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真能带来变革吗?

孟冰纯访谈:关于互联网的一些悲观议论

2015年08月25日黄昕宇 北京

访谈

孟冰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她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博士学位。

孟冰纯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全球化和媒介技术革新背景下,媒介政策、商业机构与公民的传播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比如她关注过版权法规如何改变和约束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流通,也关心中国的政治管控与媒介市场化改革如何结盟,共同抑制了公共舆论环境的民主进程。

正午:在中国,所谓新媒体的出现是以什么为标志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很多人说,互联网(或社交网络)让更多人参与到一些公共话题,您怎么看?

孟冰纯:很难说有个明确的界限标志着“公众参与”发生了跨时代变化。门户网站其实只是把纸媒的东西放到网上而已,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和原来一样。

从我接触互联网的经验和最早对互联网的研究来看,公众参与基本是从BBS开始的,虽然那时使用BBS的用户还是小圈子,但是已经形成了跟以往不一样的讨论空间。我记得我在南京念书时,有个叫西祠胡同的论坛,你在上面能找到兴趣相似或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不是你日常生活中能结识的。那时在西祠胡同看电影、影评之类的帖子,原来可能以为我接触的某个东西是挺小众、挺边缘的,比如非主流艺术电影,到论坛上后却发现,其实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论坛上也不一定都是政治性的讨论,但政治应该怎么理解?——我认为除了我们通常说的政治,还有一种就是文化政治,包括我们看什么书、什么电影,我们对于媒介内容的评判标准,也有广义的政治意味在其中。

当时还有强国论坛。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网上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分化了。不同政治立场的网友开始去不同的论坛。

 

正午:但不管去哪个论坛,他们都还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像今天这样普及。

孟冰纯:是,随着平台、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普泛化,这是个话语权不断下放的过程吧。新媒体环境下,大家似乎获得了讨论政治问题的空间。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平台上网民的政治参与,你会发现,网民往往就是去一个跟你的政治观点一致的地方。上网讨论只是去寻找一帮同侪,去强化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

但到底网上的讨论能不能让你接受跟你相异的观点呢?就像哈贝马斯讲的deliberation,商议。也就是说,网上讨论的理想模式应该是:我参与讨论的时候有我原来的观点,但我是愿意被说服的,如果听到一个我认为比自己观点更理性的看法,我是愿意去接受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讨论平台的选择上,我们就倾向于选择跟自己观点一致的。除非你想找人吵架。不管怎样,最后你不会被说服。实际上大家去寻找的并不是新的意见,而是去寻找同志的。难道公共参与只是去寻找发泄,或寻找认同吗?

并且,即使现在技术已经渗透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微博、微信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更广泛的民众有了发声渠道,但如果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真正讨论政治问题的依然是精英。公共话题不是这些社交平台的主流。

比如,微博上粉丝数量最多的人全是明星,大家转发最多的也是各式各样的八卦鸡汤。即使是汶川地震或是天津爆炸这些事件发生时,虽然关注度非常高,但大部分人就是表个态、煽个情。很多时候大家转发是不问真假的,各种鱼龙混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怀疑,新媒体平台是不是真的让更多人以一种比较理性、求同存异的态度去参与公共讨论,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所谓理想的公共空间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正午:BBS之后出现的博客,有点类似现在的移动端自媒体,当时出现了一批人,如果没有博客,他们的观点可能不会被公众看到,这批人是否因为新技术而多了一些话语权?

孟冰纯:对,他们算是自媒体的先锋。在博客时代,权力有一部分是从传统媒体分散到这批精英那边去的。我最近看到几篇当年在论坛或者博客时代活跃的人反思当年的文章,他们都很感慨,说那时候的很多讨论、吵架,到最后的结果也是谁都说服不了谁,大家回到各自的起点。不过,那批人的表达和言论,对更广泛的一部分民众还是有启蒙意义的。但是麻烦在于,从做研究的角度来看,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启蒙效果进行量化。

 

正午:很多人谈到新媒体技术,往往比较乐观,认为社交网络之类的新媒体平台是赋权于公民的,这里的“权”应该如何定义呢?

孟冰纯:很多对“新媒体赋权”持乐观态度的人,恰恰没有意识到,之前掌握权力的,不是简单的信息控制或者是以审查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机制,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权力是渗透在各个层面的。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可能就是大家说到“赋权”这个话题时所看到的——把权力跟国家权力、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了新媒体,过去的很多审查制度、信息过滤的机制被削弱了。从这个层面上,新媒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赋权于民,公民有更多的途径去了解信息,可以知道不少被掩盖的东西。

但实际上,在市场这个层面,包括私营企业和整个市场,也有一个权力机制。如果所有的东西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那么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是谁控制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机制、是谁来制定商品交换的原则,这些就很值得探究了。以及,当信息、内容变成商品之后,到底是以获取商业利益为导向?还是单纯的以知会民众为导向?不同的导向背后都有权力的运作。

此外,按照福柯的观点,还有更微观层面的权力,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用得很习惯的社交媒体。我们可以说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的沟通方式,又能够帮你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但大部分人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不会意识到你交换出了什么。比如,很多商业服务性软件和社交媒体一些功能的使用,都要允许你的手机调到随时定位的模式。 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交换,我想要你高效便捷的服务或者社交功能,就要允许手机软件不断监测到我的位置。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权力建构了信息和主体关系的一个表现。

 

正午:所以说,我们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权”,但也付出了代价?

孟冰纯:以前,在“前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对隐私有一种习惯性的保护,会认为我的日常活动、我的购买行为、我每天去哪儿是私人领域的信息。但在社交媒体的这个环境下,所有人就是在不断地给这些商业公司提供私人信息,不断地汇报自己每天的动向。但我们却不一定会去追问:除了当时给我提供服务,比如给我派辆车、给我推荐很多餐馆,这个信息还被拿去干什么了。这实际上是个信息高度不对称、不透明的情况。在过去,这些信息是你隐私的一部分,是你私人空间的一部分。但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你通过每一次登录微信、微博,不断提供这些信息,商品化的逻辑就渗透到了你的私人领域。私人空间的这部分就被抽离出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了。这些信息除了给你提供服务之外,还有大量被用来进行数据打包、整理、买卖,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数据挖掘、大数据运用。

在国内,大家会觉得大数据是一种技术进步、信息发展,可以让很多之前没办法解答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但很少有人从个人用户的隐私和权力,从商业机构的信息监控这个角度去想。我们说到信息监控,马上就联系到审查制度,觉得信息监控背后的主体肯定是政府、国家,是所谓的公权力。但实际上公司也在不断对你进行监控。权力背后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公权力,还有商业机构。

 

正午:在新媒体(或社交网络)出来之前,传统媒体有多大的权力?西方和中国有何不同?

孟冰纯:中国媒体在市场化之前(甚至在九十年代市场化之后),更多还是承担宣传和教育的职能。在西方,媒体被看作是第四权力,是在三权分立的体系之外的一个重要权力机制,新闻机构是民主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机制。他们起到知会民众的作用,并且督促政治权力对公众负责,起到一个政治体系之外的监督作用。

新媒体发展起来之后,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公众知情和监督的角色确实都得到了很大的强化。只不过因为中国比较特殊,所以新媒体带来的改变在中国体现得特别明显。在中国,新媒体出现后,不仅仅是大家有了个互动、讨论和表达的平台这么简单,我们还可以从很多事件中看到,新媒体是如何去改变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天津爆炸,可以看出新闻机构运作的变化。传统媒体时期,新闻议程是由上而下设置的。有些事情之前可能出于种种原因,新闻机构没有去报道,但现在,如果事件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媒体就必须要去报道。这确实是新媒体带来的很大的进步,不仅仅是让公众多了讨论的平台,还改变了新闻议程。

 

正午:微博兴起之后,是不是让更多人有了说话的权力?

孟冰纯:微博大概就是2007、2008年火起来的,我每年回国时会感觉到这些变化。有那么一两年,我在国外就是通过微博了解中国舆情的。刚开始有一阵,微博给人一种感觉,像突然诞生的新的希望。但是现在已经有变化了。刚开始的确给人感觉出现了一个公共空间,很热闹,什么观点都有,而且什么人都能参与。那时有个说法是,你到微博转一圈就会感觉明天就要闹革命了,但你到菜市场转一圈就会觉得可能一百年都不会有革命。

但那种群雄争霸的时期很短。然后所谓大V就出现了,控制也跟上了。

 

正午: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如何演变到话语权又开始集中的?

孟冰纯:各种原因都有。其实即使在刚开始众声喧哗的阶段,可能名人转一条普通人的微博,就把普通人带到公共讨论中了,这种情况依然是非常孤立的小概率事件。

这仍说回到权力的问题,权力带来的传播资源到底是掌握在谁手里的?这种资源包括物质、经济生产,也包括言论控制的资源、控制的手段。网络社会、社交平台,其实还是镶嵌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当中的。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有身份地位、受过教育、知道怎么说话,这都是他的文化资本、象征性的资本。所以一个人说话的影响力跟他原本的社会地位和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都是分不开的。

即使偶尔有其他非知识精英身份的人说的话突然火了,即使刚开始有那么一阵热闹、动荡、扰乱,在尘埃落定之后,既有的权力结构还是会慢慢显现出来,话语权依然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网上的权力结构也还是镶嵌在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当中的。

 

正午:在微博上,一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会身份的加入,变成了大V。但也有一部分人,仍是看不清社会身份,却能看见商业目的的,比如段子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商业机构对权力的渗透?

孟冰纯: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媒体技术的发展轨迹。以前我上课给学生讲新媒体,经常给他们看一段话,里面说一种新技术带来了将传播民主化的希望,让大家忽然觉得,点对点的,不受政府和商业利益干预的沟通成为可能。我每次让学生猜这段话说的是哪种技术,学生都猜是互联网。但其实这是美国一位媒介历史学家描述二十世纪初,当广播还是“新媒体”的时候,人们对这种技术的可能带来民主化的期待。所以人类对新技术可能带来变革、带来更民主化的传播、更赋权于民的期待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商业是如何渗入的,比如说博客的例子。相比于BBS,博客似乎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信息生产的平台,你可以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会渐渐发现,博客平台的背后是个商业机构在做推广,比如新浪博客,到后来,他们推的全是明星,想利用明星的品牌效应,给这个平台增加访问量,打造品牌,是出于商业目的。我们也知道很多明星博客不是明星自己管理的,那些博客变成了一种公关手段。

当一个新技术刚开始出现时,往往会带来很多希望和很多可能,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会扰乱既定的信息生产模式。但同时,大商业公司和政治权力又不断地试图收编这些新技术。不管是发展相应的管控手段,还是用新的平台来追逐更多利润,这些权力主体都会不断地试图把新技术纳入到既有的权力体系里。

广播一开始也是如此,爱好者自己装个收音机玩出来的。互联网刚开始也是军方出于军事目的研发的,接下来也只是在高校教育机构里使用。那个时候没人意识到它们会有这么大的商业前景。所以新技术的创造和应用发展,就是个不断博弈、谈判的过程。

新浪微博也是。一开始出现时,群雄争霸,但接着新浪作为商业机构,就要在这个扰乱既有信息秩序的平台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它要利用这个扰乱过程中广大民众爆发出来的创造力来维持这个平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完全自下而上、不受控制的信息生产不是它想要的。所以新浪希望的,还是把这个平台纳入到能够为他获取利润的机制当中。那么在刚开始的阶段,重要的是让尽量多的人来使用,当有一定用户量之后,它可能就要制定一个他说了算的秩序。

其实在西方也是。像YouTube,刚开始大家纷纷上传自己的原创视频,没什么商业内容,后来YouTube也被收购了,慢慢你就发现开始出现推荐、top 10 list这些东西,会把用户的浏览疏导到某些内容上,有些个人频道就变成了商业频道。

而且我们渐渐地就看到,这个平台上的信息管控手段也在不断地发展、进化。现在的管控已经不是单纯的过滤、审查了,还会更主动地去建构一个有利的信息环境,比如主动打造一些新媒体。政权机构意识到纸媒在衰亡,所以就让它自生自灭去吧,它们另外去开辟新媒体的新战场,控制好它。

 

正午:但这些平台还是让更多人参与到公共话题的讨论中来了?

孟冰纯:我是比较悲观的。看过去二十年互联网的发展,从九十年代我读大学时,到最近天津爆炸这个大事件,我觉得媒体上的公共讨论的质量好像没什么进步。公共言论的话语权还是由掌握更多传播资源的精英控制,博弈最终也是既有权力阶层之间的博弈。

 

正午:所以互联网上的声音仍然很单一?并没有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孟冰纯:现在网民的习惯确实是先站队。比如我这次回国学了个说法:“定体问,我陷思”——“一定是体制出现了问题,我陷入了沉思”。这就是我说的可预见性。网民会先跳出来说,这是官商勾结,先宣判和阴谋论,表达的往往立场大于论据。我在英国经常看《卫报》的读者讨论,从中你也可以看出观点相左的人最终很难说服对方,但他们的讨论质量比国内高很多,读者在讲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是会用论据去支撑的,偶尔也是有一些人身攻击,但没有到国内这么严重的程度。

 

正午:您觉得这跟中国的教育环境有关系吗?

孟冰纯:李普曼就在他的《Public Opinion》(《公众舆论》)这本书中对于所谓的民意持批判态度,觉得民主社会其实就应该是精英控制的。西方学界,甚至我们学校政治系的一些学者,都不愿意提“民主”这个词,觉得民主就是会发展成暴民政治,觉得大众就是群氓、乌合之众。我们的教育确实不是一个培养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教育体系。但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民众是不能被信任的。

 

正午:但如果能在这些平台上制定出一个理性的议事规则或程序呢?

孟冰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前有些BBS论坛讨论的质量确实比现在好,一来跟参与者的社会构成有关,二来跟论坛管理者的引导和约束有关。但这就提出两个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说的所谓有质量的政治讨论,是不是只对精英开放的?你我都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在衡量大众的参与对不对?二来有序的理性的公共讨论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基本规则?能不能指望完全自下而上、从众声喧哗中产生出规则?如果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秩序,那么这个秩序由谁来定?制定议事规则的过程本身是不是精英行使权力的过程?

 

正午:微信这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对微博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孟冰纯:这可能跟管控手段有关。但即使在微信之前,你也会发现微博上的讨论已经变得非常没有新意,是可预测的。比如我在微博上关注的那些人,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大致的政治观点和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但一个事件发生后,你马上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样的话,真正的观点交锋也少了。而且到后来,其实没有多少人把微博当做讨论平台,大多数人刷微博跟现在刷微信一样,就是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正午:但从微博到微信的变化,好像比从博客到微博的变化还要大。而且乍看之下,微信似乎是个更封闭的信息平台?

孟冰纯:相对于微博,微信确实更不利于公共讨论和广泛参与。但问题是,新媒体的发展根本就不是以公共参与为导向的。腾讯做微信,肯定是基于商业的考虑,而不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公开透明、参与度更高的讨论空间。

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技术的发展走向、发展模式,是由谁决定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批评对新技术盲目乐观、批评技术决定论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技术的走向并不遵循着所谓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实际上遵循着的是一个社会的发展逻辑,它是镶嵌在社会结构里的。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我想要下一个技术是能有更高级的功能?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参与度高、更透明的空间?还是希望加强政治上的管控?导向不同,创造出的新技术就不一样。

 

正午:和微博相比,微信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孟冰纯:我认为由于微信上隐私权限的设置,它本身不再是个公开讨论平台。实际上微信的互动性很差。你在朋友圈看到的充其量就是一些转发,转发下的讨论也只能看得到好友的发言。甚至连微博刚开始那一阵众声喧哗的阶段都没有了,而且非常快地就被纳入以追求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制中了。比如我在微信上看到各种软文,育儿、教育、留学中介、国际双语幼儿园等等各种推销都有,商业非常快地进驻到微信上。偶尔也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公众号,但那也是比较单向的,只是个内容生产的平台、一个表达的渠道,没有太多互动和讨论。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内容。

 

正午:也许微信讨论的渠道是另外一种机制,比微博更定向?这种传播可能会更有效?

孟冰纯:Facebook也是这样的。传播里面很早就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国社会学家在考察美国大选的时候发现,对还没有决定要投谁的那部分人来说,影响他们做出选择的是小圈子中的意见领袖和同侪的意见,这种影响是胜过大众媒体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微信这么快就被纳入商业和营销的机制中。在朋友圈里看到推销,你的朋友说他用过某某产品确实不错,你就很容易取信。但这样的传播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也许会形成围绕个人的小的权力结构,有人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成为意见领袖。

但是,这跟“前社交媒体时代”其实是一样的。

 

正午:说到社交媒体的影响,不同的人受到的影响是否有很大区别?比如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

孟冰纯: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公众、普通人,都还是属于中国社会里的某一个阶层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分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都是都市中产或是希望未来成为都市中产的、受过教育的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新媒体已经是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信息技术的使用,还是和社会结构以及你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密切相关的。不同阶层群体的人对这些媒介技术的使用肯定不一样。比如有传播学者研究过山寨手机的用户群,他们对于技术的要求就包括:铃声特别大,甚至手机上有打火机,山寨手机有各种奇葩功能。最近几天,我在北大看到很多建筑工人使用手机就是打电话、看视频。在微信和微博的讨论中,有多少是这些人的声音?可能很少。他们对滴滴打车、支付宝这些软件的态度,肯定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对中国社会来说,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多数。根据最近的统计,中国上网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几。根据之前中国互联网调查中心的统计,互联网用户中开微博、博客的人所占比例其实是特别少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部分人,拥有最多传播资源和信息手段,因此他们的声音最大、最容易被看见的。而这些住在工棚里,晚上在街边纳凉的建筑工人,在网络空间里是看不见的。

 

正午:但中国已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了。

孟冰纯: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虽然只有一半的人能上网,网民数字已经很惊人了。但中国的阶级分化程度,在世界上也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民工拥有的文化资本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差别非常大。

当我们谈到新媒体的赋权之类的话题,其实上面那部分人群一直是个盲点,是被忽略的。大家的兴趣都集中在网上可见的、声音最大的那部分人,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将来的走向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我觉得都是很可质疑的。研究农村问题的很多学者,比如温铁军,提出中国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那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乡村回不去了,他们又看到了城市里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他们又被隔离在那种生活的可能性之外。他们的这些问题在网上几乎很难见到。

 

正午:所以在阶层分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关于新媒体技术的讨论,不能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周围? 

孟冰纯:我觉得媒体从业人员包括媒介研究学者,有时候确实有媒介中心主义的倾向。因为干这行,你可能觉得能通过媒体观察到的东西就是社会。但是在社会学家看来,他会觉得你完全是一叶障目,是媒介中心主义。

为什么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中,互联网这么热,在我看来也是因为互联网实在太方便太容易了,获得数据特别容易。但问题是,你能研究的只能是网上可见的这部分问题,但中国绝大多数社会问题是不在网上呈现的。因此确实存在盲区。

 

正午: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次技术革命,创造出更利于公众参与的媒体平台?

孟冰纯:我可能不是非常乐观。技术朝什么方向发展,是社会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媒体技术下一步做什么样的研发,跟诉求是相关的。同时,从用户的需求来看也不是很乐观。大家现在似乎已经很安于技术手段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捷,而所有这些便利背后都是商业机制,不断贡献你的个人信息来换取服务,这种机制渗透到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且大家很习惯这种模式了。微信或者其他媒体平台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基础设施一样的东西,几乎没有人看出有什么问题。另外,从更大的社会层面来看,我们的生活是被这些平台网罗其中的,我们和这些平台外的农村人口、农民工的分化隔绝越来越严重。我看不到有个集体性的、团结性的力量,提出要对现状做出改变。

权力是不是会随着技术进步下放到更多人手中?我也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媒体技术发展获得话语权的那部分人,也还是精英阶层。更重要的是,既定的权力结构也在把带来扰乱的技术不断地纳入既有体系里去,他们也在不断发展自己。

 

正午:但的确更多人可以发声了。

孟冰纯:是,但你说的话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人听,又是另一回事。以前的信息控制机制是,由守门人——比如编辑——来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内容,议程如何,公众应该获取什么样的信息。但现在大家都可以生产内容,守门人和内容生产者不再是同一个主体了。比如Youtube,这个平台上的Top10  List该放哪些,是由平台方决定的。公众的注意力放在哪里,以前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在生产环节,现在,在信息超载的环境下,是由平台公司决定的,不论是以排名或是推荐的形式。

 

正午:所以除了我们惯常想到的政治方面,商业机构本身也在制定规则、管控我们的生活?

孟冰纯:确实如此,一说到中国,矛头往往指向政治权力和审查制度,研究互联网的课题一般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是我一直觉得,应该有更多人关注到信息产业里的商业机构,研究这些商业机构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在信息全球化的环境下,国内的商业机构跟国外商业机构的关系,包括这其中信息监控技术的输出、这些机构的所有权等等。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资本和商业是有批判态度的。但在中国,从学界到社会,商界大亨有点被当做民族英雄了,所以对他们的期待也比较高,要求他们做一个完美的人,不仅能赚钱还有高度的道德自律。因此才会出现逼捐之类的事。

 

正午: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会活得更被动?

孟冰纯:我们现在上网买个东西,就会有推荐跟过来。我们的生活是被不断地被预测和指导的。从比较批判的角度来看,作为普通用户,大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你的生活和日常行为都变成大数据中的数据节点了,紧接着就是它对你的控制。最终大数据要完成的就是一个完美、精确的预测。如果他的预测足够精确,你会觉得:“对啊,这就是我想要的”。

如果更进一步的哲学追问,人的主体性是不是都被大数据不断地塑造、改变了?本来作为个体,我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应该有个明确的界限。对自我个体的认知、自我的身份认同,肯定是与我喜欢什么、想要什么,跟我的品位、偏好,跟所有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人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也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但现在的信息环境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速战速决的答案,你不用自己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去想清楚,我们已经根据你之前数据替你想好了——你喜欢这个,这种产品是最适合你的,你是小米用户还是苹果用户,我都替你想好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人是不是已经变成数据的集合体了?一个人的所有东西,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数据来拆解,变成信息商品甚至再造一个你的个体。英剧《黑镜子》中有一集说的故事就是,女主角在男朋友死后,购买了一项昂贵的服务,用他在社交网络上的所有数据重构了一个男友。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提供的信息和不断收到的反馈就是在试图用数据复制出一个你。 

 

正午:可即便意识到了这点,我们似乎有很无力。反抗本身,也可能解释成“不顺应潮流”、“没有跟上时代”。

孟冰纯:更悲观一点看,能有这种无力感的人已经是少数了。我之所以说技术的发展方向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而且我也看不到公众有集体性的改变要求,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很满足于现状的。

不断要求定位的打车软件,它确实让你省钱。做微信公号,必须得服从平台的要求、必须接受它的审查,但你又倚赖这个平台。除非你有利益之外的其他诉求,否则你甚至意识不到这些技术有什么不好。

说到底我觉得还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大,不管是少付车钱还是通过平台赚钱,你是获利的,只要跟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吻合,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不断交换,把人的生活以及个体存在的各个方面都用商业逻辑来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它越来越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服务。但是如果我们的诉求是更多的公众参与,是资本主义逻辑之外的,我们就会遇到这个诉求和资本主义逻辑是不是兼容的问题。

 

正午:但也有人持乐观态度。

孟冰纯:传播学界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写过信息社会三部曲的曼纽尔·卡斯特,讲到新媒体肯定会提到他,他就认为新媒体最后还是会撼动权力结构的。

 

正午:科幻小说也有乐观的,技术本身可能会反抗。

孟冰纯:我也承认会有一些变动和对既定秩序的扰乱,比如初期的微博。但接下来是不是会有那么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时刻,我是存疑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在做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后变得越来越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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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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