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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的杨洛书老人正在和时间赛跑。
他戴着烟灰色帽子，有一张眼窝深邃的面孔。一件朴素的深色外套，显得格外瘦削。我们在老人的同顺德画店和他见面，这间画店传到他手里已是第19代了，是明代初期杨家埠村最早最大的画店——同顺堂画店的分支。
从济南出发一路向东，不到两个小时便抵达潍坊。地处寒亭区的西杨家埠村，数百年来以制作年画和风筝闻名。我们去的当天，村里人正赶集，穿过热闹的集市，眼前出现一条宽阔却静谧的柏油马路。往南一拐，就能看见路西一座典型的北方院落，门上悬着“同顺德画店”的牌匾。
这块牌匾，随着杨家的年画手艺代代相传。
推开屋门，目光所及之处是数不清的各色木版，案几上，架子上，满满当当。一仰头就能看见竹竿晾起的年画。已是北方初冬，屋里热气氤氲，正中间的炉子上烧着一壶水，沙沙作响。
房间深处，两个年轻人正在大案前赶印年画。大案上放置着把子、搪子，支捻子、颜色盆、生宣纸等。画板定位好之后，用支捻子蘸取颜料，棕毛做成的把子吸足颜色后涂抹在画板上。生宣纸铺平，搪子轻轻滑动，一张黑白线稿便印制完成。随后，再以同样的工序分别印制不同的彩色稿。
这套印制木版年画的传统技艺，在同顺德画店已相传数百年。
杨洛书的工作台就在门口，紧挨着窗户。这是张木制的大案，已有些年头。上面被各种年画和刻版工具占满，几乎看不见桌面，大案下也堆放着层层叠放的木版。见有人到访，老人缓缓放下手中的毛笔，盖上笔筒。
一本宣纸线装的年画集扉页上，有一行刚刚写就的毛笔字：岁次乙未年杨洛书八十九岁。
“过完年我就九十了。”
老人边说话边站起身来。他的肩膀一高一低，左肩明显高于右肩，走路时最明显，双手的指关节格外粗大，这些都是常年刻画生涯留下的“职业病”——刻版通常要集中力气于身子一侧，长此以往，便留下了这些病症。
起初，他去当地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告诉他：“杨老，这是职业病，只能缓解不能彻底根治。”他没有听过“职业病”这个说法，想着这些是刻版带给自己的，也就坦然接受了。
身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洛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常年销往世界各地。
木版年画为杨洛书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人们称他为“中国年画王”。但他说，他只是个“一辈子喜欢年画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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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也称“喜画”，在中国，这门民间艺术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每值岁末，中国民间家家户户都会张贴年画，寓意新年吉庆，驱凶迎祥。年画最初始于古代的“门神画”，东汉蔡邕《独断》记载，汉代民间已在门上贴手绘的“神荼”、“郁垒”神像，到宋代演变为木版年画。
按照印制工艺，中国年画分为木版年画、水彩年画、扑灰年画和胶印年画等多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潍坊杨家埠和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四川绵竹是最负盛名的四大民间木刻年画产地，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来源于六百余年前的明代洪武年间，朝廷组织大规模移民，一位名叫杨伯达的画师由四川桐梓迁徙至山东潍坊，就此落脚。出生于蜀地雕版年画世家的杨伯达，将木版年画技艺在村里开枝散叶，杨家埠木版年画由此生根发芽。杨伯达因此也是杨家埠年画的始祖。
杨家埠木版年画工艺缜密，古朴雅拙。明代主题多以神像为主，比如灶王门神等。当时的杨家埠村已是“家家印年画，户户扎风筝”。隆庆二年后，杨家埠年画艺人创立了“恒顺”、“同顺堂”、“万曾城”、“天和永”等画店。
到了清代，年画艺人们开始创新，创作范围扩大至反映政治、风俗、讽刺、幽默、故事、戏曲、花鸟等方面，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分为大门画、屋门画、炕头画等类别。清代乾隆年间，杨家埠年画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杨家埠村“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年画销售量每年高达数千万张，畅销大半个中国。
杨洛书老人说，最初印制年画并不是杨家埠人的主业，只是冬季农闲时的副业。“十月初十上工，全杨家埠都开工，一直到腊月初十停工。”剩下二十天一直到腊月三十，要留给客商去销售，这是那时杨家埠年画的行规。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乱一度陷入萧条的杨家埠木版年画重新焕发生机。1986年5月，村里建起了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原杨家埠风筝厂），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改革开放后，杨家埠每年生产年画1000多万张，销往全世界。2006年5月20日，杨家埠木版年画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入选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濒危性。当年与杨家埠木版年画一同入选的，还有昆曲、侗族大歌、杨柳青木版年画等。
2003年，作家冯骥才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将抢救木版年画作为工程的龙头项目率先启动。在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得知潍坊杨家埠有位木版年画老艺人，专程前往拜访，认识了杨洛书。
那时，中国许多木版年画产地几乎灭绝而成为历史。冯骥才问杨洛书：“他们还这样爱年画吗？”老人忽然变得很激动，说：“没有年画——他们过不去年呵。”
后来，冯骥才为杨洛书出版的木版年画集作序。他深知年画对于老人的意义。他写道：“它绝非可有可无的年节物，而是老百姓心灵最美好的依托。大概杨洛书老人深深感受这一点，他才一直不肯放下手中的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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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洛书是始祖杨伯达的第十九代传人。他的父亲杨盛德在当地颇有名望，曾身兼庄长、画行行头和小学校长于一身。杨家后辈回忆，杨盛德18岁就出去“闯苏联”，远赴莫斯科开设商铺挣下家业，还曾在海参崴开过画庄。在外经营数年后，杨盛德回到潍县（今潍坊市）。
“一下火车先去买了年画用纸，连同带回的家业总共装了十一辆马车。”当时，杨盛德带回了包括留声机在内的许多全潍县都没有的稀罕物件儿，以致时常有人去杨家围观。回到杨家埠村后，杨盛德创立了同顺德画店，是同顺堂画店的分支。
1928年，西杨家埠村出了件大事，杨盛德家遭了土匪。那晚，杨盛德一开大门，迎接他的便是三支匣子枪。他最后得以脱身，但土匪却劫走了他刚满周岁的孩子。
一个月后，杨盛德倾家中所有，花了整整三千六百块现大洋，才将孩子从土匪手里赎回。当时，有人送给被救回的孩子一句话：“今天因‘画’遭灾，日后因‘画’而盛，命中有画啊。”这个“命中有画”的孩子，就是杨洛书。
后来，杨洛书的确一头扎进了年画里。7岁那年第一次摸刻刀，15岁就能跟着父亲独立刻版，这辈子再未放下刻刀。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杨洛书都生活在杨家埠村，和他的年画待在一起。
他曾两次短暂离开杨家埠，去东北生活。一次是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不上饭，不得已只好去“闯关东”。靠在林场加工木材，杨洛书在东北过了两年。另外一次是1978年，曾在东北短暂待过一年。
在杨洛书的长子杨付江印象中，父亲几十年来一直醉心于年画，平日里除了吃饭就是刻版。“人民公社时期，父亲在生产队也不负责农活，而是干副业，负责印制天棚所用的画纸。”
杨洛书最宝贝的，莫过于满屋子的木版。连他自己也没数过，家里究竟有多少块木版。
这些木版在杨家世代相传，经历了明代、清代、民国直到现在，是杨家的传家宝。他指着其中一张木版年画，告诉我们那是一张明代的门神。而这些颇为珍贵的古代木版，差点被全部毁掉。
文革期间“破四旧”，杨家埠木版年画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被定性为”四旧”的木版年画画版和画样多数被集中销毁。此后近20年，杨家埠木版年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杨付江当时已经记事，他记得当时“家家户户的木版都要交出来，装在解放牌大卡车上，运到县里去统一销毁。”
直到现在，想起那些被毁掉的木版，杨家人依然心疼不已。
杨洛书回忆，那时他双手反绑着，被批斗了十几天。“他们要我把木版全都交出来，不拿出来就斗我。”他并不怕被批斗，只是苦想着如何才能把珍贵的木版保存下来。最后，他冒险把100多块明清时代的木版，用装化肥的薄膜口袋一层层仔细包裹起来，藏在了猪圈的粪坑下。
杨洛书当时唯一所想的，是要给后辈和年轻人留个念想，“至少要叫他们看看。”由于藏得隐匿，这些明清时代的木版最终得以留存至今。而当时的杨家埠村，藏在灶台里、房梁上的木版几乎全数被毁，杨家的木版也被砍了不少。
那个特殊的年代，上面还曾派来过“改进木版年画工作队”。年画的主题被要求由原先的传统题材，改为符合当时社会的新题材。杨洛书记得，当时被要求创作新门神，新灶王。改进后的画面上，工农兵学生们端着枪炮，扛着锄头。但那些年画几乎都没卖出去，没有人买。
后来在出版年画集的时候，杨洛书把这些特殊时期的年画也收录了进去。在他看来，这些年画也是一种历史记录，代表了一个时代。
改革开放后，杨家埠木版年画逐渐复苏。那段时间是杨洛书的密集创作期，他总觉得有刻不完的木版，同时也思考着如何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
1993年，杨洛书做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珍藏的50块明清时期的画版，无偿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经专家考证，其中一块木版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制年画画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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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顺德画店的墙上，挂着一幅杨洛书和日本徒弟的合影。徒弟名叫内山直子，来自日本福冈。她最初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后来为了学习年画，转学到山东大学，空余时间到潍坊跟着杨洛书学习木版年画。
“国家担心民俗艺术的传承，我也担心。不过我有儿孙们接班，整个家族应该能传承下去。”他顿了顿又说，也不能说得太绝对，有80%可能性传下去，“等我闭眼了就不知道了。”
在他看来，这是几代人的心血，如果消失了太可惜了。
官方数据显示：现在的西杨家埠村是潍坊市的旅游开发区，以木版年画和风筝闻名。村里现有300多户人家，其中有一百余户从事年画印刷。杨付江说，村里建了杨家埠民家艺术大观园和风筝一条街，有不少年轻人在这里开店。“其它不从事年画和风筝产业的人家，大多选择外出打工，很少有人务农。”
杨付江从小跟着父亲学艺，他还记得第一次刻版时的情形：父亲正在刻版，他在跟前玩耍。父亲给了他一把刻刀，他照着线稿刻出了一幅摇钱树。
他说，父亲对自己并不算严厉，唯独在刻版上要求极高，来不得半点马虎。
最初，他对老式的画样并不敢做太大改动。后来涨了年龄、见识，他开始尝试在门神的画面上做一些创新，比如让大门神的人物更加立体，去掉一些装饰让画面更加干净，这样的改动随后也收获了市场认可。
传统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创作，一般由年画艺人自画、自刻、自印。最初为小案子坐印，后改为大案子站印。而案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家年画的规模。在杨付江印象中，村里大多数人家是一个人，一张案子印制年画。
杨家祖辈创立的同顺德画店，最兴盛时有19张案子，生意红火。这样的场面要归功于“祖辈舍得创作，不怕花钱”。杨家不仅自己创作，也会花大价钱请画师来画。但雕刻木版的活儿，则一直由杨家自己人来完成。
杨洛书出生于民国时期。自他记事起，每到年末的两个月，村里大户小户，男女老少都忙着印制年画，甚至不得不通宵赶工。那时候，他家雇了十多个工人，最多时来了一百多个客商在他家等货。
现在，同顺德画店每年大约要卖出15万张年画。
在以往出售单张年画的基础上，杨洛书将各类年画集结成册出版，比如四大名著、杨家将、木版年画精品、古版年画等。这些代表当地民俗艺术的年画集，采用生宣纸张印制，索线装订，蕴含着木版年画特有的历史风味，占据了同顺德画店相当一部分销量。
这样的年画，销量虽不比过去，在当地却也位居前列。不过，杨洛书明显感觉“今年的整体效益不太好”。
他说，木版年画作为年节物的功能正在减弱，逐渐演变为一种民间工艺品。逢年过节，人们开始去商场购买那些用机器批量印刷出来的年画，年轻一代也不再像老一辈那样热衷于年节习俗，懂得木版年画的人越来越少。
杨传峰是杨洛书的长孙，是个“80后”，在当地经营一家画店，自幼学习刻版，对木版年画有着特殊的情感。他说，传统民俗工艺有自己独有的神韵，但也难复当年盛景，将来应该会逐渐演变成一门小众的艺术。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几年，市场确实不错。但后来我才意识到，有些人来买只是跟风，并非真正懂得木版年画的价值，买回去也就搁置起来了。”直到现在，店里仍然会有一些顾客来了只是拍照。交谈后他得知，有些人只是为了拍下来和别人分享，放在社交网络里。
杨传峰也接待过想要学习木版年画的年轻人。来的时候意志坚定，但听他介绍完木版年画的制作技艺后，纷纷作罢。“很多人趴在电脑前玩3个小时没问题，但要坐下来坚持30分钟的民间手工艺，就很困难了。”
也有顾客在询问完价格后露出疑惑的神情。“有些人觉得木版年画不够漂亮，人物也相对抽象。但这样一张画能让你看到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和历史，完全值得卷起来收藏。” 杨传峰说，“在他们眼里，这或许只是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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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手艺人，杨洛书格外爱惜自己的羽毛。
同顺德画店仍然保留着从前的技艺和姿态。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饱含着祖辈的智慧和功夫，这让他丝毫不敢怠慢。与此同时，他还独创了“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雕版方法。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制作需要六套版，经过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多道工序。通常先描出线稿，反贴在木版上雕刻出主线版，再根据不同颜色雕刻出红、绿、黄、粉、紫五块色版，套色手工印刷，最后修版装裱而成。
首先是木料的选用。太脆的不合适，比如类似榆木的木料硬度小，适合做弓箭。木版年画刻版所用的木版讲究硬度大，纤维小，棠梨木是上佳之选。但这种树长势极缓，一颗树长到能做木版用，通常需要十七八年。渐渐地，刻版所用的木材多取材自梨木。梨木需分割成四公分厚的木板，在水里浸泡十多天，捞起来晒干后才能用来刻版。
接下来是描出年画所用的黑线稿。“用一根线条去散步”，德国艺术家保罗·克莱曾经这样形容绘画。年画的线稿也是一门讲究线条的艺术，线稿需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画好的线稿用浆糊反贴在刨平的木版上后，一手握住刻刀，开始雕刻。一点一点，不能急躁，不能分心。在常人眼里，这很枯燥，杨洛书却很享受。
杨洛书是个坐得住的手艺人。有时候一整天下来除去吃饭，他都伏在案前刻版。“晚上刻到半夜两点，心想着刻出来好使。”他最愿意刻的题材是大门神，比如唐代名将秦琼敬德。他们是中国历来信仰群体最多的神祇，也是杨家埠木版年画最具代表性的题材。
尽管每个年画题材需要雕刻六块木版，工作量巨大，杨洛书仍想做点新鲜的。这些年来，他先后创作出四大名著，以及《历代帝王全图》、《二十四孝图》、《杨家将》等木版年画作品。
其中的四大名著木版年画，历时10年。为了雕刻《水浒》版画，他专程到梁山遗址实地考察，积累素材。创作水浒需要雕刻“一百单八将”，他花了25000元买了一卡车梨木，最终雕刻出数百块画版。
雕刻完木版后，就要准备印制年画所用的颜料。杨家埠木版年画色彩艳丽，构图饱满，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当地民间，印制年画流传着一句把握颜色的口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画真新。”从前，年画上色利用植物和矿物质传统颜料特别配制而成，例如槐米煮出黄色。但现在大多是直接购买加工好的矿物颜料加水配制。
纸张也很讲究。最初，杨家埠木版年画选用本地的土造纸和毛边纸，清代开始使用日本产油光纸，现在的年画艺人们多使用生宣纸印制年画。这种轻薄的纸张吸水力强，容易渗入颜色，且不易脱色。
一切准备妥当，便开始印制。经过六色套印完的年画，最后要用竹竿在屋内晾化，一张木版年画就此出炉。
如果新印制出来一批木版年画集，杨洛书会执一支毛笔，一丝不苟签名。他的签名足足有一行字，包括年份，姓名和他当年的年岁。这些原本也可以印刷出来，但老人坚持自己一笔一划写。一旁，杨洛书的女儿冲着我们说：“他认真了一辈子。这辈子连牛车也不会赶，就喜欢年画。”
杨洛书的部分年画集采取限量发售，每本上面印有不同的编号。他正在签名的是一套《杨家将》木版年画集，这套年画集限量发售6600本，目前已售出3000多本。这也意味着，仅仅这本年画集，他已经签名三千多次。
现在，杨洛书无法再像从前那样高密度创作刻版。儿孙们担心老人的身体，也让他减少刻版。刻版需要硬功夫，既需要脑力，更需要体力。“不能说年年都有创作，现在没有那个力量了。”但他依然离不开年画，没有力气刻版，就手绘年画。
在同顺德画店二楼的墙上，挂着几幅杨洛书手绘的年画。许多人慕名而来，指明要收藏他手绘的年画作品。
杨洛书说，一辈子执着于年画一件事，凭的是“打心眼里喜欢”。木版年画就这样构成了他的一生，一种属于他的活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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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素，青年作者，喜欢对话和记录，微信公众号:出神（studiosusu）。
图片摄影：张允平
2002年，杨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2007年，杨洛书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