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浪财经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如果说有谁曾以思想的力量深刻影响过中国高层，并培养了在中国之后改革之路上留下诸多“脚印”的得意门生。杜润生绝对是一个。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聆听过杜老的教诲。

1982年，在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润生写的推荐信。

“杜老毫无当官的架子，不轻易表扬，也绝不会批评，只通过你一句我一句的提问，引导人深思下去。大有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风范。”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这样评价老师。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一直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坚持称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许多人眼里，杜润生甚至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

如今已是中国农村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锡文曾在杜润生99岁寿辰的致辞中说，被认为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新经济理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杜润生和他领导的农口团队所贡献的。

然而，杜润生自己却坦言，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杜润生，山西省太谷县人。晋中太古，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祖籍地，也是民国大财阀孔祥熙的故地。杜霞说，老爷子曾经在家里自嘲，太古出了三个名人，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孔祥熙，“还有一个便是我老杜”。

1932年10月，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期间还曾参加“一二·九”运动。

解放后，他的农村工作履历，即开始于武汉。从1949年直到1953年，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曾经在湖北工作，女儿杜霞，也出生于武汉协和医院。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力主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他还曾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农业合作化。杜润生对此却都保持谨慎态度。

在杜润生看来，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私有权拱手相让。

他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

1956年，杜润生就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但他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可以说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召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大会，邓力群﹑杜润生到会致辞。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多年以后，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王小强回忆当年围绕在杜润生周围的年轻人成立著名的农发组的情景时如此表示。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

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

当年，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

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而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杜润生本人这样总结5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

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杜润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

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中国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

周其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润生离开工作岗位。但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后一样，杜润生并未退出思考.

2007年1月15日，他还在一份文件上写道：“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现在已经有工会、妇联、青联、商会，唯独农会缺失，理应及时补救。”

“我有一个心愿是农民还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要发展公民社会。有些事我恐怕来不及了，要岐山、锡文等你们年轻一代来做” 他说。

 

杜润生简历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古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原局秘书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