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Xan Rice
翻译 | 刘欣
雷克雅未克最主要的商业街叫作洛加维格大街（Laugavegur），“热水池之路”，因为最早是女人们走过这条路，把衣物从小镇运到两公里外的温泉去清洗。这条街将冰岛首都从西至东分成两半，脚下就是大西洋，上方则是骨白色的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Hallgrímskirkja church），俯视着这座城市色彩鲜明的屋顶，宛如托尔金小说里中土世界的塔楼。这也是波娜·布杨斯道蒂（Birna Brjánsdóttir）十分熟悉的一条街。
20岁的波娜，是个活泼的女孩，一头赤褐色秀发，非常幽默。她在雷克雅未克近郊长大，距离洛加维格大街大约需要步行30分钟。她喜欢音乐——从街头嘻哈到民谣的一切风格，还喜欢开车，所以2016年夏季，她曾参加过冰岛特有的娱乐活动rúntur，和朋友们开车驶过洛加维格大街，摇下车窗，尽情鸣笛，路过精品时装店和咖啡酒吧，以及那些贩卖海鹦公仔与针织套衫的纪念品商店。
这年冬天，当太阳一天只出现五个小时，白雪覆盖住座座山峰的时候，波娜曾经在洛加维格大街上享受夜生活。周五结束工作之后，她通常会先和朋友们去酒吧玩牌，到了下半夜，雷克雅未克的人们终于开始狂欢，他们会去跳舞。2017年1月13日的夜晚，就是这样的。
波娜一向自信又无忧无虑，那天晚上，她是最先登上Húrra酒吧的舞台跳舞的人之一。凌晨两点，她的朋友们决定回家，波娜表示，她还要再待一会。她是在三个小时后离开的，那时酒吧即将关门了。她买了一个三明治，沿着洛加维格大街慢慢往回走。这条街晚上也十分明亮，沿途遍布商业店铺，每隔10米便有路灯。
此刻她独自走在街上，这在雷克雅未克并不稀奇，即使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冰岛人普遍对自己的同胞充满信任。这是一个和平宁静的地方，有时一整年都不会出现一起凶杀案。那天气温是零下九度，波娜看起来镇定自若。她穿着一双普通的黑色马丁靴，不是那种几米之外就能引人瞩目的恨天高，还穿着黑色牛仔裤，灰色毛衣，肩上又搭了件朴素的黑色卫衣。头发松松垮垮地垂着，还有一副白色耳机挂在脖子上。
她显然有些醉意，路上掉了几个硬币，又在人行道上撞到了一个陌生人。她沿途路过设计灵感来自科恩兄弟电影《谋杀绿脚趾》、红黄相间的Lebowski酒吧，又经过转角的咖啡华夫饼小店，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小巷通往大海。
再然后，她就消失了。
周六早晨，波娜的朋友玛丽亚发现她没有来工作，玛丽亚警觉起来。波娜从不迟到。她俩都在百货商场Hagkaup的时尚部门工作，小学起就互相认识。她们是那种最无话不谈的挚友，会一起看英国的电视节目《达人秀》，还会一起去参加音乐节狂欢。玛丽亚拨打了波娜的手机，关机了。可波娜从来不会关机。
玛丽亚联系了周五晚上和波娜一起喝酒的朋友们，她们都以为波娜已经回到了她父亲家，但是她也不在那儿。玛丽亚随后又给波娜的母亲塞拉（Silla Hreinsdóttir）打了电话，塞拉听后非常担忧。在母亲眼中，波娜很独立、意志坚定，但也很有责任感，总会告知父母自己的去向。
塞拉前往警局填写了失踪人口登记表，当晚又在Facebook上发布讯息，表示自己的女儿夜晚出门后一直没有回家，并从此失去联系。“亲爱的朋友们……她不会让我们联系不到她的。恳请大家帮助转发，帮我找到她。塞拉。”
接下来数小时里，这则讯息被转发了成千上万次，但依旧没有波娜的消息。塞拉夜不能寐，每隔一小时就给警局打电话询问进展，还是没有答案。周日上午九点，警方终于发现了一条新线索。波娜手机关机或断电之前，也就是失踪当日上午五点五十分，竟连上了距离雷克雅未克南部六英里外海港小镇Hafnarfjörður工业区的某信号塔，那里以熔岩区和维京狂欢节而知名。塞拉和亲戚，以及波娜的几个朋友一起驱车前去，挨家挨户敲门呼唤她的名字。
到了周日下午，阳光慢慢退去，塞拉绝望了。女儿已经消失了整整36个小时，她相信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直至此时，官方依然没有展开任何搜索行动。因为没有确切的犯罪证据，警方不愿行动。但媒体已经开始关注此事，冰岛国内两大电视台邀请塞拉接受采访，塞拉同意了。一名年轻女性在雷克雅未克最繁华大街上消失之谜，出现在周日晚间的新闻节目中。
* * *
冰岛仅有34万人口，民族单一，经济水平很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它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国家。这里的私人武器持有率很高，估计全体公民总共持有9万支枪支，但人们之所以购买这些武器更多是为了打猎而非自卫，极少出现滥用误用的情况。暴力犯罪极为罕见，2000年至2015年间平均每年仅有1.6起凶杀案，其中大部分行凶者和受害者都是彼此认识的年轻男性。2008年全年更是没有一起凶杀案发生。警察不配备武装，雷克雅未克警局的官方Instagram上经常晒出警察们吃冰淇淋、乘雪橇和自拍的照片。这种安全感也来源于冰岛的传统，很久以前人们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刑警格雷默·格雷姆森（Grímur Grímsson）并没有看周日晚上的新闻，但他在和妻子一起结束晚餐时，手机响了。上司告诉了他一名女性失踪的消息。很快，他又接到了雷克雅未克警局总部的来电，召他即刻回去。
格雷姆森的姐姐是冰岛知名的小说家，但56岁的他本人却更喜欢安静，称自己是“没有脸的人”。不过事实上，他看起来就是一副侦探脸，像鹰一样，整齐梳向脑后的头发，深邃的蓝色双眼，硬汉般的胡茬，峭挺的鼻梁，括弧般勾勒出嘴型的两道线条。
过去30年的警官生涯里，他并不是在吃冰淇淋。上世纪90年代，他曾前往北极圈附近的西部峡湾区处理雪崩事件，当时有30多人遇害。2009年上半年，他加入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花了六年时间与试图操纵市场、实施贷款欺诈，导致冰岛三大银行破产的交易者们作斗争。到2016年11月，他才再度回归雷克雅未克警方，继续负责常规性警卫工作。
周日晚上驱车去往警察局时，格雷姆森并不是很担心。每个月都会有好几人被上报失踪：往往都是误入禁区的狩猎者和登山者，和家人闹矛盾的青少年，嗑药嗑嗨了的瘾君子，被心理疾病困扰的患者，阿兹海默症患者，或是自杀者。城区“失踪”的年轻人通常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多半是在朋友家留宿——波娜经常这样，和她的女性朋友们一起——或者和同伴们在外闲逛。
到了洛加维格大街不远处的警局，同事向格雷姆森简要介绍了案件情况。警察从波娜父亲收集了她的衣服样本，供追踪犬辨识气味，这些追踪犬随后被带到了波娜最后出现的地点。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相比，雷克雅未克的街头监控覆盖率比较低，因为这里本身犯罪率极低，而且冰岛人对于监视始终怀有抵触心理，社会上也采取了很多防止犯罪的措施。在公众讨论中，也经常出现预防恐怖袭击或对抗黑社会之类的问题，但人们最常说的还是：“那种事才不会发生在冰岛。”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尽可能详细地拼凑出了波娜周六清晨离开酒吧之后的活动踪迹。格雷姆森观察着她丢硬币，撞路人，经过Lebowski酒吧的影像。就在下一个监控镜头中，不过一小段街区的距离，波娜就不见了。她既没有进入路边的商店，也没有登上经过的汽车。
再一次仔细审视监控视频时，格雷姆森和同事注意到了一辆红色小汽车，起亚锐欧（Kia Rio），朝着波娜反方向驶过。就在波娜消失在监控里的30秒内，汽车开过了Lebowski酒吧。她上车了吗？警察们认为有可能。但视频像素不高，很难辨别出驾驶者或号码牌。警方只好在全国汽车数据库里一一搜查核对，发现有100多辆同样型号和颜色的汽车。
凌晨两点，塞拉和波娜的父亲布莱恩（Brjánn）来到了警局——两人离婚后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塞拉恳求警方严肃对待此事，立即开展搜救。她坚持认为波娜没有消失的理由：她与家人关系和睦，不吸毒也不抑郁。她还被一位好友称作“快乐药丸”，因为她总是那么积极乐观。她也没有经济问题，她曾经跟母亲说，自己在百货商场的工资绰绰有余。对她而言更珍贵的是时间，和爱人一起度过的时间，能够去做喜欢的事情的时间。
当格雷姆森给布莱恩父母看监控视频时，塞拉为警方不能辨识汽车而抓狂。“你们就找不到吗？就像电影里那样？”格雷姆森回应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 * *
要说所有冰岛人都互相认识当然有些牵强，但要是在一个冰岛人面前提到另一个个人，说不定他们会有共同认识的人。这个国家有一种强烈的认知：每个人都是社群里珍贵的一部分，当有人需要援助的时候，你就应该站出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做一些不求回报的事情，比如参加唱诗班，或者组建运动队，”冰岛著名犯罪小说家Lilja Sigurðardóttir说道，“这让我们充分感知到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不一定是很有效的帮助，但是特别美好。”
到周一下午，案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警方决定要求助此种精神了。警局罕见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呼吁人们提供能够找到波娜位置或辨识红色汽车驾驶人的信息。虽然塞拉感觉自己被警方视作“歇斯底里的疯狂母亲”，但她还是同意出现在案件负责人格雷姆森身边。塞拉告诉新闻记者，她担心波娜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和游客说了话。波娜喜欢说英语，喜欢旅行，她玛丽亚计划两个月后去纽约旅行。她还补充道，最近波娜和男友分手之后，注册了Tinder社交账号。
格雷姆森讲了搜索的最新进展，冰岛搜索救援协会（Ice-Sar）领导了这次搜救工作，这是一个由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们组建的公益团体，成立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年前，该组织的持续存在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环境比人为因素更危险。通常来说，让非专业人士参与救援反倒会不利，协会负责人Guðbrandur Örn Arnarson指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但是，就在新闻发布会召开几小时后，也就是周一深夜，情况有了突破性进展。
一对二十来岁、与Ice-Sar和波娜都没有关系的兄弟看到新闻之后，直接驱车前往海港城去寻找波娜，这是她的手机信号最后被发现的地方。与其他人路线不同，这两人突发奇想地来到了港口。在道路和海水之间有一块被栅栏围住的区域，里面有三个巨大的储油罐，隔壁裸露的粗糙地面上散落着乱七八糟的建筑设施。兄弟俩决定四处看看。突然，在一些管道旁边，他们看见了一双黑色靴子。失踪人口启示上曾经描述过波娜的衣服。他们上网搜索了警方提及的靴子品牌，发现与面前这双一模一样，他们将现场照片发布到了Facebook上。警方闻讯火速赶往现场，确认这正是波娜的靴子。
潜水员们跳进冰冷的海水，直升机在天空四处盘旋，格雷姆森领导的警察则将码头附近的监控视频调出来仔细查看。他们很快发现，就在周六清晨六点刚过，一辆红色的起亚锐欧驶入港口。它停在了长达65米、挂满格陵兰岛旗帜的拖网渔船Polar Nanoq旁边。一个男人打开乘客那侧的车门，醉醺醺地走上了船。之后汽车便开走了。
这一次，车牌号很清楚。这是一辆租来的车，租车公司表示这辆车租给了Polar Nanoq渔船上的一名船员，来自格陵兰岛25岁的托马斯·穆勒·奥尔森（Thomas Møller Olsen）。他在周六中午还了车，此后这辆车租给了另一个年轻家庭。警方立即扣押了车辆，很显然，该车已经被清洗过了，因为坐在后座的儿子嫌车里化学气味太浓。警方通过进一步检查，在后座发现了血迹。由于冰岛并没有法医检验室，他们把血迹样本和布莱恩的DNA一同送往瑞典进行分析。
警方继续搜寻托马斯·奥尔森，还有那位周六清晨被拍到下车上船的男人。很遗憾，这艘拖网渔船已在周六下午起航，这俩人都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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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二，波娜失踪已有三天时间，Polar Nanoq渔船在距格陵兰岛数百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捕鱼。托马斯·奥尔森，和同行的尼古拉·奥尔森（同为格陵兰岛人，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看上去并无异样。但是随后，被船员们形容“可爱随和”的托马斯·奥尔森收到了一条手机讯息，立刻变得焦躁不安。这条信息来自雷克雅未克的一个新闻记者，他在得知该渔船与波娜的失踪有关之后，找到了Polar Nanoq船员们使用的Facebook聊天组，并试探地向托马斯·奥尔森发送了讯息，问他是否知道是谁租了那辆红色起亚锐欧。托马斯脸色变得苍白，他把这条讯息给船长看，船长他说如果没做错事就不必担心，还给了他几片安定药。
对于格雷姆森专案组而言，寻找这两个人面临着后勤和外交上的双重挑战。四名警察已经乘一架海岸巡逻直升机飞向丹麦军舰Triton。因为拖网渔船属于格陵兰岛，也正处于格陵兰海域之中。抓捕计划是驶向丹麦领土的格陵兰岛，集结当地警察，带领他们登上渔船抓获嫌疑人。格雷姆森最担心的是时间问题：嫌疑人未被抓捕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有机会销毁证据，串供口实。
就在那时，格雷姆森得到了一些消息，让抓捕方案变得更简单了：渔船的船长从网上看到这艘船与波娜失踪有关，担心他的船员们与之有牵连，他决定向冰岛返航。他和高级船员商量之后，打算告诉托马斯和尼古拉，发动机出现故障，必须改变航向。船长还关掉了无线网络，因此这两名船员也无法获取与案件相关的媒体报道。
虽然冰岛没有特种军，但警方内部有一支反恐精英部队。就在渔船返航的第二天早上，反恐作战队的六名士兵登上了直升机，去迎接已进入冰岛海域的渔船。虽然当日天气恶劣，海面掀起八米高的巨浪，士兵们还是成功在渔船甲板着陆，逮捕了托马斯和尼古拉，将两人关进客舱。12小时之后，渔船抵达海港城。
现在，全体冰岛人民都在关注着案件进展。以往父母从不需要向孩子们解释犯罪到底有多危险，现在不得不竭力试图回答孩子们关于失踪女孩和船员的问题。雷克雅未克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人们都在上网搜索最新的新闻报道，交换彼此掌握的案件新动向。冰岛以前的暴力犯罪案不仅数量少，性质上也不太神秘，不需要分析线索，或者出动人力搜捕。而这一次发生的凶杀案，却像是过去十年里在冰岛流行起来的黑色小说里的情节。“它表现出我们社会最终极的恐怖情绪：一个无辜的年轻女性在繁华闹市成为袭击目标，”冰岛大学社会学教授Helgi Gunnlaugsson指出，“而且嫌疑犯还是外来人，那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公众的强烈反应大部分是善意的，希望向警局提供有利线索，向波娜的家人们表示同情和安慰。冰岛国家电视台甚至推迟了讲述失踪女孩故事的BBC剧集《失踪》（The Missing）第二季的播放，以此表达对波娜亲朋好友的尊重。但是许多人开始扮演业余侦探，各种谣言也在网络流传。社交媒体上有人称在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格雷姆森专门派遣警察去港口辟谣。随后，又传言称波娜还活着，和其他被诱拐的女性们一同生活在Polar Nanoq渔船上。格雷姆森一再呼吁人们保持冷静，避免陷入“乌合之众的狂热”。他的镇静、专注，还有及时的信息公开，让他成为许多冰岛人心目中的英雄。
在Polar Nanoq渔船驶入港口几小时前，警方在港口边拉起了长长的封锁警戒线，避免好奇过度的公众闯入现场。整个港口被白雪覆盖，身着红蓝色制服的Ice-Sar志愿者们继续安静地搜寻证据。数十辆开着车灯的警车在码头一字排开，周三夜晚十一点，渔船终于驶入警方视野。
来自冰岛最大报纸的记者Snærós Sindradóttir负责追踪报道此次案件，他说道：“看起来仿佛雷克雅未克所有的警车都在这里，”反恐队士兵们将戴着手铐的托马斯和尼古拉带下了船，“这真是个振奋人心的瞬间，我们这次不能再把凶手弄丢了。”
连日被各种坏消息持续打击的冰岛人民，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安慰。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外国人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安慰，就像一个冰岛人写的那样：“谢天谢地，我们依然能够团结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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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带着嫌疑人驶向雷克雅未克总部，审讯工作立即开始。瑞典的法医检测后证实，车后座血迹的确来自波娜。但托马斯和尼古拉都否认曾伤害过这个女孩。两人对周五夜晚、周六清晨直至尼古拉下船时的口供都是一致的。
Polar Nanoq渔船在2017年1月11日（周三）从丹麦驶抵海港城，准备在这里迎接一批新船员，到了周五，少部分船员决定在返航之前去城区逛一逛。尼古拉在海港城打了一辆去往雷克雅未克的出租车，在洛加维格大街附近的酒吧喝了酒，然后又花2500克朗玩了一局名为lucky wheel的游戏，这个转盘游戏的大奖是八杯啤酒，尼古拉赢了。此时，托马斯开着租来的车到了雷克雅未克，与烂醉如泥的尼古拉会合。两人随后去了另一家酒吧，接着开车来到了洛加维格大街，也正是这辆红色起亚锐欧被监控拍到和波娜消失的地方。
他们都表示有两名女孩在那里上了车，但尼古拉说自己接下来就睡着了，什么都不记得。托马斯则告诉警方，大约早上六点刚过，尼古拉下了车，他则将车停在港口尽头，坐到了汽车后座，车后两名女孩之一便是波娜。他表示自己亲吻了波娜，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在附近的路口放下了两个女孩。
在警方看来，尼古拉的招供有几分可信，毕竟能从监控视频中看到他已经大醉。但托马斯所说的内容却漏洞百出。周六上午七点钟，监控显示他开车驶离港口，手机也关机了四小时，直到上午十一点才再次出现在监控里，这时他回了港口。他声称这段时间他在车里睡觉，但里程表却显示他开了很长一段路程。此后不久，他又被拍到在超市购买清洁剂、衣服和垃圾袋，并且用力清洗了车厢。
托马斯声称自己是为了清除后座的呕吐物才洗车。但是在车被扣留之后，法医在车内喷洒了鲁米诺试剂，这种化学试剂一旦与血迹接触，哪怕是已经被清洗过、肉眼不可见的血迹，也会产生蓝色亮光。法医随后作证说：“整个车都亮了起来。”
其他证据也指向了托马斯。医生发现他的胸口有大量明显的抓痕，意味着曾经与人发生搏斗。与此同时，警察则在Polar Nanoq渔船上他的船舱里找到了重达23千克、街头黑市价高达140万英镑的大麻制剂，是他从丹麦带上了船。更为重要的是，警察还在船上的垃圾桶里找到被折叠丢弃的波娜的驾照，证件立即被送往挪威进行指纹分析。此时，格雷姆森已经确信托马斯与波娜的失踪有重大关系，但是仍然找不到她。
1月21日周六早晨，Birna失踪一周之时，冰岛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开始了。Ice-Sar派出了835名志愿者和87辆汽车，这在小国来说已是极为罕见。冰岛全国人民都在焦急等待着最新进展。
“今天她就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女儿——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Ice-Sar负责人Guðbrandur Örn Arnarson说道，“我们的社会不会容许一个20岁的女孩在夜里无端失踪。”
大搜索覆盖到了冰岛南部半岛，这里遍布着熔岩原、雪山与冰湖。周六整日的搜索毫无成果可言。第二天大概正午，一架海岸巡逻直升机在低空飞越荒凉的海岸线时，接近了一座橙色的灯塔。那里没有海滩，只有一片散布着捕鱼浮标和浮木的黑色礁石。海草浮动，礁石之间的水坑被冰封冻。直升机上的警察突然在水域边缘看到了什么东西。那正是波娜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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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很快变成了哀痛。纪念波娜的仪式在格陵兰岛举行，那里的居民恐惧与羞愧跟进这起案件，在丹麦举行，在冰岛所有的大城市举行。在雷克雅未克，成千上万的人们一起走过洛加维格大街，在波娜失踪的地方献上蜡烛与鲜花。她的葬礼在冰岛最大的哈尔格林姆斯教堂举行，超过两千名悼念者参加了葬礼，其中还包括冰岛的总统和总理。她的朋友们抬着洁白的棺木，背景音乐放了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向母亲推荐的两首歌：苏格兰创作歌手Gerry Rafferty的《Right Down the Line》，英格兰音乐人Keaton Henson的《You》。后者歌词里这样写道：“你若必须逝去，亲爱的，要记得，认识你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时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塞拉伤心欲绝，不敢了解女儿离世的细节。直到3月，她才鼓起勇气与格雷姆森以及雷克雅未克警局局长见面，警方也希望能尽快给她一个交代，告知她想知道的一切。虽然波娜被发现时是裸体，但没有遭受性侵的证据。她的面部遭到重击，颈部有勒痕——警方推测这是在港口，监控显示托马斯进入汽车的时候发生的，随后托马斯关闭手机、驶离港口——但是她被丢入海中时还活着。尸检验证波娜的死因是溺亡。
船员尼古拉在监禁两周后释放了，警方认定他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尽管证据确凿，托马斯依然拒不认罪，在九次警方审问中始终坚持着同一套说辞。警方也弄不清楚波娜为什么会上他的车，或者他为何会杀了她。
2017年3月30日，托马斯因故意杀人和持有毒品被起诉。当审判案在8月正式开庭时，指向他罪行的证据更有力了：波娜的靴子上发现了托马斯的DNA，挪威法医指出，波娜的驾照上检出了托马斯的指纹。
走进海港城法庭的托马斯被盖住头部，坐在远离走廊的一侧。他承认了持有毒品的指控，却仍然否认杀人。他以低沉、毫无情绪的声音讲述起全新的故事，说当晚车上并不是两个女孩，而是只有波娜一个人，在他开车来到洛加维格大街时突然爬上了车。当自己在海港城下车小便时，尼古拉开车带走了波娜，回来接自己的时候女孩就不见了。这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感震惊，托马斯最后时刻竟然还在竭尽全力把脏水泼到他同伴身上。一个月之后，三名法官一致认定托马斯有罪，并判处其19年监禁。
此后，托马斯还在上诉，要求法院安排一个独立评审员，根据海流和租车英里数证明自己当时无法处理波娜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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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距离波娜遇害已经一年多了。她的凶杀案改变了冰岛吗？从表面上看，没有。冰岛人对外来者的态度毫无改变，包括渔民在内，而年轻人还在夜晚醉生梦死。3月初冷风凛冽的夜晚，雷克雅未克城区的酒吧和俱乐部座无虚席，英国和美国游客们聚集着观看欧冠联赛，身着酷炫黑衣的本地人则来Húrra参加重金属派对。
但是，当你问起任何一个冰岛人，情况都会不同。“这件事将被永远铭记，”负责筹办波娜葬礼的Vigfús Bjarni Albertsson说道，“它改变了一点我们的安全感。”
现在雷克雅未克安装了更多的监控摄像，那种认为不需要更多监控摄像的声音消失了。年轻女性变得特别警惕，她们更加小心彼此照顾。曾经的冰岛，夜晚搭陌生人顺风车是很常见的，尤其是通过Facebook上一个叫Skutlarar的群组。波娜遇害之后，人们建立了专为女性使用的Skutlarar社区。
受影响最大的或许还属国民心态。这起凶杀案出现时，正是外来者大力推动冰岛经济发展的时期：旅游热潮兴起，大批涌入的移民承担起低级别工作，还有外国政府的资本注入。“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国家的快速变化感到不知所措，冰岛从小小的岛国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地方，”美联社驻冰岛的通讯记者Egill Bjarnason说道，“波娜的遇害多少加强了人们对新时代的不安感。”
格雷姆森解决了警察生涯中第一起、恐怕也是唯一一件凶杀案，他成了冰岛人民的英雄，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无脸人”。后来，他作为欧盟法律实施机构的冰岛代表调动到了荷兰海牙。
最近我在雷克雅未克见到了暂时回家探亲的格雷姆森。下午五点三十分，大部分警察都已下班离开。他带我走向办公室，一路上不时停下来向我介绍远处的海滩与山川风景。
他为参与案件调查而自豪，但也为没能更早听取塞拉的请求，尽快开展搜救行动而懊悔。“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应该建立起失踪人口24小时搜查机制？还是说应该更加主观机动一些呢？”
塞拉没有现身法庭，后来，她在媒体上请求大家不要用“波娜案”来称呼这起谋杀案。“我不希望她的名字和这件邪恶的事情混在一起，波娜有着美丽的灵魂，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被记住。”
塞拉戴上了女儿相片做成的项链，希望留下女儿生前最阳光的回忆。家中客厅的一整面墙也留给了波娜，上面贴满了她的照片：钢笔插在头发里的淘气孩子，家庭巴哈马群岛度假时和海豚一起游泳的她，夏威夷海滩上的她，教堂外面的她。照片墙旁边挂着她在弟弟坚信礼上穿过的裙子，照片下面则是她的化妆台，上面还有她的化妆刷。她曾经梦想着去美国学习化妆，以后成为电影和剧院的化妆艺术家。
塞拉和女儿一样慷慨而温暖。阳光懒懒透过玻璃窗的下午，她看着波娜在YouTube下载和收藏的视频，一边模仿嘻哈动作、疯狂跳舞，一边开怀大笑。Dreki是波娜最疼爱的猫咪，它平日总对其他家人和女孩的朋友异常抵触，此刻也静静地趴在地板上。
随后，塞拉到阳台上抽起了烟，她说自己依然信仰上帝，可是对祂很恼火。当自己祈祷女儿安全归来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虽然她很感激公众为女儿所做的一切，但拒绝了每年举办波娜逝世纪念活动来促进“团结”的提议，她也不认为这场悲剧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这没有意义。每当人们说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我都要发疯了。一切都是幻想：冰封的北极圈上、人人团结的美丽国度……冰岛人自觉与众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并不健康。”
—— 完 ——
本文原文为The murder that shook Iceland，发表于《卫报》2018年4月12日。中文版已获授权，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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