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佳慧

在众多和女性有关的话（ji）语（tang）里，我们经常听到“女人应该自由地做自己”。经常，这类话语会被打上“女权”的标记。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由做自己”才被认为是女权的？这样的口号真的通向正义么？如何才能建立一种更加进步的女权主义？

　最近网络流行这样一段话:

还有一个跟上面这段本质差不多，但看起来比较“高级”，比较“女权”的版本：

第二个版本用了一系列“或者”强调选择的自由平等，比第一个版本给人一种“更女权”的错觉。下面本文就从“希望你有高跟鞋也有跑步鞋”说起，讨论下为什么这类话语会让人觉得女权，又为什么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女权。

"自由"地"做女人"就是女权？

90年代，国际社会苏联解体，冷战以共产主义失败而结束。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中国社会内部经历了10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和80年代末的动荡，90年代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从经济到教育到家庭，开始全面支配中国社会关系。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范式差不多是同时引进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某些女权主义的收编就是从性别差异性入手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解放是基于倡导妇女参与到消除私有制的建设中进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平权运动的话；90年代开始的社会性别研究是一种基于反对男性霸权和性别秩序对女性的性别压迫的性别身份认同的范式。

强调的是回归性别的差异性，反对对性别的本质主义阐释，也就是社会性别建构论。社会建构论以反对男权社会文化，形成女性对自身身份认同为社会广泛接受。

但是，这种差异性理论在西方女权主义内部一直都遭受着来自非洲等殖民地的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种族视角对其“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局限性的批判。比如，黑人男性所受到的社会压迫并不比白人女性受到的压迫要少。也就是说在反对文化意义上的男性霸权和性别秩序的基础上，还有很多交织在其中压迫问题。

虽然社会学一直强调的“阶级”“种族”“性别”的交叉性视角。但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及韦伯的阶层理论）并没有重新形成一种思潮和运动。直到今天，西欧和北美进入社会议题最广泛使用的视角还是种族视角，从种族进入交叉性。

笔者刚出国不久就发现，西欧铺天盖地都是移民研究，穆斯林问题研究等。再看中国内部，种族问题一直都不是学术讨论的重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不在社会议题讨论的中心。由于阶级话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性，其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在意识形态上，后革命时代对革命话语的抛弃是非常彻底的，从主流社会对文革的想象就可以看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发展阶段，又表现为对农村，农民利益的彻底抛弃和边缘。基础的工业积累完成后，又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抛弃。工农群体都沦为社会底层。

革命正当性全面被消解。在这个背景下的中国，阶级的回归似乎更复杂。性别反倒成了唯一可以行动的社会实践。很多学者就是从性别入手，联合阶级视角展开对男权，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的。

比如，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就从对底层女性在全球化的工厂打工的民族志观察，从性别，阶级，全球化等角度批判父权和资本，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再比如，在社会行动领域，近几年很有影响力的女权行动派也从性别切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带入到社会公共空间，让这些问题获得了关注进而提高了被解决的可能性。比如，女权行动派发起的“染血的婚纱”反家暴行动，“女权徒步”，“占领男厕所”，以及今年春节发起的“反逼婚广告”等。

再回到“希望你既有高跟鞋又有跑步鞋”上来。我不想简单的用一句“那就是伪女权”而匆匆略过这个话题。今天的女权主义，无论学术上还是现实行动上，都需要面对和处理不同价值观正在并且继续会对“女权主义”这一词汇的意义进行争夺这一事实。女权主义说到底不是天然就正义的，还是要回到现实语境的复杂性中去讨论其正义性的潜能。换句简单话说，不是所有打着女权主义的话语都通向正义，我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女权主义观本身就是个重要的问题。下一段会具体说说这个问题。

不是所有“女权口号”都通向正义

正像前文说到的，90年代新自由主义进入了中国，市场全面支配社会关系，以及中国特殊性造成的种族和阶级视角对以性别差异性为基础的精英/上层中产女权主义批判的不力，共同促成了一种以“个人主义消费自由”而不是“整体性的公共自由”为基础的所谓的女权主义。事实上，性别范式（差异性）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到底是谁先影响谁，争论也一直没有断过。还是以开篇的“希望你既有高跟鞋又有平等鞋…”整段话来理解这种暧昧关系吧。“穿高跟鞋还是跑步鞋”说到底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选择。“结婚单身随便，当妈妈或丁克看”首先，是一种个人选择自由（从这个角度看，“结婚单身随便，当妈妈或丁克看”有一定正面意义）。其次，个人选择要受到结构性压制的。而这里个人选择的自由似乎轻松的一句话就可以完成。其结构性的压制被隐去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同阶级或阶层，民族，种族，受教育程度，年龄，是否异性恋，甚至高矮胖瘦的女性面对这个问题时候的挣扎是不一样的。如果女性整体内部有谁能这么相对自由选择，那也只能是精英/上层中产阶级女性了。所以，这些话语不光个人主义的，还是精英/上层中产的。当然，不是说，就不买东西了，哪个女权主义者消费了就是虚伪的。而是无论从意识觉醒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不能把个人消费自由的获得当成是通向人类幸福的手段。也许在微观的个人身上能相对的把个人消费自由和幸福划等号。但是，女权主义事业要解决的是女性整体性的幸福，说得更远大一点，是人类整体性的幸福。

说得再展开一些。性别范式的差异理论的革命性潜能是看到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如何被社会构建，以及男性气质如何对女性气质进行性监视和压迫的机制。进而，去反对这种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霸权。如果，性别范式跟由社会再分配机制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压迫的反抗相连，就能产生具有同时解决“性别和阶级”压迫的革命性潜质。说到底，男性霸权的建立并不是简单的从文化的社会构建完成的，本身就是一个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全方位完成的一套系统。而女权主义在这里的特殊贡献是除了要反对公共领域的再分配体制，还要把私人领域的再分配问题带入议程中，比如家务劳动的劳动属性，生育的劳动属性。但是，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的调解作用，反对社会主义的平权政治。“男女都一样”的平权政治被认为是对女性气质的压制，女人就该有个女人样。而性别范式反对男性霸权的革命潜能又因为社会主义平权政治的空间不复存在而无法全面发挥作用。因此，新自由主义跟性别范式才产生了某些暧昧的互动。

新自由主义对女权主义这个概念和意义进行争夺也有个条件。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女性气质，从理念上看被认为是要去认可和维护的，从实践上被简单化为买东西，变漂亮。而女性解放在这里的意思是，能够自由而不被限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经济支配上）的进行消费选择。比如，无论你喜欢高跟鞋还是喜欢平底鞋，无论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无论你有钱没有，无论你想丁克还是有孩子….等等方面，消费通通提供给你自由的机会。例如：充满悖论的消费自由和经济能力上，消费自由告诉你了，有钱就买贵的，没那么多钱就买平价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但是本文并不认为这能带来真正的解放。比如说，想要孩子，又想能自由上班怎么办？市场告诉你了，我们有这个服务，你买服务啊，可以请保姆帮你带孩子。但是，等等，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钱请保姆的啊！市场又说了，月嫂也有贵的和便宜的，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可是，实在就真的无能为力支付即使最便宜的月嫂的母亲怎么办？况且，再说开一点，即使买到满意的服务，也只是把带孩子的劳动转嫁给了处于你之下的社会阶层的妇女。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就会发现，第三世界的菲律宾向相对更发达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菲佣。

当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被收编，有着进步意义的女权主义一直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对女权主义的争夺。为了更好的，继续而有效地进行批判，推动女权主义的进步事业。怎么往下走就是一个自然而然被抛出的问题。

再议”交叉性“，重建进步的女权主义

“交叉性”这个范式不是个新鲜的词了，不过仍然有讨论的必要。交叉性跟差异性不是同一个概念。交叉性强调的是整合同一问题不同结构的差异，就是我们常说的面对同一个问题，要看到不同阶级，性别，种族等结构在其中的交叉作用。笔者认为，女权主义至少还应该在其他两个方面对“交叉性”进行重视。第一个是切入视角的交叉性。政治经济学视角和文化视角应该是交叉重叠着进入性别议题。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对女权主义下一步路径的想象就是从如何整合这两个视角出发的。她提出了女权主义三维一体的范式，既：整合经济视角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文化视角的“承认”（recognition）和政治视角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三个纬度。也就是说，同时从经济再分配导致的阶层固化，文化制度上的男性气质霸权，政治理念上正义尺度进入具体的性别问题，进而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而女权主义的特殊贡献在于要把传统的阶级视角看不见的私人劳动带入到公共领域，比如前文说的至今不算GDP的生育劳动，家务劳动。以及传统政治哲学概念对人民的正义或者公正的理念，加入女性。国家的对人民的代表性不应该只代表男性，还要代表女性。人的解放当然需要包含女性的解放。由于个人精力的有限和术业的偏向，就需要这些学科视角的学者合作。米尔斯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提出知识分子要有把个人议题转变成公共议题的能力。如何转变？除了要有对个人问题与宏观结构的关系的洞察力，还要避免学科科层化和专业化，有从不同的领域进入同一公共议题的能力。

南希·弗雷泽《女权主义之幸：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

第二个是经验的交叉性。从各国的历史来看，对性别平等和解放的道理选择上是各不相同的。术语上有个更专业的名词：全球女权主义（global feminism）。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始终存在的北方霸权，也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从全球知识生产角度看，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北方霸权。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女权实践一直占据着话语霸权，以“亚非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妇女解放实践始终未能进入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要么以一个北方理论的一个案例而存在，要么以一个北方理论的补充而存在。虽然我们有着自身非常丰富的妇女解放历史，更多人还是在北方理论下，了解女权主义，回看自身历史。笔者最初接触女权主义就是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开始了解的。南方理论内部对自身独特经验的重视也对形成一个统一的南方理论起到了一个悖论似得阻碍。即使如此困难，我们还是看到了有很多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女权主义南方理论的建设。王政，钟雪萍，宋少鹏等学者所做的女权主义研究都是年轻学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宝贵资源。为什么，我说需要经验的交叉性的？因为，除了要反对北方霸权，还需要南北合作。对于北方知识而言，北方自身其实也在一直重新解读其理论资源，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而南方独特的历史资源，需要我们整理，进入主流。

美国保守基督教媒体大亨帕特·罗伯森：女权主义鼓励妇女离开丈夫，杀死孩子，行使巫术，毁掉资本主义并成为女同

在全球北方，女权主义学者也对西方女权主义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也在强调不能简单线性的理解西方历史。比如南茜·弗雷泽的“再分配”“承认”“代表性”三维一体概念也是在重新梳理西方女权主义历史中得来的。南茜·弗雷泽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重新梳理发现历史并不是我们今天一直认为的从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女权运动发展到包含种族，同性恋，底层女性等交叉视角简单叙事。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不是严格分类和线性的。简单来说，从最初随着新左翼浪潮发展起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诉求，是要把妇女（women）的问题带入运动中。但随着新左翼浪潮的低迷，女权主义运动也慢慢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转向了文化视角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上，也就是gender, difference进入议程。后来，反种族歧视，反越战运动又带来了交叉性。女权主义运动也向别的地区蔓延，如欧洲。而文化视角的基于身份政治的对于差异的重视跟国际新自由主义开启的时期在西方历史也是一个巧合的存在。这里不再展开具体的西方历史了。只是想表明的是，西方女权理论和实践其实也需要重新进行认知，对我们来说也有新的启示，我在前文对于中国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和性别研究关系的解读也深受南茜·弗雷泽影响。

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妇女解放历史

在全球南方的中国，历史经验中妇女实践的理论资源更需要女权主义者从理论进行发展，书写历史，进入主流。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去革命话语进行的比较彻底，即使革命的正当性也被一并抛弃。不管学者和行动派早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中国妇女解放历史进行回归性的解读。如果读者关心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之时，对“劳动妇女节”和“女生节”的争论就能理解我说的去革命的彻底性和回归历史叙述这两种张力。“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的宝贵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化的认同。但是，如何批判性的继承？从我既有的观察来看（我必须要说，由于我知识和视野的匮乏，可能有偏颇），起码有两种批判性继承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对于中国妇女解放历史最激烈的批评在于，认为其作为当时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从属运动，妇女是被动的接受解放的，所以很难说一场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而如何回归历史和批判性的继承历史遗产恰恰在这个点上产生了分歧。

第一种解读是：反对妇女被动接受解放，重新书写妇女能动性的历史上。主张继承妇女能力性，批判把妇女解放放在从属的地位。第二种路径是：强调妇女解放本来就不能单独存在，其发展需要一个契机，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浪提供了这个契机。这也是中国妇女实践为何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框架下独立女权主义运动的地方。这两种分歧，可能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但是，这两种不同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其实也形成了今天两种风格的女权主义实践。前者呼吁女性个体的能动性，呼吁女性发声，进入社群，参与现实行动与维权。后者强调要进行女性自主性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建设，在政治，经济，教育，立法等领域进行社会建设。

就像我前文所说的经验的交叉性，如果我们互相看对方的历史会发现，除了相互影响的共通处，其各自独立特殊性的地方可能也没有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么不同。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虽然相较于中国历史的妇女解放运动更独立和自由。

但是，也不可否认，其在新左派，反种族歧视和反越战等运动中得了发声的空间。所以除了反对北方霸权，南北理论和实践的特殊之处，对于我们如何继承革命性遗产还真有互相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