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5月下旬，我去了四川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地震发生后，那里成为灾区最大的收容点，最多时曾收容灾民4万多人。
体育馆里一片或蓝或灰的帐篷，人们静静地坐着，孩子们环绕四周，似乎并无异常。后来我知道，其中以北川人为最多。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的上海心理咨询师顾恺颉，在人群里走着，不时俯下身去和灾民交流，慢慢地，一些看似平静的人哭出声来。
顾恺颉给灾民发放了一份心理健康自评问卷，上面20个选项。一位北川县城曲山小学的老师，在18个选项上勾了“是”：“食欲差”，“受惊吓”，“睡眠差”，“手抖”，“消化不良”……
她家里死了7口人，当时只找到一具尸体。老师教三年级，班上50多个学生，死了三分之一。她在窗口，被气流摔了出来，爬起来时，看到房子没有了，跑到废墟边救人，听着下面的声音越来越弱，很多学生眼睁睁地就死了……
顾恺颉给她做心理咨询，注意到她的侄女，表情冷漠。侄女貌似在外读书，地震发生时正在北川家里。
侄女说，地震时，爸爸外出，她和妈妈在家。正准备进卧室时，有轻微的晃动，她以为是小地震，很快就会过去。犹豫间，窗外一股黑风卷过来，撕扯着换气扇，“呜呜呜”地响，房子开始晃，眼镜上全是灰，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她清醒过来，发现二楼变成了一楼，旁边的房子已完全垮了，对面北川职业中学的操场上，很多人在哭。逃出来后，很多人都在说，地裂了，人掉了进去，又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后来，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她和妈妈找到了双腿骨折的爸爸。受伤的人都放在那里，哀号满地，很多人被救出不久就死了。
在爸爸的旁边，躺着一个小姑娘，孤零零的，无人照料。后来，她一闭眼就会想起那个小姑娘，“头发很长，眼很大，脸苍白，十五六岁，上身穿绿色和黄色的条子衫，下半身全是血，只盖了一条毛毯。”
小姑娘一直在闭眼，像打瞌睡一样，她不停地叫小姑娘：“不要睡，坚持住。”叫一声，小姑娘就睁开眼看一下，后来，小姑娘伸出手，似乎想说什么。
她忙着照料父亲，一直没有时间去听小姑娘说些什么，也没有把手伸给她。过了一会，小姑娘的眼睛慢慢合上了。
从此，她只要一闭眼，就会看到小姑娘慢慢向她伸出手来。她陷入空前的自责中：如果能把照顾爸爸的精力分出一些，她有可能救活的。
这段痛苦，她只跟妈妈讲过。奶奶86岁了，她不能当着老人家的面痛哭，也不想让周围的人在悲惨之余，还要承受自己的感情。
那天，顾恺颉教她放松，把眼睛闭起来，去想当天的情景，然后，伸出手，让她握住，让她说：“姐姐在身边，没事的，你要坚持下去……”
女孩握住了顾恺颉的手，眼一闭，一串眼泪滚了下来。有十分钟时间，她都在哭。
后来，她对我说：“如果你以前去过北川，你会感觉特别美。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去北川避暑。农历十月初五，我们会带你过羌历年，穿上民族服装，跳沙朗。但现在都不行了。很多人从外地回来，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北川的灾情，心里沉得很，像是堆满了石头。此后，我从新华社记者王洋的报道中，看到16万人口的北川县，1.6万人遇难；其中2.2万人的县城，1.3万人遇难。（作者注：上述数字后来不断被修正，2018年的北川政务网称，“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2万余同胞遇难”，后者疑为全县遇难总数。而在北川民间，更流传着县城常住人口近三分之二没了。老县城的标示牌也称，这里长眠着近两万同胞。在那场特大地震中，北川实为极重灾区。）
此后很多天，我时常想起那个北川姑娘，我想去看看北川到底怎么样了，更想亡羊补牢，以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录音，让那个破碎的北川，再活过来。但这时，北川县城已封，成为让人望而生畏的死城，想进去并不容易。
二
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之后，最重大的灾情信息都指向汶川，部队、消防、医疗的千军万马，拥挤在汶川县映秀镇，准备打通崩溃的山路，以赶往汶川县城。很多记者也赶来这里。后来，人们才知道，汶川的东北方向，位于两条地震断裂带交汇处的绵阳市北川县，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和很多同行一样，我也是先到达映秀。此后，我和同事沈亚川去绵阳调查地震中的最牛学校。大地震中，四川震区很多学校的伤亡之重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最牛学校，曾有人在绵阳捐赠的五所学校，无一倒塌，其中有一所学校位于北川曲山镇邓家。去邓家，需要经过北川县城，但那里已成为禁区。
5月30日下午，我们先搭车去了北川县城以东的通口镇，准备从山路绕道去邓家。
我们在通口镇，找了一辆摩托车，上了危机四伏的邓通公路。公路全长15.5公里，左边是石块滑落的山坡，右边是悬崖下的通口河，摩托车开了没多久，跌落的山石就封住了路。我们步行，一路乱石，栏杆跌落，山坡滑坡，在试图爬过一片滑坡时，沈亚川差点掉下堰塞湖，我在翻山时，被废墟旁的野狗咬伤。费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湔江边上的邓家，看到了那所学校。
当时已是下午七点多，邓家到处是废墟，路边停着军车，身着迷彩军训服的解放军在忙着疏散灾民，断壁上用粉笔写着紧急撤离的通知，落款是曲山镇党委、政府，2008年5月20日。
因为在湔江上游，北川县城约四公里之外的唐家山，地震时两边山峰倒塌，形成一道长803.4米，宽611米，堆积体2037万立方米的大坝，截断了湔江，形成了灾区面积最大的堰塞湖，致使上游江水回流，数日内淹没了漩平、禹里两个乡镇的场镇，下游断流，2.466亿立方米江水悬在130万人口的头上。一时，自北川县城至绵阳，沿江几十公里，风声鹤唳，政府忙着动员灾民撤离，绵阳市甚至搬空了半个城。
邓家的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向东回通口已不可能，西南方向数公里处即为北川县城，也已禁止通行。但我受伤的腿需要尽快去打狂犬疫苗。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解放军让我们搭乘卡车，去北川县城南边的擂鼓镇。
黑漆漆的夜里，军用卡车上路了。开了没多久，卡车进入了一道铁门，我意识到北川县城到了。黑啊，似乎是一城浓重的黑压下来，没有路灯，没有居家的灯火，只有车灯亮着，像是从黑暗中掏出一条隧道，卡车就在这隧道里走，所到之处，照见残楼，断壁，石头，空荡荡的大街，无人的绿色轿车，车头砸烂的汽车……暗夜里似乎有活物，一只猫，眼睛绿莹莹的，蹲在那里，让人不寒而栗；还有狗，在街上走，几只猪，似乎懒洋洋地卧着。
卡车直行，转弯，进入一片似乎比卡车还大的巨石间，出了巨石堆，再上坡，转弯，再转弯，缓慢地，像从地狱里爬出来一样，终于行驶在高处一段公路上。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北川，又离开北川。黑暗中，我似乎一无所获，除了所受的惊骇。
三
第二天，我到达成都，在市第六人民医院打了五针狂犬疫苗中的第一针。之后，同事返回上海，我还是忘不了北川。6月7日，我离开成都，赶到北川。我背着电脑、相机、笔记本，提着一根打狗棍，来到任家坪。这是北川县城外的村子，伤亡惨重的北川中学就在这里，北川人叫它“北一中”。
站在任家坪的高处，远远地能望见北川县城。那个城躺在山底下，左边的山把半山黄土倒了下来，右边的山把半山石头滚了下来，在黄土和白石之间，一些红顶或蓝顶的楼，像积木一样东倒西歪着，或傻傻地站着。
视线再往外移，是三段白带子一样的盘山公路，那是进入县城的通道，北川人叫它“三倒拐”。三倒拐通往任家坪的关卡，那里有几个白点，那是身着防护服的特警，在24小时值守着，有点像某部生化电影中的场景。
视线再往上移，不时能看到天上有直升机，下面吊着东西，向西北方向的唐家山飞去。
那时，北川城下葬着万余尸骨，疫情隐患让人闻之色变，唐家山堰塞湖的洪峰又似乎随时可能奔涌而下，重重隐患已把北川县城变成了死城。它离我近在咫尺，又似乎远如天涯。
我不甘心，在任家坪转悠，看到了曲山镇人姜忠富，他家住在县城曲山街上，他和弟、妹三家合盖的三层楼房倒在废墟里，他的老婆、弟媳、两个女婿、两个外孙子都遇难了。我也看到了唐家山大水村人刘明武，他在北一中失去了儿子。
我问刘明武，怎么去北川县城。他领着我，穿过几间板房的夹缝，沿着山坡下的小路往前走。他灰色的上衣飘着，左手往上端着，袖管的前头是空的，他此前因工伤断了左手。
刘明武把我带到一条沟边。北川城外，山峰与山峰之间，多山沟。这条沟是从山里下来的，沟边已塌陷，十几米深处种满了果树，后来我知道它叫滑石板沟。我望了一眼远处关卡处的白点，又沿着沟边往山里走了一段，才下到沟里，借助树丛的掩护，翻过沟去，回头望一眼，刘明武依然蹲在沟边，缩成了一个灰点子。我钻进了一片林子，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小路分叉了，一条通往山上，一条通往山脚。
犹豫了一会，我往山上爬去。绿树之间，不时看到几间倒塌的房子，母鸡咕咕叫着在砖瓦间觅食，木头乱七八糟地堆着，压着灶台和家具，锅里储满雨水。
又往上爬，似乎爬到了半山顶上，一堆废墟上，七八个男女，或着迷彩服，或赤膊，或戴着绿色口罩，在扒拉着什么。房子显然是木房，已散成一堆木头，压着衣物、家具。
我上前和他们攀谈。原来，这个七姊妹的大家庭，在寻找家里的老妈。地震时，他们的大哥在吴家沟修水沟，被埋在下面，大嫂和二女子在地里干活，也被埋了。住在县城的二哥二嫂都受伤了，已送至重庆救治，二哥家19岁的女儿沈欢，读初二的儿子沈刚，都没了。
众人翻找着，一只黄色玩具布猴被翻了出来，一张粘着泥土的照片被翻了出来，那是老妈旅游时坐缆车的照片，老人戴着灰色帽子，穿褐色上衣，面色红润。
终于，他们搬开一堆木头，在下面发现了老妈。老六沈会蓉哽咽着，用一张白被单盖住了她。
众人忍住悲伤，挖土把老妈埋起来，三女婿找来一小块木板写上：沈志琼老大人之墓。众人在震裂的地缝里，插上两支红烛、三支香，开始跪拜。
“到7月，她就71岁了。她在山上住了几十年，平时喂鸡喂猪种菜。11日晚上，子女们还骑着摩托车上山，给她割了一斤半肉，带来一斤肉圆子、二三十斤米。见三女子买东西上来，她还拿出50元钱，说供孩子读书。晚上，大家吃了一顿团圆饭，11点才走。”想起老妈，沈会蓉泣不成声。
沈家四周裂缝不断，废墟前面一条小路，已塌成悬崖，那是通往北川县城的路，远远地望见下面蓝顶的楼。沈家人说，这座山以前很高，现在只有三分之一了，房子也震下去了一米多。
祭奠完老妈，沈家人下山了，慢慢消失在树丛间。我也只好顺着原路下山，又到了分岔路口，就继续往下走。
这条路，两边是树，一旁的小溪里，水声很响。不时可见大树倒在地上，青果子耷拉着。一辆三轮车摔倒在路上，轮子似乎还在转动。
渐渐地出现了人家，一户人家的窗户上写着：有事打电话，13198078531，一户人家的大红灯笼还在摇晃着。一只狗在一堆木材下很快地跑过，一只母鸡“咯咯达”地叫着，一只白色蝴蝶飞过，但是看不见一个人。
大树在阳光下撒下一片阴影，树影在风里晃动着，地上散着被子、鞋子，蝉鸣一片。
一阵恶臭袭来，几只白色的东西，躺在稍远处的路边，忽然一动弹，原来是几只猪。再走一段，听见嗡嗡声，一株果树下，十几个横七竖八的蜂箱上方，蜜蜂在盘旋。
废墟越来越多，瓦砾石板盖住了路，一边是楼房摇摇欲坠，一边是河道，堆满了水泥板、电线杆。
很费劲地爬过一片废墟，一辆法院的金杯警车出现在眼前，前车盖打开着，像是张开嘴巴在呼喊。一台起重机伸着长长的吊臂，似乎还在工作。我意识到，县城快到了，看了下手机，已是下午4点左右。
再往前走，成排的法国梧桐出现了，一些损毁程度不一、貌似政府机关的大楼出现了，有的挂着单位的牌子，有的什么也没有。我小心地进去拍照，看是什么单位，毁损情况怎样。每栋大楼里都是满地水泥块，丢着乱七八糟的物品，墙上爬满长短的裂缝，天花板上似乎随时都有板石砸下来。
大地震以后，余震不断，危险并不曾远离。在大楼里，我不敢多呆，拍好照片就出来，在阳光下呆一会，心情平复下来，再走进下一栋楼。
蓝色房顶的北川县计划生育服务站，门前的地基已下陷。
北川市交通局路政管理大队，一侧楼房的废墟，大棚下诡异地趴着一只白羊，一只狗卧在棚子前的烈日下，狂叫着，门上还写着“出入平安”。
反贪污贿赂局的门前，一根电线杆断成了三截，钢筋闪着寒光。
一座门楼壮观的院子吸引了我。黑色铁门，高大的门柱，白色门楼上印着羌族的羊头标志，门楼下的大红灯笼还在晃动。院子里，一座礼堂瘫在地上，一顶蓝色帐篷里堆满了文件。院子的后墙已倒了，望得见后面的黄土高山。
后来，我知道这里是北川县委。地震时，县委礼堂里正举行青年创业大赛颁奖典礼，400人与会，北川最初有组织的救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大院里倒塌房屋4500平米，在县委综合楼办公的县委办、县纪委、县委政法委等单位的40余名干部遇难。
县委大院周围的马路，罕见地干净整洁。再往前走，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地面拱了起来，气味呛人，路牌上一边写着曲山街，一边写着金锣巷。
曲山街只剩下了十几米，几只鸡在觅食，曲山供电所营业室的门成了大洞，窗子轻轻地转动着，一块写着“北川县看守所”的牌子砸在废墟里。废墟前，一只香炉盆里还插着香。一旁的楼上窗户里，钻出一只毛茸茸的狗头，“汪汪”地叫着，一声比一声凄凉。
我心里一动，这是北川人说的老街吧？姜忠富跟我说过：
“老街是老县城最繁华的地方。热闹得很，人多，卖副食的，卖饲料的，卖家具的，弹棉花的，蹬三轮的，都有。光麻将馆就有十多家，每人一缸茶，手工茶，从上午八九点打到12点，再从下午1点打到6点，像上班一样。如果去晚了，就没地方了，只能抱抱膀子看热闹了。
“每年羌历年，我们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跳沙朗，喝苞谷酒，到凌晨一两点钟，人还不散。”
如今，这些都像一场传说。我看到的曲山街很短，十几米处之外，一片废墟拔地而起，几乎高过两边的楼房，烈日下，发灰的预制板、直挺挺的钢筋都闪着寒光，俯视着下方的断壁残垣。
我站在废墟上，风吹动蓝色的塑钢，吱吱呀呀的。阳光刺眼，似乎有人在说话，又听不清在哪里，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
一种怪异的味道飘过来，我太熟悉那种味道了，一瞬间它把我带到映秀小学的操场上，白布盖着的那些尸体上。那种味道怪怪的，穿过消毒的白酒味，透着香腻而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控制了我的味觉。我此后几个月，无论吃什么东西，感觉都是那种味道，香得发腻，让人胃部收缩，想呕吐。
我不敢在废墟上多呆，从另一侧下来，进入一个院子。四层的玻璃幕墙房子还没倒，房顶上几个东倒西歪的招牌字，表明这里是北川汽车站。从汽车站出来，我走在一条公路上，右边是山，左边是一排废楼：魏氏医院、水逸空门、羌山红、北川县茶厂、北川工人俱乐部、羌家人KTV……路上停着人力三轮、自行车、摩托车、四脚朝天的汽车。
渐渐地，石头多起来了，比汽车还大的石头，比一间楼房还大的石头，砸在一起，或砸在楼房上，下面压着形似汽车的铁片片。
后来，我知道这里叫小河街，是北川县城新老城区的通道。震后，新城区的灾民由此逃往任家坪，我的朋友罗承全曾这样回忆逃亡过程，“地震时，从新城区跑到老城区去救人的，百分之七八十都被砸死在这里。第二天，石头还在垮，公安在北川大酒店边拦着，每隔半小时放20个人过去，就是死也只死20人。我们就是从石头上爬过去的，一脚踩下去就是尸体，很多人头都不见了，后来做梦都梦见那些人。”
穿过巨石堆，上了一座桥，桥边的石板四分五裂，靠河一侧的彩色瓦片叠起，刻着花纹的栏杆倒栽下来，江水绿得惊心。我意识到，来到了新城区。
北川老县城分为两部分。北川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建县，古称“神禹故里”，县城原在治城，1952年迁于曲山镇，因两边山势险峻，当时主政的南下干部曾担忧，地震时这里可能会被“包饺子”。1959年、1987年，北川两次动议迁城而未果，1995年于茅坝建新城。山里寸土寸金，两个城区加起来也只有1.2平方公里，小巧得如夹在山峰间的鸟蛋。
新城区的马路似乎完整些，让人有一种放松感。喘息未定，忽然看见一个背包的小伙子走在路上，胳膊上扎着绿丝带。好奇怪，这是我在城中看到的第一人。
攀谈间，不多时，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我们把目光转过去，轰鸣声越来越近，一辆警车令人惊讶地出现了。
警车把我们拉到任家坪的关卡前，特警拿出“喷雾器”，给我们喷洒消毒，又让我们拿出包里的所有物品，接受检查。特警让我说出电脑里有什么文件，他打开电脑，在里面寻找；又打开数码相机，让我说出拍过哪些照片。
北川封城后，灾民们的财产大多被封在城里，进城“发财”者并不少见。那天，我在城里，看到人们的电脑等物，怀着敬畏，只给它们拍照，不敢动其分毫。
检查之后，我在遗憾中离开了关卡，还有半个县城没有去成。
四
6月8日，我有些纠结。想再进北川，但死城的废墟在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后来，我碰到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说，在重大灾难现场，一次性停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两星期。而我已在震区呆了24天，胡子拉碴，憔悴悲伤，似乎和灾民没什么两样。但我不知道唐家山的洪水什么时候下来，洪水一来，也许一切都荡然无存了。一番挣扎之下，我又爬进了老城区。
我走在废墟上，踩着蓝色彩钢瓦、灰色预制板、木头和黄土，避开长刺般的钢筋。
五六层楼高的废墟上，似乎什么东西都有。一辆汽车四脚朝天，令人骇异地躺着，旁边是一扇扭曲的铁门。另一辆刷着“公安”字样的警车，顶盖已没了。还有童车，摩托车。天知道它们是怎么开到废墟上的。
沿着房子的残骸往前走，废墟上变成了黄土，不时可见大树倒在地上，一树枯叶，树根张牙舞爪。抬起头来，眼前那些原本苍翠的山，到处是土石奔涌下来形成的土黄色，像大山的伤口。
一堆黄土下，半埋着破碎的黄、绿、蓝色的柱子，有着花朵绿草的彩色墙面，绿色的小板凳，红色的屋顶碎片。似乎这附近有一家幼儿园。后来知道，除了附近一个学前班以外，那是北川县城唯一的幼儿园，地震时500多个孩子被埋在下面，“敬礼娃娃”郎铮就是从这里救出来的，朋友王强的儿子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我从彩色柱子旁下去，来到一小段街上。这段街道转过去，在一块倾斜的路牌上，看到麒麟街的名字。再往前，看到河滩了，沿河一堆堆废墟，钢筋串起的房子框架、预制板，杂乱地倒在河里。一辆牌照为川B59273的红色大卡车，在街边侧翻着，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它吹下河去。
从麒麟街往上走，看到河上架着铁索桥，桥上铺着木板，上面拉着粗黑的钢索，一块巨石砸在桥头的木板上。桥下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鹅卵石泛着白光。
我下到河边，惊讶地看到一个老人在淌水过河。这是我当天在城里碰到的唯一一人。我忘了当时和他说了什么，只记得看见他，有一种亲切感，像在洪荒时节看见了同类。照片上，他背着背篓，蓝色上衣蒙着尘土，灰白帽子下露出白发。
老人顺着河边走了，我也淌水过了河，河滩那边是一个公园，空荡荡的，绿荫下，散乱地放着一些椅子，似乎很多人在此相聚的样子。
“那天，太阳很大，天气很好，公园里很多人在打牌，荡秋千，我和同事在这里打双扣，刚打了五六分钟，人就滚到了地上，一两分钟后，周围黑烟滚滚，气味刺鼻，公园里一两百人手拉着手，几乎都受伤了，头疼得厉害。”我的朋友羊勇后来告诉我。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找了把椅子坐下，感觉已在老县城走了很久，又累又饿，想睡一会，但睡不着，一闭眼，似乎上游的洪水呼啸着，已在耳边，睁开眼，周围什么也没有，远处似乎有几声狗叫。我握紧了打狗棍，不敢再睡，躺了一会，从公园进入了新城区。
顺着沿河马路往前走，两边的楼房或扭曲，或倾斜，开始面目狰狞起来。
一栋楼前，红十字会的牌子倒在一堆砖头里，从顶部的红十字标志处裂成两半，似乎象征着北川医疗系统在地震中所受的重创。
一个大院子，四面都是砖头废墟，只有篮球架下的空地，像孤岛一样停着两辆汽车，篮球架后面的小花园里，松树荫下，扔着席梦思、门板、板凳。一块“农行招待所”的牌子，表明这里是农业银行北川支行。
一切都是静静的，后来我知道，110名农行职工中遇难35人，农行倒塌房屋2811平方米。职员龚天秀和丈夫被埋在废墟下，丈夫先走了，为了完成丈夫“把娃娃管好带好”的遗愿，她用石头砸断右腿，饮尿喝血，以强大的意志力坚持到获救时刻。
一座阔大的门楼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两根白色圆形柱子发着光，门楼上的数面小彩旗，还在迎风摆动。它的后面，是一栋倒塌的楼，塌陷下去的洞里，有梯子伸下去，旁边空地上丢着棉絮、棉被，留有当初抢救伤员的痕迹。后来，我知道这里是北川信用联社，212名员工中遇难47人。
再往前走，看到一栋破烂的四层大楼上，还有着“北川职教中心”的招牌大字，大楼的楼梯处已塌陷，靠河的围墙已倒在地上。
北川职教中心的对面，是一堆破损房子。我心里一动，这或许是那个北川姑娘的家。她说，“当时看到北川职业中学操场上的人像跳舞一样。”
转过弯，再往前走，一小块广场上，扔着医药用品、沙发、床垫、音箱，一旁的草在疯长。一尊头和上半身摔得不知去向的铜像，倒在草地上，左手依然执着铲具，依稀是北川的标志性雕塑大禹像。广场的后面，一座大楼后仰着躺在地上。
后来，我知道这里是北川县政府。县政府大楼倒塌了，县政府办、人事局等13个部门被埋，137名职工中，包括常务副县长杨泽森在内，39人遇难。我在绵阳看到的北川姑娘就是在这里的广场上，找到了双腿骨折的爸爸，看到了那个孤零零的小姑娘。
“那天晚上，很多幸存者聚集于广场上，获救的伤员也被抬到这里。很多人挤在一起，眼泪都快哭干了。山一直在垮，凌晨三四点开始下雨。每个人都在叫，发现有个地方裂开口子，都在那里哭：’又裂口了，又裂口了’……”朋友母广军后来告诉我。
广场的对面，是“人民公安”字样的大楼，似乎是北川公安局，后来知道这里遇难了28名警察。我穿过倾斜的门廊，走进院子，再往南走，看见了曲山小学的牌子，这是曲小的茅坝校区。
校园里，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有一侧已变成了两层，又像是被重物砸开，只剩下了支柱和框架，楼顶上的红色大字只剩下了两个，一个“以”字向后倒去，一个“大”字和楼板平行；另一侧的楼顶还有“向世界”三个字。
走进一间教室，教室的后墙已没了，从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把墙壁砸得不知去向；另一间教室里，天花板上是一个大洞，露出二楼教室的椅子……
站在曲山小学，往南看，山底下一片石头。走近了，才看出那些石头真大，似乎一块就有一间教室那么大，堆积得有几层楼高。石头的一侧，露出几间两层的房子，那下面似乎压着一座小楼。石头的另一侧，有两个双杠，一个篮球架。一杆光秃秃的旗杆，被连着基座拔起，堆在石头间。似乎这里是所学校。旗杆下面，一架几十米高的吊车，也倾斜着，其机架倒在地上，扭曲变形着。巨石堆的下面，是十几级被震裂的台阶，放着上百支蜡烛。烛泪如血，在台阶上流着。
后来，我知道这里是北川中学新校区，从前叫茅坝初中，地震时，景家山崩塌，200多万方土石倾斜而下，学校的师生们，除了一个班上体育课，两个班去县委参加文艺会演之外，其余的都埋在下边。此后数年，一位母亲年年在这里挂起悼亡横幅：“贺川在吗？儿子你好吗？还记得今天是你满二十一周岁的生日吗？”
这天是端午节，幸运的是，我没有在城里遭遇洪水。唐家山堰塞湖的洪水，在两天后奔流而下。那时，我已全身而退，带着北川的图片回到上海，尽管我只拿着一台破数码相机，拍得也很烂，但毕竟为北川留下了一点印记。
五
四个多月后，2008年10月29日下午，我重回北川。没有想到，我看过的老北川，有很多地方再也看不到了。
我和同事孙炯，从任家坪出发进北川，发现从前的滑石板沟变样了，一沟的绿树绿草不见了，黄土和石块浩浩荡荡，沟那边通往县城的小路也不见了，遍地的砖块杂物不见了，从前的一些房子不见了，一路都是泥沙与石块。再往前走，一道绿色栅栏，如小蛇一样爬上了两边的山，封住了通往县城的路。
我们回到了任家坪。在通往县城的关卡前，遇到了北川警察姜永寿，他带着四川警察学院的20个学员，正要进城查看灾情，我们随他进了关卡。
从三道拐的盘山公路上，往下望，事隔不过4个多月，下面的景象已让我大吃一惊：大半个老城区都盖着泥沙，街上的绿树不见了，很多房子不见了，或只露出红色或蓝色屋顶，一条小溪肆无忌惮地流着，像在山谷里一样，一路留下弯曲的线条。
进了城，走在碎石和黄土上，走在曾经的大街上，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到处是石头，大如磨盘，小如鹅卵，洗得发白的树根，千疮百孔的楼。一间房子门洞大开，钢筋吊着水泥垂下来，像珠帘一样。我一边走，一边问姜警官：这是什么地方？
姜永寿是个老北川，退伍后在北川公安局干了22年，对于县城了若指掌，可是很多地方他也认不出来了。10年后，我还能在当年的录音里听出他的困惑：“都认不出来了，以前这里有草有树有房子，现在都是废墟……这里好像是运输公司，下边是停车场，以前这地方还有房子没倒下，现在全垮了。泥石流把这里埋了十几米深。”
一行人踩着石头往前走，一道水流蜿蜒而来，流入脚下的街道上；另一条水流，从一栋大楼下流过，轰然作响，楼体留下了泥浆崩溅的痕迹，显出当初泥石流的凶猛。
再往前走，像是进入了矿区，满地都是灰黑色石头。曾经去过的县委大院，三四米高的门楼，只剩下一人高了，三个红灯笼还在飘荡着。走进院子，满眼都是黄土，与山相连着，仿佛山脚下农田的样子，旁边一树白花开着。
出了院子，再往前走，感觉似乎到了曲山街，但我已认不出来，那一片五六层楼高的废墟，变矮了许多。
姜永寿说，很多地方都已经弄不清楚在哪里了。有些房子，地震时没有倒，泥石流把它冲塌了。地震中，有些房子被推着跑，他家的房子也被推走了八九十米，“北川整个县城向西移动了两米多。”
继续往前走，到了小河街，仿佛到了湿地边缘，地上的泥土松软起来了，有点陷人。从前的那些巨石不见了，只在泥土外露出不大的轮廓。在一家宾馆门口，警察学院的学生们发现了一具白骨，一阵惊呼声。
姜永寿说，白骨是洪水冲过来的。地震以后，这里全是山上垮下来的石头，到处都压着人。堰塞湖放水时，水淹到了2层楼，这里全是木头。泥石流来了，又把木头埋上了。
姜永寿一边走，一边感慨那场泥石流：“百年一遇的大暴雨啊。22号就下了一晚上，下得很大；23号那天，晚上8点还在下，暴雨下到第二天早晨6点，还是很大。
“24号那天，在任家坪最高的地方，泥石流来的时候，把房子弄倒了，埋了20几个人。早上，我们起来时，板房里全是泥石流，如果不是北一中的废墟高，我们也被埋了！”
后来，我来到北川城外的西山坡，去滑石板沟寻找泥石流的来路。任家坪村八队的徐天富说，那天夜里他睡得很沉，早晨6点过后，外面有人在叫：“你们还在睡，泥石流都冲下来了。”徐天富赶紧出门去看。西山坡上面的五六间房子，只剩下了乱石堆，事后发现，17名村民、3名外地志愿者在此遇难了。
9月23日夜里，在离滑石板沟不远处，另一股泥石流从魏家沟流下，扑向北一中。两股泥石流后来合在一起，裹挟着石头、树木、建材，再北行数百米，扑向老县城；而老县城背后的王家岩，黄色泥流扑向县委所在的文武街；新街背后大山的泥石流，则奔过麒麟街废墟，直扑江中的龙尾公园……
那天，我们跟着姜警官在城里走，一大堆人，却是越走越恍惚。他一路讲着北川，像是讲着一个魔幻色彩的传说。
我们从老城区去新城区，看到的老北川似乎比传说更魔幻了：铁索桥没有了，龙尾公园没有了，公园和老城区之间的江面已被填平，湔江甚至已经改道。
又从新城区回到老城区，天上下起了雨，我离开了姜警官，在县委门楼下避雨，在黄土和灰砾的废墟上走，看到朽木，疯长的草，野果在腐烂，石头在生苔，香烛上的玻璃器皿上，写着“人无音容在”。
出城时，已近傍晚，行走在水边，回望四山莽莽，云遮雾绕，泥沙之间的楼房，如鬼魂一样，若隐若现。路边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坚守北川，呵护北川”。落款是驻滇某集团军防化团。
看到这牌子，心情沉重之外，我忽然又有了一点小庆幸：总算赶在泥石流之前，记录了北川的片鳞半爪，也算为北川做了点事情。
这天是农历戊子年的十月初一，羌历年大年初一。
晚上，在擂鼓镇，我跟着羌民们跳起了沙朗，过了羌年。几十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子，喊着歌子，甩肩，转胯，弯腰，转圈，大家的脸上都闪着光，像地震前一样。
那是羌民们在地震之后，极少的欢乐时刻。我觉得，那种欢乐，那种对生命的热情将是北川复生的力量。
我想起在绵阳看到的北川姑娘，她曾对我说，“经过了这一事情，我也成熟了，应该为家乡人做点事情。建设新北川，我们都要回来。”
—— 完 ——
题图为2008年6月8日，北川县政府。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