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倒时差。我刚刚从浦西回来。”这是4月14日晚上海纽约大学读书会上罗勃·施密茨（Rob Schmitz）的开场白，全场爆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个玩笑反映了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施密茨是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唯一的驻华记者，凭一己之力向Marketplace的读者和听众解释这个神奇迷人的国度和她极度复杂的经济形势。身为一名外国记者，当事物和形势瞬息万变之时，很难不会产生一种类似时差的晕眩感。

但施密茨在这一点上又似乎表现得过于谦逊。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6年，彼时他作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前往四川省支教，其后又在中国做过纸媒和影像记者。他的中国报道赢得过诸多赞誉，其中他反驳美国记者麦克·戴西（Mike Daisey）的虚假富士康报道的一期广播节目入围了2012年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大奖（2012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Award）。

这是施密茨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他的新书《长乐路：一条上海马路上的大城市梦》（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即将于5月17日在北美出版。这本书最初来自他从2011年开始在Marketplace上做的一个专题栏目，他采访了许多在长乐路上生活、工作的人，书写记录他们的故事和人生。施密茨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让自己在繁忙失序的工作中找到平衡和专注，“在当时我觉得理解中国的普通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施密茨用一个名叫陈凯（音译）的年轻人的故事——“为了讨好年轻的观众们”——开始了他在读书会的分享。陈凯30岁出头，来自湖南省某工业城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他从小在父母的逼迫下习得了手风琴这一特长，从广东某大学毕业后来到珠江一家国营手风琴厂工作了3年，接着跳槽到了一家意大利制琴商。在那里他不光学会了手工制琴，还通过销售意大利品牌手风琴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然而陈凯仍然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手风琴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用赚来的钱和朋友一起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三明治店，一边继续销售手风琴，一边运营着这家隐藏在某临街二楼的小小店铺。

在一篇报道中，施密茨将陈凯这代人称为“三明治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生活的重压。而在《长乐路》一书中，施密茨发现陈凯“任性”的一面，并给了他一个更朗朗上口的标签：“文艺青年”。

施密茨在书中用整个第八章来阐释什么是文艺青年。身为美国人，他难免会拿“hipster”这个西方流行文化概念跟文艺青年作比较：

“Hipster是发达经济体中生活在郊区、过着中产生活的人，而文青不是……他们是中国将近50年里的第一代有机会学习存在主义、逻辑学、电影和考古学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新思想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并从各个方面考虑，做出人生选择。……他们想要过舒适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们希望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施密茨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秉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一信念的群体。他在书中写到了一对在2013年爆红网络、辞职去大理定居的北京小夫妻IKO和虫子，并将之称为“极致的文青体验”：

“大理是北京和上海的对立面。生活节奏很慢，工资很低，但空气和水是干净的，当地种的食材也非常安全。越来越多的文青为了找寻更好的生活来到云南。”

虽然因逃离北京隐居大理而走红网络并出版了畅销书，那对夫妻还是在2014年9月决定回到北京——一个关于文青的意味深长的注脚。

施密茨还注意到了陈凯身上“愤怒青年”的一面。他对愤青的定义是，年轻的爱国者，他们对外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又不完全信任本国政府；他们对中国深远的文化传统深感自豪，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但施密茨强调，陈凯的愤青面与其说是仇外不如说是民族主义。他欣赏中国的文化、历史，在书中施密茨还写到陈凯开始信佛，阅读了诸多佛教经典。“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当下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形成。”

同样是在长乐路上，施密茨发现了“文艺复兴”的蛛丝马迹。在长乐路的一条巷子里有坐落着新经典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ew Classical Studies），年轻白领们在这里品茗、学习古诗、讨论儒学。他们有时还会身着汉服出街。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5万人参加了该中心的活动。

新经典研究中心的运营者刘迅（音译）曾告诉施密茨，中心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年轻人对社会发展变化太快心存不满，渴望找到纾解压力的方法，“能够看看老祖宗们是怎么做的是个好主意，也许他们已经就类似的情况有过很多思考了，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很棒的答案。”

中心联合创始人徐远（音译）则感叹几十年革命和经济转型中文化断层的现状：“许多中国人忘了何为中国人了，但他们的爱好和行为还是反映了一些古老的传统。重新发现他们是谁真的很重要。”

在施密茨看来，无论是文青还是愤青，他们都是一群希望明白自身处境、找到自我意义的年轻人，“他们在做任何其他地方的年轻人都会做的事——找到幸福。”

除了年轻人以外，施密茨的书写对象形形色色：他在自己居住的街坊内发现了开发商强拆的隐秘往事；通过朋友在旧货店发现的一盒信件，他知晓了一对夫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打成走资派，丈夫不得不远离妻儿去西藏劳改营服役的故事；他结识了傅阿姨，一位渴望用宗教信仰和传销提升自己、获得财富的中年妇女，却总是和丈夫意见相左，冲突不断；他甚至还和长乐路上的一位老乞丐成为朋友，后者聪明地利用城管的管理体制漏洞，选择在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交界处乞讨，免于城管的管制。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扇通往理解当下中国的窗口。在施密茨的审视下，它们指向了隐藏在当代中国宏大叙事阴影下的真实人生。

施密茨的新书是继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张彤禾（Leslie Chang）的《打工女孩》、迈克尔·梅耶（Michael Meyer）的《最后的老北京》之后的又一本由美国作家书写的当代中国观察。有意思的是，这几位作家也都为《长乐路》撰写了书评。

但施密茨说，自己并没有书写中国的野心——他没法也不愿假装自己可以做到这点。“我想做的就是写写那些我认识的人，如果读者能够从中读懂中国，那就这样吧。”

“人们总是心怀大梦，无论那是散落在全中国各地的个人梦想，还是宏大的中国梦、政治理念或是激励所有人为祖国奋斗的宣传，”施密茨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我希望能够捕捉到这个时代的细微感受。当我和人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时，他们讲述的不仅仅是当地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有一种普世性，他们讲述的是关于人类的故事。很多事不仅仅在中国发生。有些当然非常中国，但另外的一些则完全不是。”

关于“自己”在书中所处的位置，施密茨的态度是节制审慎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和何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无意在书中过多强调自我，而是将大多数笔触放在角色刻画上，“因为我想关注这些人是谁，他们因何受到激励，如何在体制内找到方向，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文化体制。”

施密茨表示，他不喜欢一些西方作家在书写中国时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屈尊降贵的态度，为此他竭尽全力刻画人物背景，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人物为何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人生选择。另一方面，他认可作者本人视角的重要性。写书并不仅仅是誊录采访记录，作者需要理解、消化这些素材，而读者也需要一位带领他们进入当代中国的导游。在来到中国20年后，施密茨觉得自己已经看得够多，了解得够深，能够为当下中国正在经历什么做出自己的解释了。

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爱好者来说，《长乐路》还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写作课。施密茨选择以长乐路为中心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住在长乐路上，了解这个街区，认识很多这条街上的人。即使没有像何伟那样穿越大半个中国，他依然能够发现打动人心的故事。

“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找中国好故事。你只需要出去走走，在和别人搭讪聊天时多一些耐心，而那些好故事迟早会出现的。你需要的只是耐心，勤奋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