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磬

编辑 | 陈升龙 

3月2日的罗马还飘着小雪，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的候选人迪马奥（Luigi Di Maio）在人民广场上完成了投票前的最后一场动员。历史上的人民广场是罗马公开执行死刑的地方，而当天，31岁的迪马奥在这里宣布了一个政党的重生：“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做反对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刚落下帷幕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1%的五星运动成为了议会最大党。尽管意大利的组阁制让五星运动最终进入执政联盟的可能性不大，但面对如此高的支持率，从罗马到都灵再到西西里，五星运动掀起的这场浪潮都已经不容忽视。

“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疑欧主义”“民粹主义”……这些是欧洲媒体最常用在五星运动身上的标签：发端并生长于互联网、主张直接民主；反对接受地中海偷渡而来的难民、呼吁退出欧元区；主张经济的“去增长”（degrowth）……五星运动的创始人、喜剧演员格里洛（Beppe Grillo）以粗鄙的用词和极富情感的动员方式而闻名，在欧洲议会里，他还是英国脱欧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的坚定盟友。

乍听上去，五星运动似乎完全符合对那些正在世界各地轰烈展开的民粹运动的刻板印象。但细究下来，却会发现它的发迹有所不同：作为一个“民粹政党”，其候选人竟拿下了罗马市长一职；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步”的首都往往被认为是反民粹的前线；它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中有很高的支持率，这与印象中民粹政党“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年长者”的选民基本盘大相径庭；它不仅不是“极右”，它的“五星”所代表的环保、互联网议题中，还可以找到不少欧洲左翼政策的痕迹；在拒绝移民已逐渐成为意大利政坛新常态的情况下，它甚至都不算是反移民阵营里的最强音。（编注：五星运动的五大支柱理念包括：水资源公共化、可持续交通、发展、连通性和环保主义。）

成立于2009年的五星运动在意大利并非政坛新手。早在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它就已经成为得票最多的单一政党。但在彼时，英国还没开始脱欧，特朗普还没有当选，民粹主义尚未形成全球化的浪潮。在今天，当民粹主义变成了媒体上的高频词，五星运动所展示出的这些新特征，特别是，它如何吸引了年轻人——无论是基于互联网的动员方式，还是对衰落期经济议题的利用、或是建制化转型——都将为理解欧洲民粹主义提供新的启示意义。

互联网之子

时钟拨回到2005年。彼时，网络博客在全球方兴未艾，大量线上交友平台亦蓬勃生长。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里，一个叫做“MeetUp”的网站开始悄然流行。居住在城市里的年轻白领们通过这个网站寻找同城里志趣相投的朋友，并组织各种主题的线下聚会。

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喜剧演员格里洛无疑是MeetUp上的红人。在此前近二十年的演员生涯中，他因以粗鄙言论冒犯政治家而闻名，并因此被多家电视台“雪藏”。在淡出电视界之前，他就已敏锐地预感到互联网即将席卷时代，并开始把精力重点放到经营自己的博客上。

白天，格里洛以令人惊讶的频率保持着博客的更新，写作内容从他的老本行——嘲讽意大利政治的腐败——到揭露发展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再到为互联网革命高歌。晚上，他再通过MeetUp组织起来的兴趣小组，在线下针对这些发帖进行激辩。格里洛的博客beppegrillo.it用三种语言发布，直到今天它仍是意大利被访问次数最多的域名之一。

“五星运动生于网络，这是传统政治之外的地方。”多年致力于研究五星运动的政治学者、意大利Urbino大学教授波丁永（Fabio Bordignon）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五星运动后来的种种基本政策最早就是在格里洛的博客里长出雏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又让它给那些希望参与政治、但又不对传统政党给出的渠道抱有幻想的年轻人们提供了新的选项。”

格里洛极具张力的演说天赋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并出现了以“格里洛的朋友们”（"Friends of Beppe Grillo”）命名的核心粉丝群。狂热的粉丝们开始要求格里洛参选总理。在波丁永看来，这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城市”的支持者们，最早都是左翼党派的选民。其早期主张也充满左翼环保主义的色彩，在2005年到2006年间举行的三次“格里洛朋友全国大会”上，一个贯穿始终的议题就是“废除污染性的焚化炉”。

“参选总理”的政治野心在格里洛遇到了同样认可互联网价值的网络战略师卡萨列丘（Gianroberto Casaleggio）之后，变得触手可及。两人在2009年搭伙宣布正式成立五星运动，建立了线上平台“双轨制”、成立“卢梭”网（Rousseau），用以接纳新成员的在线注册和募捐；而格里洛博客则主要用于讨论和投票。

两人的配合将互联网的动员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所有想成为五星运动成员的人均需通过在线申请，再由其他党员审核。审核程序十分严苛：2013年议会选举中有接近900万选民给五星运动投票，但“卢梭”网的注册用户只通过了14万人。值得一提的还有“卢梭”网的吸金能力：仅在2017年它就筹集了超过45万欧元的募捐。

党内事务也全由党员们在线投票决定。五星运动的选举法便是由一系列的在线投票来修改和通过的。2014年，赢下了欧洲议会议席的五星运动遇到了结盟的难题，也是通过在线投票决定要跟英国独立党（UKIP）站在一起。

有时领袖的主张与民意也会出现相左的情况：意大利曾打算修改一部关于移民的法律，格里洛本人不同意，但这个提案被拿到了博客上讨论并投票通过了支持修改的决议。在许多五星运动的支持者看来，这正是它所倡导的“直接民主”的体现：公民应该无需政党作为中介来代表他们的声音，而互联网的出现将使这种变革成为可能。

“它对互联网近乎偏执的信仰，欧洲的政党中大概只有海盗党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波丁永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从硅谷式的‘科技乌托邦’理念中汲取灵感，五星运动创造了一张年轻的面孔，对成长于互联网的一代有天然吸引力。”（编注：海盗党是一个跨国政党组织联盟，主张改革有关著作权和专利的法律，倡导网络自由下载。）

在五星运动选民Mario看来，通过网络来进行的这些活动“很扁平化、很透明，而且还很新潮”，这让他看到老旧的意大利政治“被彻底换血的可能”。他告诉界面新闻，“五星运动才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它并不是一个党派，它是一场运动。”

“拉拢”年轻人

如果说，依托于互联网的动员方式让年轻选民们听到了五星运动吹响的号角，那么金融危机后身陷泥潭的意大利经济则将他们彻底收编到五星的战队之中。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在经济复苏上却疲态尽显。尽管GDP总量上意大利仅次于法国和德国，但它背负着高达GDP155%的债务，仅次于希腊位列欧元区第二。一方面，意大利政府不得不为高企的债务支付巨额利息，财政状况一再滑坡；另一方面，意大利银行业深受坏账影响，目前拥有占据欧元区银行业总坏账30%的不良贷款，引发信贷危机担忧。

经济疲软的另一面是失业率居高不下，首当其冲的是年轻劳动者。截至2017年底，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没有工作，这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之高。短期合同和兼职合同的数量也在上涨，但报酬却在下降，这意味着即使签了合同也没有安全感。根据2017年发布的《欧洲雇佣与社会发展报告》，有超过15%的意大利青壮年在非正规合同下工作。

28岁的罗马青年Mario拥有传播学的硕士学位，能讲一口流利英文。少年时他的理想是进入公共部门工作，但毕业后生活却并不如他所愿。经济危机后公共部门大幅萎缩、大多数职位被中老年人“霸占”、极少数对年轻人开放的职位也常需要内部推荐信。经历了一年多的周折，他才在一间小公司谋到了职位。尽管离他的初衷相去甚远，但与周围大量处于失业状态的同龄人相比他已感幸运。

“罗马是一个‘老年人’的城市，年轻人没什么机会，”Mario说，“就跟意大利的政治一样，又腐败又老旧，一群老人在喋喋不休地争着各自的利益，却完全听不到年轻人的声音。不管民主党还是贝卢斯科尼都一样。”界面新闻记者在罗马市中心的投票站遇到Mario时，他刚刚把票投给了五星运动。

格里洛和他的五星运动再次敏锐地嗅到了大量像Mario一样的年轻选民的诉求：现状的糟糕是因为政治系统中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他利用自己嘲讽政治家的职业过往和曾因揭露腐败而被《时代》杂志选为“欧洲英雄”的经历，把“反腐”、“反建制”变成了自己的一张名片。

他创设了以“清洁议会”（clean parliament）为目的的反建制活动“V Day”（Fuck-off Day），直指当前议会中的沉疴顽疾。他提倡“零成本政治”，认为政治不应是一种职业，而只是一项暂时的服务，完成之后便应当回到自己原本的工作中。他还主张政治不应用来挣钱，当选议员应当自动减薪。政治的候选人必须履历清洁无犯罪记录，尽管这一条规定将格里洛本人也挡在了大门之外——他在多年前曾是一场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机。

然而，高举“反腐牌”的五星运动在近年来却颇受腐败困扰，不仅时有关于内部不民主的批评，还有多位明星党员因丑闻屡现报端。最著名的恐怕要属罗马现任市长拉吉（Virginia Raggi）身陷亲信的贪污丑闻。但这似乎并没有太影响到年轻人对五星运动的支持。一项选举前夕的民调显示，在18岁到22岁的人群中，五星运动获得了31%的支持率；在23岁到28岁的人群中，获得了35%的支持率。在中左翼的民主党那里，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和17%；而中右翼的意大利力量党只有15%和19%。

“难归左右”

“难归左右”是许多观察家给五星运动的评价：它对环境和福利的主张让人想起美国的伯尼·桑德斯，但它对移民、欧元、普京的态度则让人想起法国的玛琳·勒庞。

在波丁永看来，五星运动的成功公式在于它的“三分之一”路线：“如果我们给五星运动的支持者们拍张群像，会发现，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左翼选民，三分之一来自中右翼选民，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传统政治光谱以外的地方——那些以前不投票的人。”

在专事欧洲民粹研究的政治学者伊戈纳兹（Piero Ignazi）看来，为了迎合这些来路完全不同的选民，五星运动需要采用一种既“后意识形态”（post-ideological）又“多意识形态”（multi-ideological）的战略。一方面，它强调自己不按传统左右站队，不受建制束缚，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政策大多缺乏可行性，它又需要把选民的关注点聚焦在意识层面而非实务层面。伊戈纳兹是博洛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著有《西欧的极右翼政党》一书。

从2018年初开始，格里洛开始有意将自己与五星运动分离，并将温和派的候选人迪马奥推到台前，这是五星运动由边缘向建制转型的开端。在波丁永看来，这不过是五星运动的内在矛盾积累到了不得不调试的阶段而做出的调整。“他们意识到，没法再一直做不需要把言论付诸实践的反对党。”

在采访的最后，波丁永引述了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一段话来描述格里洛、迪马奥及其领导的五星运动：

“我自相矛盾吗？那好吧，我是自相矛盾的。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发自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