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韩寒

一个原子弹式的浓缩读物,是如何做到三千万装机量的?

2015年09月21日王琛 上海

特写

2014年初,我开始在博客写一些短故事。我从没奢望发表。那些故事除了偶尔在朋友之间传播,我猜并没有其他什么人能看到。但那年4月某一天下午,我在博客后台接到一条留言。留言的人叫金丹华,他介绍,自己是《一个》杂志的编辑,觉得我有几篇文章挺有意思。

我很早就知道《一个》。印象里,那是个打着韩寒烙印的文艺杂志。我身边很多朋友和同事,都是韩寒的铁粉,他们的手机里,都有《一个》的APP。我很高兴金丹华找上了我。

金丹华是韩寒的高中同学。在韩寒最早的杂文集《零下一度》里,曾经写到过他,昵称“蚊子”。而那篇文章,我初中时正好读过。他留言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微信上聊得很投机:我们喜欢同一只欧洲足球队,微信头像都是那支球队的队徽。然后他跟我要去几篇短文,介绍了发稿的大概时间。

我发表在《一个》的第一篇文章是个不到三千字的小说。那年九月,作为我的编辑,金丹华又鼓励我陆续发表了两篇。秋天的时候,我决定前往上海,去《一个》见见他。编辑部在闵行区,一个名叫苹果园小区的别墅里。办公室在别墅二楼,排了两个房间十几张工位,三层阁楼的阳台是一块休息地,里面扔了一只足球。

金丹华大概一米八的样子,长年踢球,很结实。他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编辑。在三楼阳台上,编辑们抽着烟,一边把皮球踢来踢去,一边互相调侃,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坏笑。看上去,这群人不像是在工作,倒像是几个大学生,逃课到了郊外,偷偷搞了一个神秘社团。

在那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执行主编小饭。那次,他好像留的是光头,点着烟,背靠椅子,笑吟吟地晒着太阳,脸上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坏笑,好像对手上的事情蛮不在乎,却又一直乐在其中。他生在上海郊区,最初参加过新概念大赛,也拿了奖,大学没毕业就去做编辑,一直在写小说。2010年,他加入了韩寒团队。

见面那几天,《一个》刚好又发了我一篇短文。按照惯例,文章末尾留了我的微博。出乎意料,文章推送不一会儿,我就不断接到读者留言,其中有一部分人的问题很相似:你是自己投稿的吗?甚至有人干脆把他的文章贴给我,委托我交给编辑。微信里,也陆续有几个朋友贴来《一个》的文章链接。甚至过了几天,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初中同学,突然在QQ里给我留言,也贴来文章,问我:名字和你一样,是你吗?

这种传播效果令我惊讶,但小饭们却只是笑笑。他们见怪不怪——那时,《一个》的app装机量已经超过了两千万,每天的活跃用户超过百万。

我们在阳台聊了一个下午。金丹华指着楼下的栅栏说,这里接待过不少人,不速之客很多。他说,其中有个小孩,翻墙进来,眼里放着光,告诉他们,为了文学,自己要退学——就像韩寒当初那样。

 

《一个》是韩寒办的第二个杂志,某种程度上,也是杂志《独唱团》的延续。《独唱团》的编辑部在松江,韩寒买的第一套房子里。

2010年,以书代刊的《独唱团》首期发行,50万册很快售罄。第二期稿子备好后,发行时间却迟迟不定。一天晚上,韩寒召集团队一起吃火锅。和以往一样,韩寒吃着饭喜欢站起来,走来走去,讲着段子。那天他穿了一身黑衣,吃到一半,突然若无其事,坐下来,轻声说,独唱团不做了。众人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愣住。韩寒补充一句,工资会照发半年到一年。

没人应声,气氛凝重。小饭轻声唱起了《送别》:“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时他刚开始学吉他,只会这一首入门曲目。大家跟着唱起来,执行主编马一木起身出门,买回两包玉溪,塞给小饭一包,小饭接到手里,觉得像接了一包散伙烟。

小饭是《独唱团》第一期的编辑,招他入伙的正是马一木。两人在静安寺一家咖啡馆第一次见面,马一木记得,小饭要了一杯啤酒。

马一木后来向我回忆,看到那杯啤酒,他当时就放下心来,觉得找对了人:“我喜欢跟有意思的人共事,我一看这人在咖啡馆里点啤酒,觉得怪怪的,很特别。”马一木也是被韩寒吸引过来的,此前,他供职于一家男士时尚杂志。

第二天凌晨,马一木发了一条微博:“岁月长,衣衫薄,同学们,就此别过。我爱你们。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坚信我们会重新回来。We’ll be back。”

韩寒当时还没开微博,他看上去若无其事,继续组织团队打游戏。打游戏的地方就在《独唱团》办公室,游戏叫《使命召唤》,当时还是局域网作战,打得最好的是韩寒。几乎每次,大家都要熬一个通宵。通常是先约一个晚饭,七八个人,吃火锅或者麦当劳。吃饭时没几个人说话,大家目的明确,填饱肚子,准备熬夜。

小饭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不可复制的梦幻岁月——不用工作,“持币观望”,就等着韩寒做决定。小饭没打算走。他觉得韩寒做的事情没失败过,他信任这个团队。

但没人知道韩寒的想法。他是个看不出心事的人,话很少,几乎不传递负面情绪,即使是打游戏,也从来不说“打完这局睡觉”之类的话,总是鏖战到最后,别人不玩了,他才最后扔下键盘。

其他人也没走。韩寒请来了音乐人张玮玮做老师,希望组建乐队,自己做主唱。但这些人没几个五音全的,排练了两个月,乐队宣告放弃。马一木还记得,自己曾在客厅伴奏,韩寒把洗手间当录音棚,在里面唱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虽然表面上轻松,但是一种不甘的压力笼罩着团队。《独唱团》只做一期就夭折,后面两期的备稿都还存在电脑里。每次打开电脑,马一木就觉得,有些事情还没做完。

马一木曾在北京的印厂亲眼看着《独唱团2》停印,他觉得纸张浪费得可惜,萌生了做电子读物的想法。在电话里,他跟韩寒商量,“做一个原子弹式的浓缩读物。”

两人聊了几次,到了2012年4月,韩寒决定,做一个电子杂志。名字大家想了很久,韩寒起了名字《幼稚园》,被否掉。《一个》这个名字的来源,已经没人记得清。小饭隐约记得是韩寒:“这是他的风格。”

脱离了纸张,杂志继续开出高稿费:虚构类3000元一篇,评论类1000元一篇。上线后不久,统一改成了千字1500元,因为算稿费太难了——有些文章,既不是评论,也不是虚构故事,编辑们不知道怎么划分。

和《独唱团》一样,韩寒对文章的要求仍然是好看、有可读性。“韩寒唯一的反对是实验性的文本,他不喜欢文章过多追求形式感。”小饭回忆说,“感情的真实是第一位,反对无病呻吟。”

此外,或许《独唱团》的出版碰壁提醒了韩寒,他特意告诉团队,《一个》的文章,暂时不碰时政。

上线前,在苹果商店,根本没有类似的一款文艺阅读类app。因为没有参照,团队无法预测下载量。几个人在小饭家里,每人押了三百块,打赌第一天的装机量。小饭和马一木估测能破10万,数字往上抬,编辑金丹华最后估测到了17万。韩寒最保守,他认为不会超过10万。上线后,几人各自回家守着电脑,不断刷新后台数据。

第一天下来,《一个》的装机量超过20万。金丹华赢了900块钱。

 

《一个》在2012年10月8日上线,开篇推送了韩寒的《碎片》,他说:“以后有更多的小说,散文,评论,我写的,你所认识的人写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写的,甚至你写的。”

上线同时,杂志公布了投稿的电子邮箱。第一天起,投稿数量就在千封以上,一天下来,根本看不完。编辑们发觉,“海选”出的优质文章少之又少,常常看一千篇,也不能选出一篇。电子邮箱的投稿成本很低,投稿者很疯狂,有时候一篇文章发来十几遍。为了吸引编辑,有人会贴上各种照片,也有人写下长篇累牍的自我介绍,还有人幽幽地声明:“编辑大人,我知道我写得不好,可是,我很真诚。”甚至,有上海的中学生带上稿件,直接找上了门。

最初推送的仍是《独唱团》的余稿,包括路内、曹寇等青年作家的小说,也有周云蓬的随笔,以及一些关于冷门知识的科普。那时,马一木对张玮玮的文章印象最深。张玮玮发表过一篇《北京的冬天》,讲的是一个北漂青年如何像候鸟一样,在不同的地方搬来搬去,却对城市无所适从。

编辑部延续了《独唱团》松散的办公模式,小饭笑称是“无为而治”。韩寒很少组织开会,几人碰面,聊游戏最多,吃饭倒在其次,只在分别前聊几句工作。问题都是在微信上解决。为了办公方便,马一木和小饭陆续在松江买了房子,都在距离办公室方圆三公里。

半年以后,《一个》办公室第一次搬家,搬离松江,搬到闵行——原因很简单,团队扩大,又招了几个编辑,韩寒的房子,已经坐不下了。

年轻编辑赵西栋就是在这时加入团队。此前他在北京一家图书公司,被小饭拉到了上海。加入后不久,赵西栋编辑的文章很快几次打破点赞记录。其中,作者大冰的文章,突破了三万点赞数,令其他编辑震惊不已——此前连超过两万的也不多见。大冰是个流浪歌手,在云南开客栈。赵西栋判断,大冰的文字充满江湖气,兼具城市小资情怀,具备流行的特质。

文章结尾的点赞功能,是韩寒特意提出的。韩寒的想法是,根据点赞数量,可以观察文章的市场反应。

除了大冰,赵西栋又发掘了耀一、陈谌等几名总能获得好评的作者。赵西栋常常蛰伏在微博上,寻找网红写手,文章始终保持高赞率,一度是编辑部收入最高的编辑,有时甚至月收入超过小饭。

但渐渐有读者质疑《一个》的文章水准下降,过于追求流行,丧失了早期的思想性。

马一木说,这是必然要面临的困扰:“市场选择会影响文章的品味,这很正常——KPI绩效考核会导致大部分产品都长一样,无非是色情、暴力和糖水文章(鸡汤文)。”

马一木和小饭尽力把握文章质量和传播效果的平衡。小饭总结了“优质流行”的四字方针:“要保证文章质量,不能做成《读者》和《知音》,又要保证流行。说来说去,你毕竟是一个产品,你的产品看的人少,那么质量再好,价值也有限。”他们讨论了很多选稿的机制,以期靠近这种苛刻标准。小饭觉得,编辑选文章压力不小,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

“我怀疑,就是我带坏了风气。”赵西栋说,他如今已辞职创业。在《一个》担任编辑的两年,他认为自己功过参半——功劳是发觉了一批高人气的青年作家,但过错是,太追求流行,影响了其他同事,青春校园类题材越来越多。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个》的主要读者以大学生为主。编辑们渐渐发现,发布青春文学,最容易获得高赞。

那段时间,有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找到编辑部,开门见山,上来就说了四个字,表情严肃:“你们变了。”

《独唱团》后期团队合影。韩寒(左六)、马一木(左二)、小饭(后排右一)、金丹华(最前)。

在《一个》发掘的年轻作者里,陈谌的人气积累最快。他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一个》作家”。

陈谌是福建人,1990年生,在厦门大学读英语专业。在大学,他主要做三件事:逃课、睡觉、打游戏。2013年,因为一次失恋,陈谌开始在人人网频繁写文章,几篇小说《冰箱里的企鹅》、《时光若刻》和《口琴》都转发过万。赵西栋敏感地发现了陈谌的价值,他的文章在《一个》上出现后,不仅赞数高,陈谌这个名字也很快被读者记住。

大学毕业后,陈谌去了广州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负责设计游戏情节。做了几个月,陈谌不适应,辞职到广州郊区租了房子,开始全职写小说。某段时间,积蓄花光,《一个》每篇1500元的稿费,构成了他的全部经济来源。一年以后,陈谌在《一个》发布了十几篇小说,微博粉丝从几千个,涨到了超过十万。

我第一次见到陈谌,是在北京的一次饭局上。那已是2015年初,他话很少,双手捏着手机,不停地刷微博。那时,他在准备自己的第二本书。

相比于人人网上的玩票,陈谌觉得《一个》有着最特别的作用:“我算是亲生作者,名气主要是靠《一个》推出来的。相比来说,《一个》可能没有人人网那么公平,它有商业化的东西,会包装有价值的作者。”

效仿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个》编辑部尽可能推广新人。“如果作者长得好看,我们就鼓励他多发照片,如果作者有特别的个人经历,就把这些经历讲出来。我们不光是发表作品的地方,也是推广个人魅力的地方。有点像综艺节目,你推广一个歌手,常常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一个》的绝大部分作者并不是作家。学生最多,也有工程师、物理学家、工人、农民工、赛车手——职业几乎涵盖各行各业。“不是只有作家才能写作。”小饭一再强调,《一个》秉持了创办的初衷:给每个人讲故事的机会。最为编辑们津津乐道的是农民工王二屎。王二屎是安徽人,三十多岁,住在工地,白天搬砖,晚上用手机写小说,投稿给《一个》后,发表了两次。

编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作者推广人气,事无巨细,有时甚至建议作者修改笔名。一个年轻作者的笔名是“天涯蝴蝶浪子“,小饭觉得这个笔名太武侠,缺乏辨识度。在编辑建议下,这个作者放弃笔名,改回了原名“马叛”。有些作者的笔名是英文,小饭通常也会建议改成中文:“毕竟我们是中文写作,用英文笔名,太难被读者记住了。”

2013年8月,《一个》推出了第一本精选集《很高兴见到你》。年底,金丹华带了作者和编辑,赶场签售。起初大家心里没底,金丹华心想,现场能来五百个人就不错了。但第一场上海书展,到场读者超过千人,当场签出了一千多本书。编辑团队倍受鼓舞,紧接着去了南京和北京。每到一处,读者都会排长队。

此后每本新书上市,编辑部都会组织签售。2014年初,第二本书发行,金丹华开了一辆商务车,载满作者和编辑,一行人在江浙沪全程自驾,走了十几个大小城市,签了二十多场。一个礼拜下来,金丹华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发现自己一个人开了两千多公里。

陈谌持续发表作品时,韩寒正在宣传电影《后会无期》。韩寒的大量曝光,给《一个》带来的人气增长,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段时间,文章的点赞数普遍较高。也正是那个夏天,《一个》app在苹果和安卓的下载量,合计突破了三千万。

2014年下半年,陈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为了推广这本书,《一个》app连续发布了73天的页面广告。不到一年,销量已超过15万册。但陈谌告诉我,他心里始终还有个遗憾——虽然和编辑们见了无数次,却一次也没见过主编韩寒。

《一个》初期团队合影。赵西栋(左一)、小饭(左二)、金丹华(左四)。

在《一个》的编辑部,我也从未见过韩寒。有一次,金丹华叫我一起踢球,说韩寒可能会来,但他最终并没出现。也许很多《一个》的作者,心里都会想着能否见上韩寒一面。

《一个》刚刚上线时,杂志名字是《一个·韩寒》。关于要不要加“韩寒”两个字,团队最初分歧很大。韩寒执意要去掉自己的名字。他的理由是,“韩寒”可以吸引人,但是名字本身也是局限。

但小饭觉得,“韩寒”二字本身已是文化符号。那时,技术团队已经修改了17个版本,上线时间一推再推,疲惫不堪。韩寒做出了妥协,同意先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但两个月后,最终去掉,杂志名称简化为《一个》。

执行主编马一木那时认为,《一个》其实并没有消费韩寒的影响力。“以前很多名人也做过产品,但是没有火起来,比如徐静蕾的开啦,也没做多久。”他说,“韩寒初期给《一个》提供了助力,别人起步能跑十米,韩寒带着《一个》能跑一百米,但仅此而已。”

2013年底,马一木辞职创业。小饭接任了总编辑。

大学没毕业时,小饭就在《萌芽》杂志做了三年实习编辑,那期间,他和《萌芽》时任主编赵长天有过一次争论。那是一次编辑部会议,小饭郑重地提出,《萌芽》应该多发表纯文学作品。“我那时想,要多发表阳春白雪。文学要有技术含量才是高档的。”

他记得,自己说完以后,赵长天沉吟了一会儿,坚定地回答说,文学需要更多年轻人去参与,每个平台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萌芽》一定得发布年轻人的作品,因为它是给年轻人看的。

小饭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思辨:“一个杂志,首先要了解受众。读者是谁很关键,不能由着我自己的理想标准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做《收获》,那么,这和我们最初的用户,以韩寒的粉丝为主的群体并不是匹配的。”

从《独唱团》到《一个》,小饭体会到,团队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对韩寒形象的评价一起在改变:“韩寒的关键词变了,以前是公知、意见领袖,变成了现在的商业导演、微博红人,这个变化是一个从重到轻的过程,与此相符,《一个》的内容也轻快了一些,不要那么沉重。”

离开团队后,马一木仍保持着对《一个》的关注,每个月,他都会点开看几次。在《一个》的创业经历,他觉得自己积累了对产品概念的思考。

“《一个》之所以成功地活着,是因为没有改变产品的初衷。初衷是聚合好的写作者,这是团队的CPU,这个CPU一直还在,它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写作者?——也许是小饭,从中学开始写作,毕业一直做编辑,始终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努力;也可能是金丹华,顶住家人压力,辞去体制里的工作,换来一些江湖上的自由;又或许,是某个从学校里逃出来的少年,某个夏天,不知何时翻墙进来,告诉《一个》编辑部,自己才华盖世,可以取韩寒而代之。

 

2015年8月,我第三次拜访《一个》编辑部。他们已经离开闵行区的别墅,搬进了写字楼。新办公室在长宁区,离虹桥机场不远,是一栋新建不久的高档办公园区。高档汽车在小区里进进出出,一名保安笔直站在门口。小区绿植环绕,雨水洗过地面,写字楼群的镜面墙反着光。

我上了五楼,走出电梯。公司进门停着两台自行车,墙角堆满了电脑包装箱,几十个工位横竖排列了几排,几乎坐满了人——经过两次招聘,公司员工现在已超过四十人。前台姑娘给我拿了一杯水,引我往里走。小饭在最里侧一个玻璃隔间办公。他起身引我进去,回到椅子坐下,笑吟吟地,仍带着和去年一样的坏笑说:“《一个》现在可是个大公司了,你可得适应一下。”

《一个》的运营也开始制度化。此前,编辑部下午一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一周五天。搬家后,改成了上午十点到班,工作时间变多,有人喊着加工资。最后,CEO韩寒同意了。

稿件的选取流程也变得更复杂。从这年四月起,文章实行盲选:每个编辑每周上交两篇文章,不署编辑和作者名字,集体投票打分,取平均分最高的稿件上版。小饭觉得,这种选稿方式避免了人情稿,也避免了自己审稿的独裁。我在五月曾交给编辑一则故事。几天后,编辑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在盲选中,稿子得分太低,达不到标准,被毙掉了。

小饭们也没法再像去年一样,在阁楼里随心所欲晒太阳抽烟了。见面第一天,我中午就到了编辑部,见到小饭在开会,一个多小时,他才走出来,到楼道抽了根烟,跟我聊了几句,很快又折回去。金丹华也没时间在阳台上踢球了,他现在主管图书出版,电脑上铺满对话框和文档,几乎整个下午都端坐着。他说已很久没时间看球。因为做出版,他常去北京出差。每次都行色匆匆。有次在北京和金丹华见面,桌上放着一堆名片,他神色疲惫地告诉我:“每次都要见一堆人,一个晚上要赶两个饭局。”

公司的会议室里有个玻璃隔间,是韩寒的办公室。搬了三个地方,这是韩寒第一次有工位。玻璃隔间没有门,摆着一张黑色大办公桌,桌上是一盆花和一个飞机模型。桌子背后是一张皮椅,桌子下面,放着一箱太空被,还没打开过。

韩寒仍然来,但来得飘忽。有个编辑新入职,直到两个月后才第一次见到韩寒。那是一个下午,编辑在公司的兴趣分享会上讲述自己的健身经验,正说着,门推开了,韩寒拍着巴掌,笑道:“讲得好!”

业余娱乐时,小饭和韩寒仍爱打游戏。游戏打了六年没变,仍是《使命召唤》。但区别是,三年前,《使命召唤》只能局域网对战,现在早已是一款网络游戏,最新的版本,名叫“高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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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都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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