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丧的法官

自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法官圈里,还流传着一句话:“辞职了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后悔的。”

2016年02月25日陈晓舒 北京

随笔

 

田丽丽是个黑白分明的摩羯座,她把世间万物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永远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但命运有时候阴错阳差,考大学那年,田丽丽报考了她认定正确的新闻专业,却被调剂到了法学。

我不了解田丽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是否重新做出了判断,总之,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她和我说起她人生的第二个原则:做了选择就不再去后悔。

田丽丽毫不犹豫开始重新安排人生。本科毕业她考了法学研究生。几乎每个周末,田丽丽会搭乘北京731公交车,穿过小半个城市来找我打牌,她会住上一两晚,赶在周一上课前回学校。

我想田丽丽在顶尖的法学学校里每日并未头悬梁锥刺股,她每周和我讲的学校趣闻,大多是班级里又开展了哪几场80分升级比赛,女生寝室又赢了男生寝室。给我的感觉,在校研究生们的主线是打牌,辅线才是学习。

直到田丽丽毕业时,我才知道她的学习并未落下,她的毕业论文拿了奖,连她帮别人写的论文都得了奖。她拿着奖金请我们吃了顿麻辣香锅。她并不太发愁自己的工作,摆在她面前最明确的两个选择是:考公务员和做律师。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那些有极其明确目标的人,绝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都是怀抱着能录取哪个是哪个的心态。

田丽丽进行两场公务员考试,一场报考了北京中级法院,一场报考深圳基层法院。最后,她被深圳法院录取。两个负责政审的公务员来到田丽丽的学校,审阅她的档案,和她的同学访谈。向田丽丽介绍了她即将工作的地方刚建成了新办公楼,那将是全亚洲最现代化的法院,拥有最现代化的法庭。

田丽丽很是期待。她开始一遍遍规划要做一个好法官,再一步步做成大法官。她匆匆和我们告别,离开她生活七年的北京,在2010年的七夕情人节落地深圳。

深圳对田丽丽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她清楚地记得,去法院报道的第一天因为不认路早下车了一站地,只好步行前往。一站地的距离,田丽丽越走越心凉,道路两旁都像是临时搭盖的房屋,充斥着各种五金店和小卖部,她边走边问自己:“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

走到法院门口,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大门边的花坛上唠唠叨叨,咒骂案子如何不公。田丽丽隔着三四米听了好一会儿,她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报到。

很多年后,田丽丽还记得那一刻的纠结。最后她还是进去了。新人报到后,最先进行的是职业培训。新进公务员的职业起点是法官助理,培训就围绕着怎么做好这个职位——请了资深的法官教导工作流程,也进行政治教育课,提醒不能枉法裁判,不能司法腐败。

培训结束后,田丽丽被分到距离院本部仅一公里的派出法庭。那是个独立院子,一共七层楼,和博物馆共用办公室。一楼有接待大厅、调解室、监控室。审判区和办公区用玻璃幕墙隔开,四个审判庭,每个办公室容纳一到两人,法官独立一间。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是深圳最早的司法改革试点单位,目的是实现法官精英化。法院给每个新人都安排了一个师傅,师傅是稍有资历的法官。田丽丽分到一个快50岁的资深法官。第一天,师傅交给田丽丽一个刚审完的交通案件的案卷,师傅很腼腆,并未多说,只是让她试着写写判决书。他似乎也没指望新人能写出完整的判决。

那是一起非常普通的交通案,但作为法院新人,田丽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交通案件的地域性很强,需要判多少钱与当地工资水平有关。田丽丽只知道法理怎么判,却不知道判多少。上班第一天,她在法院案库里按照案由检索,查看最近的交通案子,看了大约七八十宗案卷,了解这一类型要判赔多少项目,每个项目怎么计算,务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以及保险公司的责任分担。

第二天早上,田丽丽按照正常上班时间九点到达法院,打开电脑开始写判决书。这个案子她写了一天半,写了十几页。田丽丽把判决书交给师傅,他看完后挺满意,大概修改了一下,算是大概了解了徒弟的水平。接下来,就是徒弟学师傅。

田丽丽仔细观察后发现,师傅每天会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在日常中,一周要开十多个庭,短的一小时,长的需要一整天。师傅每周五和周六就会开始阅读下周要开庭的案卷,他会用铅笔在纸上写下开庭要问的问题,夹在卷里。因此,每周六他会到办公室加班一天,从不间断。

田丽丽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审结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个法官头上,一人一年需要审理两三百个案子。田丽丽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量实在无法承受,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写出一个判决,还得庭审和处理其他事务。

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议庭,多由一个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人民陪审员是从陪审员名册中选出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公务员、老师、医生和退休人员,每次陪审的报酬是50块钱。人民陪审员更多是个摆设,他们在庭上很少会提问,庭后的讨论也只是个人观感:“这个人太差劲了,连自己孩子都不养。”人民陪审员从不左右判决的结果,但由于法官人手不足,缺了这两个人民陪审员,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没办法开庭。

师傅庭审很仔细,问题总是问得很细,遇到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说重复的话,师傅也很耐心地让对方说下去,常常一个庭审会没完没了地开上一天。

开完庭后,师傅一般都会得出结论,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如果田丽丽的意见和他相左,两人就会仔细讨论。田丽丽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参加开庭,她根据师傅庭审的案卷写判决。

她从上班写到下班,平均两天写三个判决。我们那时都觉得,用不了多久,田丽丽就会按照她所规划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法官。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丽丽。她的宿舍楼在一个老旧民宅里,三个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个房间。楼上楼下都住着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车,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饭桌上讨论的都是案子,和学生时代并没有太多差别。

田丽丽正忙着全国法院的征文比赛,前一年她选了民事审判的题目,这一年她在写一个银行卡盗刷的案例研究。我发现田丽丽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而且很有规律。每周五下午是她自己规定的学习时间,那个下午她不写判决,会学习最新的法规和判例,总结审理过的案子。她发现自己审的银行卡盗刷案都没有被改判,说明思路和上级法院是一致的。她认真研究每个案子,总结出银行卡盗刷的重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此写了篇论文。

但田丽丽开始有了抱怨,经常唠叨工作中的琐碎。她遇到了一个交通案,肇事人是个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他的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撞了人。田丽丽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实,伤残事故的赔偿近十万,年轻人没有上交强险,又是外来务工者,这笔费用着实不小。

田丽丽在内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帮年轻人调解,或者争取少判点钱。但在法庭上,年轻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这时距离他撞人已经超过半年,而此前他对交通认定书并没有异议。田丽丽向他解释:“第一,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调查取证,第二,你提出的取证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去修改责任认定书。”还有一点,田丽丽没说出来,法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配合,他们根本调取不到这个录像。

年轻人不听,又要求重新做伤残鉴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鉴定,这不符合法医学的意见。”田丽丽向我抱怨。

不管田丽丽怎么向他解释都没用,年轻人非常激动,甚至说法院偏向原告,这让田丽丽很受伤。事情发展到后来,年轻人天天带着他七八十岁的母亲来法院闹,在开庭过程中冲撞书记员,还打了书记员。田丽丽最后秉公判决了这个案子,年轻人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久而久之,你见怪不怪,变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告诉我,她想回北京。

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问及原因,她说:“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他开始闹事,公司就把他开除了。案子到田丽丽的法院,判了这家公司违法解除。这名员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时提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要求公司补发他被开除后的工资,法院支持了他。员工胜诉后,在博客上天天辱骂公司领导,公司受不了了,与他谈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赔偿他60多万元,让他离开。

但他签完协议就后悔了,又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这份协议无效。这一次,法院并没有支持他。他开始在博客上辱骂法官和书记员,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最后,这名员工跑到法院大闹,骂哭书记员,在电梯里辱骂田丽丽的师傅。师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写了申请,希望以扰乱法庭秩序的名义拘留这名员工。院长没批,副院长接待了员工,谈了两次,要求他删除攻击语言。他却变本加厉到法院闹,师傅再次提出申请拘留他,院长还是没同意。

“太失望了,对这种人不能让步,这个时候院长没有维护审判人员的尊严,整个庭都非常泄气,我们都觉得,遇到事情,根本没有人会为我们撑腰,”田丽丽抱怨,“在维稳这件事情上,我们吃了很多闷亏。我觉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检查的,就不应该让步。”

另有一次,一个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车撞死,政府用维稳的钱赔了死者父母八九十万,结果钱拿回老家被儿媳妇占了,老两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门口,要求帮他们主持公道。法官们出来解释:“你们应该回河南打继承官司。”但他们说,河南的法官不会管的。正好那年赶上大运会,法院为了维稳,赶紧给老两口安排了住处,只要他们出门吃饭,就得派人跟在后面买单。

“到最后,就好像是我们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田丽丽说。

 

对我来说,法官这个职业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的奶奶曾经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远是一身蓝色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理直气壮。奶奶的原则性很强,很多时候,她的脸上就刻着“不可侵犯”四个字。在她60多岁时,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起来诵读法条的习惯。

小时候,我曾去过奶奶的法庭,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木质的旧椅子,有些小喧闹。我读了法学专业,在奶奶看来,是继承了她的衣钵。我也曾经想象过成为一名法官,但我想象中的画面,大多是外国电影和港剧里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参观法庭,是在大学,老师带我们去旁听法院的庭审。

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阳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楼和高悬的国徽让我感觉肃穆威严,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给我的最初感觉,并不像是个打官司的地方,更像个神坛,而其中最显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里,我都会有种错觉,认为法官们的身躯都异常庞大,他们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许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缘故,或者是法袍的缘故。

大学毕业后,决定选择法官职业的同学都报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读书,便开始工作。我很难在学生时代把那些准备做法官的同学们,和这份职业联系在一起,对很多法学学生而言,法官太神圣了。

我的法官朋友们,大多是女生。她(他)们并没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躯,彼此也并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脑子不清楚,有时候辩论起来,说话总是没逻辑。

有时候,我会询问她们一些热门法律问题,比如某个法律修正案什么时候出台?她们一脸怒气:“这我上哪儿知道?”我拿报纸上的热门案例请教她们,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样。”但我们一聊起某个离婚八卦,她们分析起财产分割和抚养权总是头头是道。

法官朋友们总是很穷。起初我不相信,因为她们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单位负责,根本没有花钱的时间和地方。法官朋友们总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周末也在加班,她们好像比任何职业都忙。

每次聚会,她们总会鸡毛蒜皮地讲一些琐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语的表达方式,让人一头雾水。当我身边的法官朋友越来越多时,我觉得这真是个怨气很重的职业。她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似乎每个人都干不下去了。

 

王箫是田丽丽研究生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时候会想,她们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田丽丽渴望成功,王箫安于生活,田丽丽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也没有这些计划,王箫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开始解决这些人生难题,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别人去解决这些难题。

王箫进入法院工作,并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辈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做公务员,有保障又稳定,钱的事情让男人去愁。

刚入法院的头两年,王箫谈得最多的是分房。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们最热衷谈论的事情,从他们进入这个系统的第一天起,就翘首盼望能够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箫同一批进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有近70人,他们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两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约2700元,据说这是周边房租的八折。法官们需要一次缴完一年租金,而刚进法院的硕士生,每个月工资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们的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大概什么时候会分房?”。不幸的是,王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经分过一次房,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务员都没有资格享受。而他们所在的区域寸土寸金。我去过王箫的办公室,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每人除了一张办公室,还配有一个案卷柜,平时走路都要侧着身。

很快,王箫的话题转变为“还会不会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箫终于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离法院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房,开始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孩子。

我从田丽丽口中得知,王箫的新阶段并不太顺利。后来我还听说,这两年,基层法院的很多适龄女法官在怀第一个孩子时,都会流产。大家私底下议论猜测,这也许和工作压力太大有关。

王箫的工作状态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九点换好制服开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够用,王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个法庭,她的庭审时间都排在了下午。整个上午,王箫都在写判决书,大多数案子光证据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细阅读。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打调解电话,听听各方意见和诉求,帮着分析利弊。

好几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箫吃饭。她坐下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喝水,一口气喝上两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公务员们“喝茶看报”的想象。

王箫午饭的时间很短,她总是急着回办公室阅卷。下午一点半,开第一个庭,她把第二个庭排在三点,但实际上每个庭审都会多用一些时间。等到所有的庭都开完,也已经快要下班了,许多同事会选择在法院吃饭,再加班。但王箫需要赶回家做饭,晚上再加班写判决。

经常加班,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法院的案子一下子曾爆炸状,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

为此,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每年九月份开始,每周二、四加班到八点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则规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报批评。

即便如此,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问题大多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这么慢?”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当事人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直接就拔了电话线,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

找不到法官,当事人更急了,便开始投诉法官。田丽丽问过王箫:“遇到这种投诉,你们院会怎么办?”王箫说,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但在深圳,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田丽丽形容说,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是个服务机构。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们接待完投诉人,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如果你不处理,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

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司法局、街道办、检察院、中级法院,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直接拨打投诉热线,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箫的法院,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门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

整个2015年,王箫身边人心浮动,许多同事都想辞职。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满才能辞职。每年的7月,就是辞职高峰。2015年,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所谓员额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这意味着,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田丽丽说,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做多错多”——“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不干活的人,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他们更容易晋升。”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什么问题都不问,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书面再了解。

每年评法院先进,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头两年,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但领导一句“再考虑考虑”,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说你是干得最好的那个,就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很多时候,你还要和领导的关系够好。”

有一年,田丽丽来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辞职的前辈:“有个法官审理拆迁,两次都没能通过审判管理委员会,领导让他再回去想想,后来他要求调离岗位,最后辞职了,这就是因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气吞声了。”

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她说:“我遇到的也就几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意思是尽可能支持‘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多给他们一些建议。”

2014年,田丽丽终于辞了职,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在提出辞职之后,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两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从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

 

自从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理由大多相似: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陈传辞职后,发了疯似的想赚钱,他需要养家,孩子要上学,老婆要买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带黄色标签的特价品,从来没有离开北京旅行,不是没时间,是真的没钱。他老骂自己的老婆,不工作还这么败家,其实她只是偶尔去服装批发市场买几件衣服。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4200元,每3个月发1500块钱奖金,年底有1万元奖金。光是法院给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来,即便熬到庭长,每个月也就7000多元工资,哪怕院长也就1万多元。

宋峰是在2014年从北京海淀区法院辞职的,他选择去大公司做法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开玩笑说,刚进法院时,庭长语重心长说,你们好好干,我们这里成长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镜子,果然成长得快。外面世界的诱惑很大,工作满五年的法官找个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工作并不难。

宋峰也试图寻找过法院内部的上升空间,“但中国的现实是,判决书好坏换不来法官的声誉,更别提经济利益。”法院内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职的变化,几乎所有还有职业追求的人,都在竞争副庭长,一个庭配备两到三个副庭长,海淀法院不超过15个庭。但即便竞争上了副庭长,从副庭长到庭长这段路,95%的人走一辈子到达不了。

这些离职的法官们,有人成为公司法务,也有去做律师。法官圈里把法院称为“北京律师培训学校”。尽管法官转行做律师,有一定的从业限制,但并没有让这些辞职者畏难。

“即使后来做了律师,在法庭上被法官呼来喝去,会想起自己曾经也在这么一个审判岗位,和台上坐着的人曾经一起战斗过,但理性想想,也不会后悔。”宋峰说。法官圈里,还流传着一句话:“辞职了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后悔的。”

但在这股辞职风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则选择了另一种需要秘密进行的解决方案:他开始学佛并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和感情不顺,后来他告诉我,他发觉佛法比法律高级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执,原来很多东西我放不下,现在就可以放下了,原来我会觉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优秀,往上走,当专家型法官。现在我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李君说,“我说不清楚这是学佛的原因,还是我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时,总是半开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个公正无私的好法官”,“我想当院长”。他那时总在寻找正当向上的路径,遴选高院或者最高院,竞聘岗位,但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种关系户来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领导私聊,也有领导在卷宗里夹纸条要求偏袒的。时间长了,连普通同事都会来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后开始困惑。在同学聚会上,他严肃地问我们:这该怎么办?大家开玩笑让他守住底线。

但法官们也说,许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底线。法院的老前辈会告诫新法官,碰到这种困惑,“帮人不害人”。李君为了守住底线,似乎已经断送了领导的信任。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员额制,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每个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调配具体比例。在上海的试点是,法官人数不超过法院人数的33%。这个规定出台后,许多法官将被降级为法官助理,没有审理案子的资格。李君也开始担心,他将失去法官这个岗位。

王箫听说在基层法院内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为法官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考试。“我都有点灰心,考了估计也是炮灰。”她说。

在北京,离职的法官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离”,已经快有500人。这些前法官们在群里面每天进行业务探讨,有群员把大家每天的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分成各个章节,分别是:股份回购,户口迁移,合同诈骗,案件的民事保全问题等等。这些从不后悔离开法院的法官们,似乎只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守望着法庭。 

——END——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提到的法官皆为化名。

图片来源于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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