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

作者：（日）难波知子

译者：王柏静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一些新式学校效仿日本学校，引进了学生校服的设计。无论是裙衫式，还是旗袍款，校服本身成为了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学生校服先后经历了从蓝灰色干部服，到仿军装、运动装，再到近年来的制服装的变化。学生制服装的设计方式和理念，仍然受到日本同类学校制服的影响。

当然，统一制式的校服（学校制服），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都受到了批评，被认为会对学生个性形成束缚，抹煞性别特征。当然，校服的赞同者也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就是校服可以让学生群体免于服饰搭配中的攀比，让家境困难的学生免于尴尬。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舶自欧洲的学生制服，一个多世纪前在东亚地区落地生根，并成为流行趋势，曾具有显著的时代进步特征。日本学校制服特别是女生学校制服，服装款式大大有别于日本的传统服装，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让女性接受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走出家庭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具备可能——当然，这也意味着日本的近代化、工业化体系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力补充。日本学校制服的演变过程，正是日本社会近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变化和影响也出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

为什么引入校服，会先后在日本、中国产生有助于女性解放的进步作用呢？日本明治维新后掀起了所谓的欧化浪潮，皇室和高层官僚纷纷在公务场合改装欧式服装，女性眷属也穿起了洋装。有趣的是，服务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外国人对这一变化提出反对，理由是欧式服装是为欧洲人设计的，身材、款型与日本人等东亚人种完全不搭；对此，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回答指出，“我国的女人们如果穿着日本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的”。

伊藤博文言外之意是，在当时的日本，守旧势力之大，即便明治政府中的皇室成员、改革先锋倾力推动，也无法在所有领域占据优势。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服饰式样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服装、饰物问题，而是有关礼法的重要问题。历朝历代的全盛时期和由盛转衰的阶段，因为服饰变革所引发的的僭越、逾礼政治争论，甚至足以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局。19世纪末的日本，欧化浪潮激越，也因此引发强烈的守旧反弹，女性着欧式服装，固然会加剧这样的反弹，但毕竟因此成功走出了家庭，社会各方面不得不将这样的新式女性与同样身着欧式服装旅居日本的欧美女性同等看待。

日本文化学者、御茶水女子大学常驻研究员难波知子所著的《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一书，融合服饰史和教育史，回顾了1870-1930年间，日本学校制服引进和不断改良的过程，指出这一过程对日本现代服装体系建立、女性融入社会、普及基础教育、走向工业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难波知子在书中写道，1886年，日本皇室女性成员和高级官僚眷属穿洋装的事件，很快产生了社会影响。日本各地的女子学校纷纷效仿，允许甚至强制女生穿洋装，各地的洋装裁缝也大量增加。

女士、女生穿洋装，具有重大社会意义。这一变化的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引发激烈争论。穿着日本和服显然不能参与体育活动，也不利于女性扮演好妻子与母亲的责任。尽管当时流行的欧洲服装主流款式是紧身服，对于女性身体健康有着影响，但相比带来更多不便的日本传统和服，仍然广受欢迎。

正如中国、日本古代历史上服饰变革引起过的“世风日下”争议，20世纪初的日本因为高等女子学校接连不断建立、女子中等教育普及率提高，自由恋爱人数增加，这就是卫道士所谓的“堕落女生”。批评者将女子接受教育，女子穿着洋装或洋装改良装的学校制服，女子参加社会就业，具有开明性特征的都市文化统统认为是诱发堕落的要素。这股批评浪潮产生的影响是，日本政府文部省出台了兼具运动服功能的洋服（校服）方针，对之前的制服装校服作出调整。之后，在日本各地的高校、中小学，学校制服开始普遍标明学校徽章——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增强对女生的社会约束，却意外的推动了校服文化、制服文化的形成。

一战结束后，日本效仿英国、美国，将更多行业领域的就业岗位向女性开放，为此设计了具有鲜明行业特征的制服。这些行业制服多数借鉴了欧美女性服装，更符合审美要求，这直接影响了改良中的女生校服，后者更接近于二战后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风行的现代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