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媒体工作多年，我们那个阶段的同行小伙伴们，年轻时对一个群体都比较佩服：就是很多国外的新闻发布会上，那些依旧在认真工作的很多花白头发的老记者。大约是我们过于年轻，在接触很多专业领域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比较业余，加上看了不少国外媒体先进工作者的优秀著作，所以总觉得那些花白头发的老外同行很敬业也很专业，很值得学习。

等到我们花白头发的时候，国内的媒体环境变化的特别厉害，那时候的小伙伴儿们都已四散，创业的、搞自媒体的、做投资的，还有混到媒体高层不再亲自下地写稿的，年轻时的那点儿很不坚定的职业理想已经被雨打风吹去。

这次湛庐文化组织的第三期“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行程中，就见到了一位这样的花白头发的老记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他是《纽约时报》的高级记者，有40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有公司邀请他去做高管或者去做投资，但是他更喜欢跟工程师在一起，喜欢到大学的实验室里去跟专家神聊。

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为之乐此不疲，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马尔科夫生长在硅谷，他的主要报道领域是信息技术和硅谷，最近几年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很像几十年前自己刚开始写计算机文章的时候，产业的爆发点正在来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像当年的PC产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

计算机离开了笼子，四处走来走去

马尔科夫正在撰写他的关于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新书，书名暂定为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之所以取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受到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Richard Brautigan于1967年所著的诗歌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被那慈爱的机器照看）的启发，在那首诗里诗人描绘了一个赛博格生态乌托邦，电脑和哺乳动物自由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个主题后来不断被探讨，英国的电视编导Adam Curtis曾经以此为主题拍摄过一个系列纪录片来探讨机器与人的关系。

马尔科夫继续承接着这个主题，来探讨人类与机器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探讨建立在他对机器人产业发展路径的梳理，以及他对这个产业中各种力量的近距离观察上。

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曾经研制出名为“shakey”的机器人，这台机器能够自主进行感知、环境建模、行为规划并执行任务，但当时计算机的体积庞大，运算速度缓慢，Shakey往往需要数小时的时间来分析环境并规划行动路径。那时大家普遍认为10年左右的时间，机器人就会得到大规模使用。现在看来，10年是一个相对持续的时间概念。

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工智能的发展比较缓慢，也许是在等待相应的技术元素的成熟。如今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家机器人公司。在硅谷，谷歌公司是一个重要的研发阵地。曾经研发Andorid系统的安迪·鲁宾是谷歌机器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在他的布局下，谷歌收购了不少来自日本的机器人团队，如今鲁宾离开谷歌公司创办了新的企业，主攻机器人领域。

马尔科夫是第一个报道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记者，当他发现这部汽车的时候，它已经在街上行驶了1年多了，但是公众一直不知道谷歌有这个项目，即使看到了车顶上装着摄像头的汽车，也不知道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如今在硅谷附近，世界主要的汽车厂商都已经设立了专门研究无人驾驶技术的部门。

在一次采访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告诉马尔科夫，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那里更需要机器人。于是他希望能到中国深圳的富士康公司采访，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的他去了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剃须刀的工厂，这个工厂的流水线上有128个机器臂，整个工厂仅有8名女工，在最后的质量检测环节，通过声音来判断产品质量。

在马尔科夫看来，安迪·鲁宾的那句话是正确的：如今计算机长出了四肢，离开了它的笼子，在我们的环境中走来走去。马尔科夫去高尔夫球场打球，看到一个自动驾驶的高尔夫球车（Caddy Trek），跟在一位女士的身后,这样的机器人高尔夫球车售价是1795美元。在有些震惊的同时他也有也有疑问：如果在第17个洞的前面突然没电了，那该怎么办？

机器人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还不仅仅是这些，一位谷歌的工程师跟马尔科夫说他与他的妻子是通过match.com这个网站的匹配才开始约会的，这让人想起“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配方式；联邦快递公司的货仓里机器人搬运工这个圣诞节就要上班了，它们每4秒钟搬一次货，不会腰酸背疼，也不会心情低落。那么，搬运工这个职位看来是要消失了。

机器人与人类，在未来如何和谐共生？

也许司机这个工作以后会消失，人们不再开车而是监督机器驾驶，也许飞机上的副机长这个位置会消失，因为他的职能比较容易被机器人取代。还有什么工作会消失呢？在机器人发展的不长的历史中，机器人是要取代人还是成为人的延伸，这是个一直被追问的问题。

不过马尔科夫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觉得消失的也许是“职位”，而不是“工作”，机器人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就像当年谷歌出现之后催生了搜索引擎优化这样的行当一样。

探讨工作机会消失与否的更深层原因，是在讨论新技术的出现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变化。当年福特汽车的流水线上，那些日薪5美元的工人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如今这样的职位要么被转移到了中国，要么被机器人取代。

如今的美国中产阶级以大量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这个阶层的工作机会是否会被取代呢？马尔科夫的调查中略有些不太乐观，因为软件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蓝领，有些白领职位也被计算机替换了，比如律师事务所的某些处理数据工作。

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中间力量，这个阶层的变化关系着美国社会的未来。如果新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产阶级的塌陷，也许会在价值观和社会平衡上带来很大的挑战。

最新的消息是，斯坦福大学正在组织一批科学家，启动一个名为“AI100”的项目，这是一个为期100年的人工智能研究计划，目前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微软公司研究院科学家Eric Horvitz赞助，将会挑选一个研究小组来对人工智如何影响自动化、国家安全、心理学、道德、法律、隐私、民主等问题进行一系列的定期研究。

组织这么一群高智商的专家，锁定100年的研究期限，研究领域跨度如此之大，足以看出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视。套用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也是拼了”。

作为资深的产业记者，马尔科夫对未来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觉得在不远的将来，由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界面友好的机器人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职责。那时候，也许真的是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了，真的是被机器人温柔地看护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具挑战性和前瞻力的观念，来自哈佛大学的哲学和法学教授Roberto Mangabeira Unger说的话很有意思：No one should have to do work that can be done by a machine！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出，人类几千年来为了生存一直忍受枯燥的工作，也许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把人类彻底解放出来，从事那些真正让大家充满幸福感而且有意义的工作。

这个想法是不是足够大胆？可是也足够鼓舞人心。人类不就是因为对未来有积极乐观的向往，才能不断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