像已经被采过了。”柳树说。冻土层踩上去软软的，像走在牛皮沙发上，但没那么顺滑。地上长满了各种植物，从驯鹿爱吃的地衣，到人类爱吃的浆果。蔓越莓树几乎贴着地面，蓝莓树比它略高一些。弯着腰采摘是笨人的做法，跪在地上才是行家。我和柳树专采蔓越莓，其他三人采蘑菇。
一开始我兴致勃勃，采了没多久，精神就涣散了。花了一个多小时，我与柳树采了不到半盆的蔓越莓。
因为是抱着玩的心态，没有想着一定要完成多少任务，所以我没压力。但是，当这成为了工作，就不一样了。采山人常常凌晨四五点钟进山，背着干粮和水，在森林里一走就是一整天。没有经验的采山者必须结伴而行，边干活边喊话，否则，一个人掉队之后，极易迷失方向。在这里，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大山记住了。
蓝莓果熟透的时候，皮很薄，只能用手采，否则会爆浆，也会对植株有影响。但大量涌入的外地人，用一种为采蓝莓而专门自制的有梳子头的撮子（东北话，簸箕的意思）给蓝莓树梳头。这种采摘方式，很容易把秧子连根拔起，伤害极大。
古源曾有大兴安岭最大一片野生蓝莓地，由于离加格达奇较近，吸引了外面许多人，连年的暴力开采，使蓝莓地被破坏得相当严重。蓝莓其实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即使秧子被破坏，第二年还是会长出果子来，只不过果子会越来越小。山里人通常的办法是，如果一片地上的蓝莓结的果子不好了，就放火烧。隔三五年，蓝莓又会长出来，而且个大饱满。不过，这么做又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近一两年，本地的采山人需骑着摩托，到古源北边两小时车程外，才有适量的蓝莓可采。
生活在本地的采山人，没有任何收入。采山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方式。市场收什么，他们就按要求采什么。柳树在村里做山货生意，引起了不少本地人的注意。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为了一点点金钱连命都敢要。作为新迁入的外来户，想来柳树没少被欺负，但她不愿向我过多提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事情。我只是想起曾经听到的一件事，数年前，大兴安岭里的一位采山人被杀，夺他命的人，只为了抢不到两万元的山货。
采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在一个蓝莓季，从四面八方涌来近30人的采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山了。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不曾想，大水阻断了前路。想要采到足够丰富的蓝莓，他们必须过河；不过河的话，每人差不多只能采1斤。水流非常湍急，就快淹到脖子。柳树的妈妈想要过河，被金鹏阻止了。金鹏为了保护手里的摄像机，也没过去。就在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几位本地的采山妇女却拉了根绳子，淌了过去。金鹏形容，她们就像大风天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摇摇欲坠。
这幅画面令经常在微博上晒采摘风景图的金鹏意识到，和这些采山人相比，自己的采山不过是自得其乐。是谁在逼他们拼命去赚钱呢？
四
金鹏1982年出生在内蒙古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由于生活贫穷，他早早离开了家，初中便已行走社会了。
2005年，一个朋友带金鹏去宋庄参加一个独立纪录片展，他发现，原来电影不止是陈凯歌、张艺谋那种大场面，轻微细小的独立电影也可以做得很彻底。他开始学习剪辑，并在电脑班上，认识了比自己小五岁的柳树。他很欣赏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尔做了一辈子无意义的事。他早上会花一个小时与秘书通话，将头天的生活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他还买了巨多的商品，封存在箱子里，成为了伟大的艺术品时间胶囊。”
四五年前，金鹏买了一台索尼摄像机，从此形影不离，记录自己的生活。2013年，金鹏从北京去了古源，打理山货生意。不懂经营，也不擅长计划的金鹏，只希望拥有 “松散、轻松的小日子。” 受制于性格，金鹏自认在经营上不如柳树，是一个“得过且过，缺乏未来性的人。”而柳树恰巧相反，她是一个面向未来而活的人。
他们在古源住下之后，白云和逗号也来到了这里。他们是一对九零后情侣，在古源花了不到两万，买了两间小院，打算长居下来。他们的到来，缓解了古源老龄化的速度。
在古源住了一周多之后，我们驱车20多公里，进入了林区。每年9月15日至11月15日是封山期，所有人禁止入山，即使有采山证，也无济于事。雪来之前，防火是头等大事。经历了无节制的砍伐，变身为次生林的大兴安岭，早已失去自有的调控能力，必须要采取保护措施。
一路往前开，沿街的石桩上标记着公里数。这路除了采山人，绝少有外人走过。曾经，鄂伦春族人居住在这儿，与狍子为伍。在行进的车上，我便看到了一大一小两只傻狍子，屁股冲着我们扭一扭的。只可惜还未掏出相机，它们便已不见踪影。
沿途风光是泥炭藓沼的草丛、灌丛、林地和湿地相结合的样子。远山尽是落叶松的重影，亮洁的白桦林里，总有煤炭似层层脱皮的黑桦树混杂其中。
在古南路72公里附近，我们扎了营。小雨打在帐篷上，冷风灌进了脖子里。我们不敢点火，只能就着俄罗斯的酸黄瓜，吃着早已冻成块的食物，哆嗦之间，幸好还能来一口热豆浆。潦草地吃过晚饭，我们便躲进了帐篷里，一边磕着雪松籽，一边聊着萨满文化。吐了一地的松籽壳，引来两只银灰色的山鼠。随着“叽叽喳喳”的声音越来越频繁，我们后悔起来。匆匆收拾了残局，赶紧睡去。白云总觉得山鼠在她的被子里，一夜未眠。
第二天，顶着昏沉的脑袋，我们钻进了一个长满蒙古栎的山头。这次，我们摘的不是隐藏在草丛里的野生菌了。“找到了！找到了！哎呀，在这儿呐！”第一个发现它的，果不其然是金鹏。一根躺倒的朽木上，冒出了两朵洁白的花。每个人都想在森林里找到这样的一朵花，找到了，预示着时来运转。“这里，这里！找到了一个！”我折了一根树棍，对着3米高的树枝上那朵白花，使劲一顿戳。“这颗已经戳坏了，不能要了。”金鹏遗憾地说。我为自己的莽撞后悔不已。要知道，猴头菇的生长条件十分苛刻，是可遇不可求的珍馐。我们搜遍整座山包，才寻到两颗。
金鹏打算用猴头菇炖猪排，好像只有大餐才对得起它。回家途中，我们去了村里的小超市。超市空间狭小，堆满了各种颜色的纸箱，箱子里是整包整包的零食、调料等。仔细翻看这些商品，虽然不乏费列罗、士力架等品牌，但更多的则是小厂房生产的食品。我很难在这些商品中挑拣出健康的东西来。村民将采山的收获批发了出去，好不容易换了些钱，又花在了购买劣质灌装酒、焦油含量不明的香烟、各种添加剂超标的零食上。城里人在消费这片森林的野货，而这里的人却对垃圾食品心生向往。不仅如此，他们的生活习惯也蛮糟糕，爱吃肉、喝大酒、打麻将，成天无所事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他们似乎并无交集，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远没有吹到这儿来。
五
早上6:40分，他们尚在酣睡，我戴着绒帽和围巾，沿着荒无人烟的公路小跑了二十多分钟，走了一个多小时。在湍急的河道边，古南路73公里处，我找了些桦树枝，坐在上面静静地用手机码字。眼睛所能触及的地方，看不到一个人，但能望见营地一侧集装箱改建的房子。大雁从头顶掠过，时不时变换着队形，风吹着云跑，蓝天躲在路的尽头，头顶压着一坨乌云。两个半小时，公路没有驶过一辆车，鸟儿霸占了赛道，在上面晨练。我的脑子快冻崩了，心却越来越开阔。丰盈的土地，却人迹罕至。
大兴安岭是一个商业化不浓、经济不发达、被森林笼罩而交通还算方便的地方。白云与逗号想要实践“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于是找到了柳树。但他们远远低估了农村世故的一面。
金鹏和柳树雇佣的工人中，有一位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每日杵着拐杖，坐爱人的自行车，穿过古源的南头，到北边的小院儿来上班。金鹏心好，便许诺开车接送，一趟花不了五分钟，但这举动却招来了其他村民的怨恨，“有人不高兴，有人说坏话。”他们无法理解柳树和金鹏宁愿选择一个残疾人，也不选“正常人”工作。本以为做了好事的金鹏，不禁郁闷起来。金鹏形容他的邻居们是一群“麻木、冷漠、被时代隔离”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村民表达感谢的方式也让金鹏无法接受。他们猎杀野生动物，却又不像鄂伦春族人有规可循。鄂伦春族人只猎取需要的食物，村民却通过不断的猎取来满足杀戮的欲望，“他们朴实，但转过头就敢杀死一只狍子，然后把肉送到我的面前，有时还谎称是羊肉。”
有一位中风的男人，常年坐着轮椅在广场上。“我从没见过他有任何情绪，像是坐着等死一样。”金鹏说。在静谧的村庄，人们仿佛不用看表生活，时间从白天到夜晚，一日一日算下来，失去了记录的必要。
但其实，越简单的生活，越需创造力。以前的村庄，村民各怀绝技，有人擅长打铁，有人擅长裁衣，还有人擅长酿酒……古源有一位卖豆腐的大娘，她做的豆腐大家可爱吃了。但就在我待的那段日子，她说要去哈尔滨照顾孙子，以后都不做豆腐了。
古源原本是鄂伦春族人的聚居地。随着林业开发，原住民成了少数民族。林业过度开发，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好时光。林场停止了商业伐木，工人没有钱挣，陆陆续续走了。留下来的一群人，除了极个别热爱乡居的之外，其余多是老弱病残。
中国已有90多万的自然村落消失，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将有更多村庄名存实亡。随着村庄的消亡，村庄本地的文化也将一并消失。
临走那天，山丁子树的叶子已被大风刮得所剩无几。还好我们赶在雷雨天的前一日，采了一些小红果，不然，就全给风掠走了。熟透了的山丁子果软糯糯的，与蔓越莓不是一个味儿，但都可以用来制作果酱。
问起小时候向往怎样的生活，柳树说：“吃的是我喜欢的食物，住得干净温暖，有漂亮的衣服，有小伙伴做游戏，可以经常看火烧云、晴朗的星空，听风吹树叶的声音。”她又补充了一句，“我希望生活的环境是干净的，这种干净不是洁癖，是心灵上被接纳的感觉。”
—— 完 ——
题图为南瓮河湿地，作者文中扎营的附近。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草西，长期记录和分享中国可持续生活实践者的故事，报道小而美的人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