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佑振不得不再去医院。两个月前，他注射了过量的雄性激素。那之后，他发生了两次休克，随后送去医院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现在，他得去取体检报告。
“他”，多年来佑振坚持用这个人称。他认为自己是跨性别——生理性别是女的，但佑振心理认同是男人。注射激素，就是为了使二者一致。
从一个性别变成另一个性别，免不了和医院打交道。对佑振来说，如何选择医院是件很讲究的事。有些医院是不太友好的，也有些医院更加专业。他给很多医院打过电话，探探口风。如今这家医院还行，因为之前有过变性案例。佑振在电话里问起变性时，医生没有大惊小怪。
这所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气势恢宏地稳踞在市中心。门诊大楼大片采用玻璃外墙，映射出幽蓝的光，大门边的外廊沿路贴着各科室专家名医的大幅标准照。佑振快步走过整溜庄严微笑的白大褂，转弯拐进大门。门诊大厅设计成挑高五层，用玻璃封顶，正午的阳光直落下来，把地面来往穿梭的人压得更矮。
医院从来就不是让人舒心的地方，对佑振来说更是。他从小就害怕体检和看病，每次一走进医院，全身就不自觉地缩紧。
坐在对面的专家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头顶微秃。佑振看不清他厚镜片后的眼神。医生接过护士递来的一沓检查报告。他看了很久，右手捏着眼镜腿，盯着报告单越凑越近，眉头拧了起来，一直没有开口。
佑振很紧张：“不会得了绝症吧。”突然，医生扯下眼镜，抬起头。佑振感觉到两道发亮的目光直逼过来，
“你是个男的，”医生盯着他，“你知道吗？”
医生离开座椅，轮番拎出一页页片子、化验单，亢奋地比划解释：“你这叫两性畸形”，“这个阴影就是隐睾”，“你看你的染色体，你是45XY”……
佑振默默听了半晌。然后他站起来，打断说；“我有点事，先走了。”他扭头走出诊室，一路小跑，冲下四楼，一口气走到了医院大门外的马路。路边有公共座椅，他不自觉地坐下去，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天气很热，太阳烤得头顶和背发烫。第二根烟快抽完了，佑振突然发现，医生刚才说的话自己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踩灭烟头，转身一步一步走回医院，再次推开诊室的门，医生仍坐在那里，平静地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
出医院时已是下午3点。佑振忘了坐公交，也没有打车。他沿着主干道往家的方向走。公路上穿梭的车辆制造出持续的噪声。他在人行道上走得很慢，从一块树荫走到下一块树荫，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公交车站。日头从高处往下沉，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遥远的正前方，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亮了。这是2012年8月，夏日炎炎。
佑振掏出手机，给朋友沐沐发了条信息。
沐沐和佑振认识好多年了。她是个拉拉（女同性恋者），性子爽快，是个热心人。一年前，沐沐参加了某同志机构开办的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她刚拍摄完一部跨性别的纪录片，佑振是那部片子的主要人物。
佑振在手机里给沐沐输入了一行字：“医生说我是个男的。”
二
二十多年来，性别问题一直困扰着佑振。
他的身份证性别为女，在家是女儿和妹妹，在学校是女同学。但佑振从小就很困惑。6岁上小学时，有次课间去厕所，他像男孩们一样走进了男厕。老师喊住他：“走错了！你是女生。”女孩身份带来的不适似乎从来就没断过。
读中学时，佑振喜欢男装打扮，比学校里的男孩更帅气。他很清瘦，穿仔裤T恤。头发剃得很短，刘海斜盖住半个额头，下颌有硬挺的棱角。他眼睛大，眼尾却上飞，很深的双眼皮盖住浓黑眸子的上缘。于是不笑的时候透出有点凶的严肃，就像压着眉头向前凝视。
学校有很多小女生明着暗着花痴他。他走在走廊上，跟在后面的女孩们就兴奋地窃窃私语：“就是很像男的那个”，“超帅的”。佑振厌烦背后的叽叽喳喳，扭头瞪她们。女生们一吓，更兴奋了，哇，好酷！
佑振没想耍酷，他只是一直不高兴。没有人知道佑振心里隐秘的苦楚。他是全班闻名的憋尿狂。他竭力避免在学校上厕所。体育课跑出一身汗，口干舌燥地喘粗气，也扛着不喝水。填写表格时，性别一栏，他怎么也不肯填上一个“女”字，班主任也习惯了白他一眼再给填上。偶尔老师扫一眼看到那个空格被他填上了，就直接甩张新表勒令重填——他一定侥幸地写了个“男”。因为过于厌恶自己的身体和外型，他也几乎没有跟同学的合影，甚至在大学毕业合照那天落跑。他恨夏天，不能忍受单薄衣衫显出的胸部轮廓。
到了大学，积年累月的别扭和难受导致了长久的失眠、抑郁。他去求助心理医生。去之前，佑振先自行做了长久的心理建设，狠下决心，一定要跟医生倾吐实话。结果医生一见面就亲切地说：“这么秀气的男生啊，南方的孩子吧？”他到嘴边的话又一下吞了回去。3个疗程过去，除了得到一个中度抑郁的检测结果，一切如故。
只要有机会，佑振就想离开。到了大学后期，佑振终于通过学校的交流项目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似乎什么人都能见到。有一天，他走在人群熙攘的小商品市场，目光被两个挺胸扭臀，蹬着高跟走过的女人吸引。她们太美了，妆容妖艳，大长卷，超短裙，高挑个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佑振看得呆了，不觉跟上前，听到她们说话竟是低沉的男声。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变性人。
回到住所，佑振立刻上网搜寻变性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法——跨性别。以前，他只听说过“人妖”。他还查到，跨性别里，也有想从女人变成男人的“女跨男”。他们以“兄弟”自称，不少人打雄性激素、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外观和身体，希望变成男人。佑振多年的愿望，正是变成男人。他进一步找到了跨性别QQ群，发现竟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
2010年佑振回国求职，外型和穿着让他的职业经历变得艰难。他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面试一次次受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翻了几百份报纸，找出字体、大小都几乎和护照基本信息页一样的“男”字，贴上。用复印机复印，翻印复印件，再翻印……几遍下来，护照复印件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
2012年3月，沐沐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拍摄跨性别者中的兄弟——女跨男者。拍摄一波三折。第一位被拍摄者打算开始新的生活，拒绝了拍摄。继任的兄弟在做手术的医院院长的半逼半劝下，也不愿再参与。院长说：“这么丢人的事你还让人拍，不怕影响以后生活啊”。
拍摄陷入了僵局。沐沐不太知道如何跟跨性别者接触，担心说话举止出错，一开始就拉来佑振帮忙。他常帮着跑腿打杂，也出镜，和被拍摄的兄弟聊生活。他比沐沐更知道该聊什么。那时，佑振已经一年多没有稳定工作了，在一个路边大排挡给朋友帮忙。沐沐和佑振商量，由他来做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佑振考虑再三，答应了。
片子里有个“出柜”的场景设置在了一家火锅店。那是一个晚上，几个朋友一起在那里聚餐，沐沐说，今天就在饭桌上顺便聊聊跨性别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吧，比如工作。大家嘻嘻哈哈好几次笑场。热菜啤酒下肚，朋友们聊开了，也就忘了架在一旁的摄像机。
“你们知道跨性别吗？”佑振说，“我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工作，是社会，这所有的压力……这种不公平，简直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就在前一天，佑振得知有个兄弟在手术中大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了。说到这里，佑振突然停了下来，眼眶红红的，喃喃道：“路太难走了。”
三
从医院出来后的那个夏夜，佑振终于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个男人。但如此一来，沐沐的那部纪录片成了问题——佑振不再想以跨性别的身份曝光。纪录片已经结束全部拍摄，进入到剪辑阶段。佑振却突然被一个新的身份砸中。他没办法跟沐沐说清楚状况，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自处。有一阵子两人互相都不联系了。
佑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变化。
他经常回想跨性别那几年的经历。注射激素很疼。他打双倍的剂量，急切地改变身体，长出胡茬。油性试剂注入缓慢，他把几厘米长的针头扎进大腿，龇牙咧嘴地推针要持续五六分钟。公交车上他插着耳机。坐着的乘客掩着嘴，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还是充斥入耳。他们观察他的汗毛，盯着他的喉结，赌他是男是女。佑振的羞愤最终爆发，扯下耳机跟人对骂。体内本就偏高的雄激素再加上注射的外用激素，已累积到严重超标，而他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杯咖啡下肚，诱发激素超标的后果。他心脏猛跳，喘不上气以致昏厥，才被室友送到医院。医生警告他，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边上有人掐人中掐醒，否则非常危险。
这些经历转眼成为过去式，却依然货真价实，不可磨灭。佑振想，那部片子也是个见证，他终于同意纪录片公映。
2013年，纪录片如期在荷兰大使馆首映，日子定在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大会议室坐了一百多人，投影仪将影像投映到白色幕布，虚焦的画面逐渐清晰。佑振走上一座桥，跨越马路。影片开始，佑振对着镜头，讲述起自己激素过量休克的经历。
佑振和沐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片子放到一半，佑振听到身后一片低低的啜泣声，后排的观众悄悄递来纸巾。佑振也没绷住。
很多人都哭了。茶歇时，一个老师流着泪跟佑振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苦。”她抽纸巾擦泪水，又抽一张递给佑振。两个人对着哭了一会儿，老师说，不要再折腾自己身体了，都那样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佑振心凉了半截，世界上果然还是不存在感同身受。
放映之后是主创分享，佑振和沐沐坐到台上，面对观众。他向观众做了补充说明，解释自己近期身体检查的结果，他说他应该是个双性人。观众的反应跟沐沐和佑振预想的一样——没有反应。
跨性别原本就是LGBT里的少数，其中的“女跨男”更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佑振的情况再拐了个弯，他现在喜欢男人。一重又一重的，已经让观众反应不过来了，再加上个闻所未闻的“双性人”，观众完全懵了。
其实佑振自己也没办法跟人解释明白。但很快，他遇到了能说清楚的人。在北京的一场《兄弟》放映会之后，佑振见到了丘爱芝——指代丘爱芝，不能用“他”或者“她”，使用“TA”最为准确和尊重。TA没有男性的外生殖器，但平胸，也没有月经。
几乎每一个寻找同类的双性人都会找到丘爱芝。TA是台湾人，是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公开现身的双性华人。丘爱芝不到一米五，小男孩的身形，衬衫长裤的中性休闲打扮。见到佑振时，TA亲切地笑着，走上前，张开双臂，踮起脚拥抱了有点紧张的佑振。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拥抱，”佑振说，“TA那么瘦小，但力量好大。”
四
出于去污名化的目的，丘爱芝从“双性人”、“间性人”等几个不同的叫法里挑了最不好听的“阴阳人”来指代intersex人群——无法根据染色体、性腺或是外生殖器一刀判定男女的人。
阴阳人普遍畏惧医生和医院。丘爱芝说，这种恐惧也许从小就种下了——那时TA们不得不暴露生殖器、被动接受生殖器手术。“小baby很痛，但TA又不会说，谁care小baby痛不痛啊。”
孩子的主体性往往被直接遗忘。依照现代医学对阴阳儿的处置惯例，阴阳儿最好在2岁左右、性心理认同完成前进行性别指定手术，指定权在父母，而父母的依据一般就是代表权威的医生。当事的阴阳儿只能接受——反正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处置惯例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能成功完成变性手术之后。手术的目的是，把孩子以异性恋为依归进行“矫正”，或者，仅仅是为了可以把孩子归类为男或女。
丘爱芝6岁那年被医生判定为偏女性，于是切除了大阴蒂，以女孩的身份长大。但一直等到青春期的年纪过了，月经还是没有来，胸也没有发育，个子永远停留在10岁的高度。TA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想起了不明所以的那次可疑的手术。爸爸翻找出病历，丘爱芝用词典查到了病历上手写的英文单词：Hermaphrodite——雌雄同体。
TA几次忍不住开口问父母自己的病到底是什么，刚提起，爸妈就会流泪。关于TA的身体成了禁忌的话题。
2008年，丘爱芝42岁，在朋友推荐下看了电影《双性传奇》，才第一次听到intersex这个单词。TA上网搜索，找到了国际阴阳人组织（OII）网站，惊觉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在此之前，丘爱芝一直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怪物”。TA于是和组织建立起联系。整个组织内只有丘爱芝一个华语阴阳人，TA便承担起网站的中文版翻译工作。
中文网上线了两年，无人知晓。为了找到其他的华语阴阳人朋友，丘爱芝决定现身。2010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小个儿的丘爱芝举着很大的牌子走在游行队伍里，牌子上写着“拥抱阴阳人”。各式各样的人走过来拥抱丘爱芝，拥抱的画面很快就登上了各个媒体版面。
陆续有阴阳人朋友联系上了丘爱芝，他们都和曾经的TA一样，心里埋着羞耻生活，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怪胎”。有一天，有个香港人在网上找到丘爱芝，自称是阴阳人家长。丘爱芝和她交流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她本人就是阴阳人。
细细老师50岁了，是个中医师。长直发，常穿素净的长裙，说话又慢又柔。她生命里的前三十几年都在努力做个合格的男人。小时候医生诊断她为性器官有问题的男性，必须“修理”，她阴茎细小，有碍生育，尿道不在阴茎内，不能站着排尿。8岁起她开始做手术，反复失败，五六年间，修复返工了二十多次。缝合口崩裂的时候，她尿尿就像花洒洒水。
直到三十多岁的一次体检，检查出她体内有发育不全的子宫和阴道，雄激素却比一般男性的正常值高出六倍之多。为免除高度患癌风险，她接受医生建议，变性为女。这次手术切除了当年医生判定她为男性的依据——两颗睾丸，其中一颗竟是发育不良的卵巢。二十几次手术的苦难，原来是场乌龙。
细细老师遇到的第一个阴阳人同类，是一个来找她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他们经过了长久的彼此试探，才向对方袒露身份。这个孩子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丘爱芝，又不确定TA真假好坏，细细老师于是以家长的身份先探口风。
长久以来关于阴阳人的新闻，无一例外地粗俗、猎奇。阴阳人每一回的对外交际都要小心翼翼。细细老师深知谨慎背后是怎样的脆弱，所以当香港媒体开始注意到阴阳人话题，四处搜索案例时，已经做好自我建设的她主动站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免其他没做好准备的阴阳人朋友意外被曝光，受到伤害。她成了第二个现身的华语阴阳人。
丘爱芝的“拥抱阴阳人”活动开展了四五年，原本期待有更多的阴阳人朋友参与进来，但直到现在，还是只有TA自己在抱来抱去。丘爱芝也理解“隐身”是一层多么重要的保护。TA有足够的耐心等着其他阴阳人朋友“觉醒”——“接受自己，自己长出力量。”
2010年，丘爱芝受邀到美国与其他国际阴阳人朋友见面，其中一位美国的阴阳人朋友Hida Viloria對於丘爱芝來說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因为TA在旧金山阴阳人听证会上发言时总是笑着说话，阳光灿烂地，没有一点忧郁的气质。丘爱芝立刻成了TA的粉丝。
如今，佑振也把丘爱芝和细细老师视为偶像。
在北京见面时，丘爱芝对佑振说，你要相信，你不是孤独一个人，你还有我们。这话有安定人心的力量，佑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同伴的温暖。
细细老师温柔得让佑振不知所措。第一次在活动中碰面时，细细老师的助理问佑振，要不要合影，他害羞，紧张地摆手。细细老师笑了，主动喊他合影。她经常跟佑振念叨要怎么调理身体，但自己却经常忙到深夜。佑振能感觉到细细老师温柔下强大的内心，她毫不怀疑未来的社会环境一定会更好，因此对当下做的努力格外笃定。
丘爱芝和细细老师为阴阳人奔走在各种公开场合，时常面对五花八门不甚礼貌的好奇和评价，却一直微笑，不厌其烦地答疑、解释。TA们在呼吁社会包容和接纳阴阳人，但佑振觉得，更多的时候，是TA们在包容这个社会。
阴阳人比跨性别有更高的隐身度，建立起线上联系的，两岸三地加起来，人数也不多。丘爱芝和细细老师就像护雏的母鹰，小心地保护同伴不受伤害。细细老师常说：“我经历过痛苦，希望你们的未来不是我这样的。”
分处在台湾和香港的两位前辈构筑起佑振的精神港湾，他受到感染，他得接受自己，然后让自己长出力量。2014年8月，佑振决定结束不断换工作的动荡状态，在市区租了一间店面，自己经营起一家休闲吧。
五
聚积的云笼在这个城市上空，开始一颗一颗地下雨。南大门对面是一条弯曲的小河道，古街以青石板随水铺就，走过石桥拐进河道后的小巷弄，佑振的休闲吧就藏身在这簇朴素的老矮房中。
我走进这家店里，佑振从木质吧台后站起来。由于注射激素，他比纪录片里显得胖了。棒球帽倒扣住圆寸，下巴圆了，棱角藏进了肉里。他第一眼看过来，眼神严肃又疲倦。
“喝点什么，加冰吗？”佑振问，换上了和善的微笑。他把饮料放在我面前，在我对面坐下，拖过桌边的烟灰缸，叼住烟，又突然停下点火的动作，抬头问：“我能抽烟吗？”
佑振组建了“山东兄弟会”，几个兄弟一块帮忙，做激素和女跨男变性手术的个体咨询服务。最主要的工作是给新手提供使用激素的指导和咨询。他把后果往重了说，“吓唬”年轻的兄弟，必须定期去医院查体，对自己负责。然后举自己过量休克的例子，那事已过去两年，但那种不计后果的迫切心情，现在想起来依然鲜明。
佑振是无意间开始做个体咨询的。有一天，群里有人问起了激素的问题，佑振随手回复了一句“用激素前必须查体”，瞬间就收到了十个好友请求，都是来问经验的兄弟，抓住佑振，就像终于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曾经觉得自己至少得懂得心理学或者医学才能帮到别人，但有一次，他听到中文同志门户网站爱白网的星星博士说：“无论哪个领域，想帮助别人都可以做。”那次，佑振为十个找来的兄弟解答了疑惑，觉得一对一的咨询切实有效。
有天半夜，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呜呜”的风声。打电话来的是个18岁的小兄弟，他高中毕业，爸妈再也受不了他的男生打扮，买来了裙装和高跟鞋，逼他穿，否则不许去念大学。那个当下，他站在楼顶拨通了佑振的电话，哭着说：“我想死。”
佑振强迫自己镇静，开始劝那个孩子。“你还没有做手术，还没有变成男的，你不想等到那一天了吗？”佑振承诺找人帮忙做他爸妈工作。小兄弟听了劝，佑振让他下楼，用家里电话再打过来，直到几分钟后看到座机号码呼叫，才放下心来。
“绝望的时候就想自己的软肋，”佑振说，“我自杀的时候就是这样把自己劝回来的。”
“你也自杀过？”
“不止一次。”
佑振停了一会，接着说：“第一次应该就是中学那时候吧，那会儿抑郁症嘛。一份报纸放桌上，我能盯着它发呆一整天，一动不动。就那样。”他做出盯着桌子发呆的样子。然后就扯开了话题。好几次聊到抑郁、失眠的经历时，佑振都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几句话带过，或者说成笑话：“我手机下了俩APP都是郭德纲的，定时60分钟自动关，大半夜‘哈哈哈’自己在那儿笑，难怪越来越活成逗比了。”
“咳，我们那些群，”佑振翻了个白眼，“今天这个要死，明天那个要死，这些人都这样。”他笑了起来，“不过说出来比较好啦，说出来的就不会去死了。我们可以互相安慰。”
佑振说的QQ群，有双性人群，有跨性别群，还有许多细分的手术群、技术群、平胸群等等。他们在群里寻求帮助，更抱团取暖。但几乎没有线下活动。有的人做完手术就再也不会出现，有的人在群里朋友的帮助下安排好形婚，却因为不得不穿上可耻的婚纱而不愿意让任何朋友看到。他们敏感，隐身在一个虚拟ID背后分享秘密。群里的照片都是“没有脸的”，手术做完了拍成果，也都只有部位。
在这个群里的很多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天生的少数派。但世界总是复杂多元的。也许科技的发展，能帮我们一步一步理清某些认识。在性别上，最早只能依照外生殖器的区别，将性别简单划分为男、女二元，后来人们发现了性腺和性激素，每个人的体内都同时存在着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却是以各自不同的量和比例。再后来，人类发现了染色体和基因，许多影响性别发育的基因作用于不同的发育阶段，而性染色体除了“46，XY”（男）和“46，XX”（女）还有许多变化。比如佑振，他的性染色体是45XY。
有人生而为男，有人生而为女，佑振则生在了男女之间。就如同体型有高矮胖瘦，肤色有黑白黄棕。每个人都是人类独特的一款存在形态，就像彩虹光谱里的每一个颜色。少数的存在，其实是这个社会丰富的展示。少数派与弱势群体划等号，不过是个长久的迷思。
“我不想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得到关怀。”佑振说。之前拍那部纪录片时，他还有点悲观，但现在他似乎想通了。“为什么跨性别就必须苦逼？为什么双性人就变态？”
“不是的，我们可以融入这个社会。”他最后说，“我们要对抗，但一定记得，我们对抗的只是一个陈旧的观念。”
六
2015年春节，佑振打算回家过年。他很少谈及父母，但去年有次回家吃饭，爸妈又跟他念叨起结婚的事。他有些不耐烦，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医生都检查出我是双性人了，男的。”父亲耳朵尖，一下听到了“双性人”三个字，大吃一惊。佑振赶紧闭了嘴，向父亲示意：妈在呢，不说了。
几天后父亲突然到了佑振店里，带着点酒气。隔壁有家店铺是一对拉拉开的，佑振先从那家店聊起。父亲说：“现在都那么开放了，这也没什么”。他从没预料到父亲会说出这话。 那天下午佑振解释了自己的一切。
父亲沉默了一阵，说：“那你要注意身体。”佑振特意交代，先别告诉妈妈。但他知道，父亲藏不了话。
腊月廿八，佑振收拾完店里的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拎上备好的一袋面粉和一桶油，打车回家。快到家时，父亲来了电话，喊他回家帮妈妈做年货。没过几分钟，佑振就拎着东西出现了。家里的油和面正好用完。
老家人过年讲究做“年事”，年三十的前几天就开始“炸年货”。佑振走进家门，桌上已经摆着三个大盆、五个小盆，备好待炸的鱼、藕合和丸子。父亲抽着烟看电视。妈妈还在忙活。
“吃饭了么？”妈问。
“没呢。”
“那先吃吧，吃完帮忙。”妈妈说着，热了饭菜，摆上桌。她在饭桌边坐下，看佑振吃，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没由来地给他斟了一杯白酒。喝干了，又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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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文中，佑振、沐沐皆为化名。
插画：胡子大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