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

作者：郑永年、杨丽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年3月

《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任职时，曾提出要借鉴古人的“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而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又一次强调，“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居安思危，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要懂得正视问题、隐患和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突出的发展成就。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开始面临新的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而过去以来的增长模式被证明已经很难维系下去，中国需要借助更为深入的改革和调整来争取新的增长空间，实现新常态下的持续较快增长。在社会发展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领域积聚的矛盾和问题，包括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开始集中显现——这种情况下，既要保证经济继续较快增长，还要同步推进社会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正如此前一些专家和官员所说的，是为急速行进的列车更换车轮，困难显而易见。

总体来说，中国1970年代末期走向改革开放、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纪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三步走”，都有着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但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组，中国被看成是长期分享国际经济秩序红利却很少提供“公共品”贡献的搭便车者，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很高，中国企业和商品面临许多专设的贸易壁垒及以环境保护为由搭设的壁垒。而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朝核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现实威胁和问题还在抬头，要想延续过去以来的尽可能避免介入、审慎介入的应对方式，基本上不具可能性。

十八大以来的深层次改革、顶层设计、反腐败建设，传递出的最重要政治信号是，中国党和国家高层意识到，只有“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持深化改革、正视问题，才能在既定方向上继续迈进。

国际社会公认，1992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几代领导人集体的决策和改革驾驭具有高度的成熟性，基本上没有出现重大方向问题或错误。但也要看到，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不仅出现过数次重大事件的错误，而且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也是此前所没有遇到过的，具有多重复杂性。因此，现阶段的居安思危，就应当敢于和善于进行最坏情况分析，将问题考虑得充分一点，把困难考虑得多一点。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前进发展中的动力和积极性，相反还会让人心中有数，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教授助理院长杨丽君合著的《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一书，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这本书根据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特别是相关探索曲折的历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转型改革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和社会情况的观察分析，提出了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所可能出现的严重错误。书作者进行这样的概括分析，意在警示这些领域现存问题、隐患、制度缺陷、社会思潮的危险性，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决策、执行各环节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因为只有这样，加快解决相关的问题、隐患，修复制度隐患，引导社会思潮从单向性、极端性趋向于健康化，才可能避免发生严重危机。

书作者就十大内政领域所提出的可能会犯的严重错误，其实可以概括为几大关键词，一是执政党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水平决定了领导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能力，目前而言，必须在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反腐基础上切实推进权力制衡机制建设，深化党内民主建设，让党的组织变得更为健康、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还要努力的提升意识形态层次。诚如书作者所言，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重大偏差，党内民主得不到一个制度化的确立，反腐制度体系得不到确立（出现腐败的严重回潮），必然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如何深化改革，如何落实改革。书作者犀利的指出，改革、反腐提出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权力的规范和制约，过去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始终存在的干部权力红利被摊薄甚至被清除，在中央政府力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出现了改革和政策落实的执行梗阻。要清除这样的执行梗阻，不仅需要继续狠抓党风政风建设，清理“为官不为”，更重要的是通过法治和制度建设，让公职人员履职受到细节规范。三是要通过社会治理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让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的惠及民众。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且很多应当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过度市场化密不可分，这使得人们降低了“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的认同。要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最为重要的是还是通过改革来造就一个更为公平、更趋合理的社会存在。

《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书中概括的十大外交领域的可能错误，取决于三个关键：一是中国从执政集体到公众，能否始终恰当的把握新型大国定位、新型大国关系，既要努力争取好的机遇，为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便利，也要果断的承担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出现的一些问题，无不与只看重经贸往来而回避其他层面的热点、敏感议题的做法有关，如果依旧延续这类做法，事实上就回避了大国的责任，外交就只能成为书作者所说的“大国小外交”，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二是能否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维持在健康合理的水平，避免成为狭隘的排他主义，特别是要避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印度等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发生毫无必要的碰撞。三是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应对资本全球化的主权国家风险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