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回到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吗？这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开篇提出的问题。

这一疑问的产生，与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肆虐，尤其是近几年来大量“独狼式”的袭击，以及没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无差别杀戮（如校园枪击案）的频繁发生有关。鲍曼写作的语境是非常欧洲的，或者说大体上是聚焦于西方社会的，但这种个体针对个体的、“无意义”的暴力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4月27日发生在陕西榆林市米脂县的恶性砍杀中学生事件，就是这种缺乏犯罪学意义上的所谓“动机”的暴力行为。这类暴力的特点在于，袭击的对象往往是随机选择的，袭击者与被袭击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中文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一段成年男子在公车上过肩摔一名儿童，并对其拳打脚踢的视频及其所引发的舆论，似乎也释放出令人脊背发凉的信号：文明的契约在今天是否还具有效力？不伤害弱小者、不伤害儿童是否还是社会的共识？或者说，这种潜在的愤怒和暴力冲动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暗流涌动的新现实？这样的新现实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恐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让渡部分自由而换取国家保护的传统模式，还能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切实的保障吗？

《怀旧的乌托邦》是鲍曼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直到他去世几周后才得以出版。这位享年91岁的思想家、20世纪最后的思想巨擘，是曾亲历过二战，并从战争的创伤中汲取思想养分的那一代欧洲知识分子。他足够幸运，也足够不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见证了世界的又一次剧烈转向。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去理性化，现代性的坚固神话几乎彻底破产。面对这一新的现实，鲍曼在《怀旧的乌托邦》中再次回到了他声名卓著的后现代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这位站在人生与学术生涯终点的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最后问题是：我们还能相信未来吗？相对于“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的未来愿景，一个被怀旧滤镜美化的过去是否更具诱惑力？

在鲍曼看来，对现实的不满让人们试图去寻找一种现实的替代品，这种替代品曾经是对未来的期许，而如今，已经变成了对过去的怀恋。因此，在人类历史的接力赛中，“怀旧病”已经从曾经势不可挡的“进步狂”手中，接过了全球流行的接力棒，而过去，成为了唯一值得向往的“乌托邦”。在书中，鲍曼追溯了乌托邦的历史。5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提出了“乌托邦”的构想，他认为，只有在一个由兼具智慧与美德的统治者领导下的坚固之地（如一个城邦或一个主权国家）上，人类才可能实现终极的幸福。但这一构想在随后的历史中被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背道而驰，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幸福，就必须与这一固定之地分离，换言之，人类的幸福不在附着于固定之地上的共同家园，而属于每个人类个体。但如今，“逆托邦”（Retrotopia的另一种译法）正以乌托邦的双重否定形式复活，区别在于，它的信徒试图从那业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的过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在《怀旧的乌托邦》里，鲍曼探讨了从乌托邦到逆托邦的历史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未来往回走”的趋势，包括部落式共同体的复兴，包括向一种未被后天文化因素所影响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我的回归，以及一种从当前社会科学和大众意见中普遍认同、无可辩驳的“文明秩序”中的撤退，或者说是一种向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倒退。

破产的利维坦

在霍布斯看来，利维坦——或者一个强有力的主权国家——能够终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能够使人们不再互相为敌，让人类的生存更容易，寿命更长久，从而彻底改变国家诞生之前那种“肮脏、野蛮和短暂”的人类境况。但如今，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国家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因此，鲍曼认为，我们是否正在回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问题。

鲍曼切入这一问题的角度是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框架的失效，这一思路在欧洲的语境下似乎更容易理解，它涉及到发轫于欧洲的一整套政治哲学及其实践——从民族国家的诞生到欧盟这一“超国家”实验再到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回归以及对欧洲进一步整合的拒斥（甚至是英国的退出欧盟）——因此，要厘清这一问题，鲍曼回到了霍布斯，回到了现代国家的起源。

鲍曼指出，霍布斯以降的政治哲学传统试图让我们相信，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由现代国家设计和督导的，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文明”可能不过是一种“礼貌”（manners），而并非人类能力、倾向和冲动的改良过程。在文明化的过程中，人类的暴力行为并没有被根除，而是被“外包”给专业人员（如国家暴力机构，或者将对攻击性的展示从战场挪到球场）、“下放”给那些“次等的、不干净”的人们（如奴隶、屠夫），或者干脆排除到视野之外——所谓的“文明化”，可能只体现在废除公共场合执行的死刑，或者把屠宰野生动物的工作从餐厅转移到就餐者鲜少造访的厨房——仿佛只要人们看不到，这些暴力杀戮就不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埃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或许还会在文明化的清单上，再加上“礼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一项。它指的是，在人们共乘一辆车，或者在牙医候诊室共处的时候，将自己的目光从陌生人身上移走的艺术。这种“礼貌性疏忽”所释放出的信号就是回避与陌生人的接触与互动，以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冲突，防止自己“人性中的野兽”被尴尬地公开。

因此，在鲍曼看来，这头“霍布斯式的”野兽从来都没有真正被文明所驯服，它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并且仍然具有原始、残暴的强大能量。文明化的过程则好比在这头野兽身上实施的“整容手术”，需要有规律的定期重复，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每次整容手术的有效期都很短。

同样，人们对暴力的反抗，也不是一次一劳永逸、破釜沉舟的总决战，而是一系列无期限的反制措施，一场“好的暴力”与“坏的暴力”双方的持续战斗，一场直到精疲力竭却永远不会迎来决定性胜利的战争。其中，“好的暴力”是维持治安的暴力，而“坏的暴力”则是违背法律、破坏秩序的暴力。然而，“坏的暴力”之所以是坏的，不仅因为它违背法律、破坏秩序并且无法彻底战胜或消灭，还在于它会诱惑“好的暴力”的实施者，让他们去模仿自己的工具和策略。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权力斗争的根本目标，就是取得划分合法的与非法的、许可的与禁止的、可容忍的与不可容忍的之间界限的权利。在霍布斯看来，确立和实施这种权利的政治实体，只能是国家。换言之，霍布斯告诉我们，国家是人类安全的唯一保障，是反抗暴力最有效的机构。但今天大量的现实却说明，国家可能是现下四处弥漫的不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国家这一利维坦逐渐破产了，它越来越不能保证由它所划定的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间界限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鲍曼将国家的破产归咎于人类境况的彻底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了权力的去疆界化，或者说，全球化将权力从一个固定疆域中解放出来。他认为，这种解放对利维坦的设计及其合理性，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霍布斯的利维坦是现代国家努力模仿的模型，它被设想为一个沉重、笨拙而具有惰性的机体，必须建立在坚实和固定的地面上。从本质上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是“反流动性”的，一个有着疏松、极易渗透的边界的利维坦，从字面上看起来就非常自相矛盾。然而在今天，这种边界的疏松性和可渗透性，已不再是一种地方的、偶然的例外情况，而是新世界秩序（或者说是一种失序）的常态，是政治继续保持其地方性，而权力不断全球化过程中所孕育出的常态。“通过自由移动来逃脱对他人的责任，是我们这个时代权力的核心特征。”

无意义的暴力

与国家的失能相对应的，是一种新的暴力形式的出现，或者说是对一种原始战争状态的回归。在利维坦诞生之前，人们不知政治为何物，更不会通过政治活动来建构自己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战争的剧场，上演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没有人能够幸免，对于每个人来说，其他人要么是一个已经原形毕露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尚未卸下伪装的敌人。

而今天，我们发现，随着人际纽带逐渐弱化，社会结构逐渐原子化，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不再相信制度和组织——当然也不再相信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选择用一种无意义的、自我毁灭的行为来回应这种无力感。例如，在巴勒斯坦，年轻人不会组织起来，也不会与他们的政府合作来改善他们的未来，他们总是自己溜进以色列，试图刺杀一个以色列士兵或者一个怀孕的妇女，并因此遭到射杀或者被捕。他们为了那无意义的、愚蠢的恐怖主义瞬间而断送自己的性命。

鲍曼将这一施暴的瞬间称作“权力瞬间”。在他看来，无论“权力瞬间”多么虚幻，总有人抱着一线希望去追求它，因为那是他们夺回曾经拥有的尊严的唯一机会。

这种失去尊严、没有希望的煎熬不只有巴勒斯坦人能体会。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幸福的美国人”，同样被各种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困扰着：技术革新使工人被取代，全球化和人口的快速流动使社区和共同体不再稳定、家庭制度解体，国内的不平等在加剧，中东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的经济正在成为最大威胁……与他们相比，巴勒斯坦人或许还算幸运的，至少他们可以把所有的苦难，都归结为以色列的占领。而在其他地方，那些同样处于没有希望、没有尊严的困境中的人们，却不知道该将匕首指向谁。所以他们随意攻击，无差别地攻击，在升级版的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生活就像是在蹚雷区。

于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并非出于什么利害关系，也缺少侦探小说中反复咀嚼的那种所谓的“作案动机”。其唯一原因，是一种压倒性的、无法控制的愤怒，这种由于无法忍受的屈辱和自卑，或者同样难以忍受的阶层下滑和被排斥的恐惧感而产生的暴力，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受害者是随机选择的，真正应为袭击者的不幸与愤怒负责的那个具体的个人，袭击者无从知道他（或他们）是谁，也无法接近他并实施暴力。

这种为了释放累积的愤怒而产生的暴力，是“为暴力而暴力”，袭击者之所以选择暴力，不是因为暴力能够指向某种结果，而是由于暴力内在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正在于，它可以暂时缓解施暴者由于弱势、不幸、无所适从、无足轻重而产生的屈辱感。

在鲍曼看来，这种自成目的的暴力起到了一种“安全阀”的作用，让积累的怨气和愤怒暂时得到释放。但这并不能防止愤怒和怨气再度积累，更不能防止其达到再次爆发的强度和水平。因为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弱小、资源更匮乏的人，获得一种相对优势是容易的。但这种优势同时也是劣势，恰恰是因为这种容易满足的优势，使一个人不再能产生一种“去好好完成一项工作”的抱负，无法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恢复自尊和自信。从这一意义上看，自成目的的暴力是一种无意义的暴力，特别是对于施暴者本人而言，这种暴力不仅无意义，而且是不光彩和痛苦的。

而让今天的欧洲陷入安全危机的恰是这种无意义的暴力。包括那些实施自杀式袭击的年轻人也是如此。在鲍曼看来，他们的自我牺牲与其说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狂热或者对极权主义压迫的反抗，不如说是出于严酷的生活现状和黯淡的生活前景。由于政府不断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外包给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而个人几乎没有任何手段来影响这一代理人，只有利用他们仅有的资源（生命）来应战。

《怀旧的乌托邦》在西方学界并没有获得很高的评价，许多评论认为，作为鲍曼的绝唱，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作者的自我重复。他对民族国家破产的分析仍然停留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框架中，在解释年轻人的剥夺感和无意义感时，又时常重访自己对消费社会的研究。而他将一切的罪魁祸首指向全球化的观点，在许多学者看来也过于天真和轻率，甚至在语言上还有些老人家的絮絮叨叨。但同时，这本书也有它的难得和可爱之处，与鲍曼大部分的著作一样（鲍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他退休之后发表的），这本书远离了一种学术写作的匠气，保留了战后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境况——这一对于任何体制内的学术生产者来说都过于宏大和缥缈的命题的一种真诚的关切和严肃的思考。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呼唤一种与全球化现实相匹配的世界主义意识，还是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显示出一种珍贵的乐观与热忱。在历史不进则退的岔路口，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鲍曼给全书的尾声命名为“为了改变，请向前看”，读来令人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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