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施展萍

他说自己是双重性格，在两条道上游走。但他不像匪，更像个“侠”：好打抱不平，又极为性情。

在这个舞台上，他仗义执言，或真情流露。以那种“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方式介入城市发展。他将自己的片子在城市各大公共平台上播放，有需要时自己登台介绍，你有时会觉得他不够理性，但他总是充满激情，这种侠客式的真诚又会让你忽略那些话语本身的逻辑问题，或者让你因自己身上老气横秋的部分而有些羞愧。

邓康延说自己是“土匪”，匪气是从老家西安的文化里长出来的。儿时在北京长大，6岁半回西安念书，满口京腔，同岁数的孩子都叫他“北京猴”。男孩欺负他，他就“打死仗”——人家把他按在地上，他无力挣扎，就恶狠狠地掐着对方的脖子不让人走。

没变成混混，得谢谢同住一个院子的老大哥。兵荒马乱少年时，老大哥告诉他，你不能整天出去疯跑、打架，把自家的书借给他看。

他说自己是双重性格，在两条道上游走。但他不像匪，更像个“侠”：好打抱不平，又极为性情。

民国孩子

去年，邓康延带着他的《盗火者》纪录片四处奔走，那部将目光探进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展现了多个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案例：教材改革者、在家上学的实践者、课堂变革者……躲藏在纪录片背后的制片人邓康延在初次审片时悲喜交集，数度落泪。

未见邓康延，就听闻他在江湖上留下的种种传说：好喝两口，酒桌上兴致来了，话匣子也就打开，收都收不住，能即兴吟诗唱歌；泪点低，自己做的纪录片，早就烂熟于心了，但每次重看，还会在屏幕前稀里哗啦地掉眼泪；固执，公司的年轻员工为市场考虑，要删掉片里的一些内容，他坚决不删，“处女座，比较极端，有时搞得编导挺麻烦的，但是他不在乎啊”；爱打抱不平，开车上路，路上拥堵，车停在那，旁边一辆面包车向外抛了个空塑料瓶，他下车把瓶子捡起来就给人家扔回去，对方纳闷：“我扔个瓶子关你什么事儿啊？”又往外扔，他就又下车捡，再给人家扔回去，三番两次，最后，对方怒了，直接把瓶子砸过来，关窗走人。

认识他的人还都知道，他是一位十足的民国控。他会不厌其烦地向你描述那个已逝时代的一切——儒雅淡泊的先生们、或热烈或温婉的美人们、文浅意深的课本，甚至是民国的草木和空气，一心想在故纸堆里做一名民国的好孩子。早些年，他在云南腾冲旧书市偶得民国课本，四下搜罗，把民国教材编成了书，命名《老课本新阅读》，台湾作家张晓风喜欢得不得了，一连买了10多本，送给其他作家。

1992年，邓康延成为《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再后来接手《凤凰周刊》。曾有一段时间，他去了北京，踌躇满志，想要大干一场，把在深圳的车子一路朝北地开了去。那日子也不可谓不快乐，但总有些束手束脚，不敢像在深圳时一样放肆喝酒，或在文字上言无不尽。

他一边啃着北京的羊蝎子，一边说着深圳的好，总觉得别扭，便又折回深圳，倒腾起纪录片。

悲观主义的花朵

在深圳，兴致一来，邓康延就能招呼起一帮与他气质相投的友人，在觥筹交错间侃侃人生归途和家国命运。有时有人说起某个点子，他受启发，觉得该付诸实践，便嘱咐身边的人：“妹子，你可得帮我记着，我怕我喝多忘了，这个事情我们要做的。”大家一边应和，一边继续喝酒聊天。过不了多久便发现，他果真把那些细碎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饭桌上的主题总和他的纪录片题材相关。早先，他关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迁徙者的寻梦经历、城市历史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有民间形形色色的NGO组织。他喜欢这座自由自在的城市，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城市进程，期待在这里，人们能以阳光、和平、专业、理性的力量改变社会面貌。

再后来，他关注的话题渐次多元，也越发深刻：民国先生、抗战老兵、民间教育的改革者。他越做越沉重，越做越悲观。不过，这种悲观又很值得玩味，有些木心所说的“悲观主义”的意味：要义在“观”，不在“悲”。是一种态度。一种勇敢的人的态度。一种得不到快乐，但又很快乐的人的态度。

那些善意的反馈总能让他反复咂摸并构成坚持下去的理由。一次，他在TED深圳上做演讲，放了4部纪录片的主题曲，按理说，纪录片是不需要主题曲的，但他觉得自己言犹未尽，足之蹈之舞之还不够，必须得歌之。事后有观众告诉他，自己被歌曲感动落泪。他一边说着这个观众的反映，自己的眼泪就沿着眼角下来了，伸手假装不经意地抹了一下，泪痕没擦干净，在眼镜边、在那对忧国忧民的眉和对比之下很单纯的眼睛边无辜地晕开，在饭馆昏黄的灯光下若隐若现。

理想生活

邓康延的朋友李咏涛觉得，邓康延是他认识的少有的能配得上“深圳知识分子”称号的一位。理由是，他有情怀，不受利益控制，做东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邓康延是李咏涛对“理想生活”的投射——虽然这家伙常常莫名激动、总是热泪盈眶、一天到晚对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愤愤不平，但他总能找到渠道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这是一件“很有幸福感”的事。况且，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影响了公众，受人尊敬，对“只是在做自己熟悉的事”的李咏涛而言，这是令他羡慕的、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

一次，邓康延又张罗了一场饭局。一入座就从随身的袋子里取出几张整齐折叠在一起的报纸，一层层打开来，最里头是一本泛黄的薄册子——1949年复刊号《台湾春秋》。内有《太平轮失事秘闻录》一文，当时，电影《太平轮》正在院线热映，他还没来得及看。他蹑手蹑脚地打开眼前的宝贝，生怕增加了它的磨损，一边翻页，一边焦急地说：“我想请你帮我数数，这里面有多少人？”

他指的是刊登在文中的太平轮上的乘客。一边说着，右手的食指就在密密麻麻的竖排版名字上比划起来，“你看，比如这个，陆桃仙，女，一四，浙江。”表情又焦急又热切，像一位小心翼翼的外科医生，或者一位格外紧张的恋人。

统计结果是431名有名有姓者。那天傍晚，邓康延发了条微博：在台淘到《台湾春秋》民国三十八年复刊号，首篇“太平轮失事秘闻录”，失事22天后推出，508旅客中留下有名姓的431遇难者38幸存者，调查之广、发稿之快，让当今媒体汗颜。惟快捷，民知做；惟真相，真理在。

邓式买卖

对这些旧书旧刊，邓康延有种孩子般的迷恋。好友姚峥华对此的一段生动描述是：“经常强买强卖，对着人家标好价的货品，他会比划出自己认同的价，讨价还价，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强行将货品抱在身上，然后说yes，yes，yes，拿了就跑，弄得店家只能边笑边成交。这是‘臭名昭著’的‘邓式买卖’。”

这种对旧物的迷恋其实和他所做事情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回归——教育回归教育，历史回归历史，常识回归常识。

深圳是他的平台也是舞台。需要资源时，他会拿出自己的江湖“匪气”，“不要脸”地向朋友们请求援助，但在说服他人时，这位侠客又展露出自己“柔情”的一面，总能动之以情，把一桌人说得和他一样泪眼婆娑，不忍拒绝这个孩子气的大人。

在这个舞台上，他仗义执言，或真情流露。以那种“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方式介入城市发展。他将自己的片子在城市各大公共平台上播放，有需要时自己登台介绍，你有时会觉得他不够理性，但他总是充满激情，这种侠客式的真诚又会让你忽略那些话语本身的逻辑问题，或者让你因自己身上老气横秋的部分而有些羞愧。

那天饭局结束，邓康延坚持要送大伙进地下车库。车子缓缓开动，一车人调侃在边上一本正经站着，因为喝高而满脸通红的他，让他快回去休息，他挥了挥手说：“我是民国人，要讲我们民国的礼节。”迷蒙眼神里，车库四周的水泥墙仿佛变换了通常的形状和样貌，变成乡野小道边高高低低的青草，他在村头送客，正置身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