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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作者：（美）托尼·朱特、蒂莫西·斯奈德

译者：苏光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年3月

托尼·朱特（1948-2010）是当代最为卓越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成长于英国伦敦，是二战后西欧福利社会的受惠者，而他也因此树立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朱特先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师，而后执教于纽约大学，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法国史、战后欧洲史、20世纪思想史。他对于欧洲联合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衰演化等重大命题有着独到和深刻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而写成的《战后欧洲史》，被认为以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所写成的、描绘了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复杂面貌并解释了相关原因及影响的最佳作品。

朱特2008年被诊断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简称ALS，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患有此症，2014年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就旨在唤起全社会对ALS的重视），2009年颈部以下瘫痪，2010年去世。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朱特的挚友、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东欧史研究专家蒂莫西·斯奈德，在2009年，即朱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探访朱特，以后者就专门话题展开讲述，然后启动两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再由前者整理成稿的方式写成。可以认为，《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一本宝贵的作品，以抢救性的方式写成，向人们传递出一个生命接近终结但思想水平臻于圆融纯青的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

这本书紧紧围绕20世纪国际政治、地缘关系、意识形态的重要命题，穿插对朱特本人个人成长及学术生涯的介绍。书中所涉及命题包括，犹太问题、德国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战后清算与重建）、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20世纪在欧洲的兴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的东欧复兴、凯恩斯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蒂莫西·斯奈德说，写作这本书，以传记+思想史的混合文体，旨在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理解21世纪的一项关键的智识挑战：“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

朱特本人是居住在英国的中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他也一度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问题是他生长过程和学术历程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但成长在英国的朱特，犹太意识的萌发是在青年时期才出现的，英国迟至二战之后，民间的反犹情绪依然浓厚（英国民间并无德国二战期间反犹的历史负担和道德束缚）。朱特也指出，在二战前后，不光是德国，中东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都默认反犹主义的存在。这证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的确确存在超出德国的、更具广泛性的社会基础，实际上，这跟19-20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潮流有关，尽管各国的犹太人群体都努力融入所在国，却依旧因其更强的组织性和相对独特的种族习俗而被视为异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战前存在的奥匈帝国，王室扮演了犹太族群的保护者，而在一战之后，犹太人就再也找不到之前日渐衰微的保护，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大国强权的存在（二战之后同样如此），感受到普遍的不安全感，寻求安全感也驱动出一轮又一轮反犹思潮。犹太人尽管发明出“一套关于自我欺骗，必要的受苦和衰颓，以及随后出现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我克服，再到最终痊愈的叙事”，却依然难以摆脱饱受挤压的存在。

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深化了二战战后欧美民间对于反犹历史问题的讨论，也迫使之前那些试图把从众为恶责任推托得干干净净的人们重新反思。在那之后，反犹被定义为政治、社会领域的不正确和不道德，才正式成立，多元包容渐渐为公众接纳。当然，多元包容的理念，恰恰也促成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接纳更多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移民，允许其保留原有族群的生活方式，而这成为了21世纪初席卷欧洲社会的不稳定潮流的来源。犹太问题就是这样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及之后历史演进的方向。

20世纪，以英国为代表，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发生了历次分化，不但有沉浸于日不落帝国“光荣传统”的老派知识分子，也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其中又以看待苏联的观点分歧，出现了更细的划分）的分流。在二战正式打响之前，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法国及部分北欧国家的知识界，也有着大量的拥趸。这些分流可以理解为对于社会变革、社会危机，当时的知识界已经很难形成一套具备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在任何争论之中，更具激进意味的论点都更可能吸引受众，更可能在公众舆论议程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传播，而这反过来又将促成争论观点的极端化。

在朱特看来，法西斯主义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代人在面临战争，以及战争残酷性表现出的不确定感。祛除不确定感，才能获得安全感，为此可以牺牲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权力，为扭曲的国家主义登上舞台提供便利。而法西斯主义的大行其道，跟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善于批判现象、提出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从而丧失了民众信任有关。在今天的欧洲，中东移民的大批到来，引发了大量的骚乱和不安，为此包括德国等二战后原本已经有过深切反思的国家，类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又重新涌现。

东欧国家二战后被动的成为苏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附庸地位事实上冲击了这些国家对于苏联式意识形态的信任。冷战后的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图谱中分布远比西欧国家甚至美国还要偏于右翼，美式自由主义因而占据了统治地位。

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才是欧洲人普遍想要的欧洲？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得不出一个权威的、统一的答案。关于欧洲史、冷战史以及具体各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在各国的社会、教育、文化领域所呈现的版本各不相同，这实际上才是欧洲迄今难以整体捏合的主因。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因为苏联阵营的解散，东欧国家整体性的进入自由主义阵营，甚至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偏右，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为民族主义神话提供合理性依据的工具，“抹消过往，或为了无关的目的而利用他们”——这种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自一开始就存有无法修复的硬伤。

知识分子最应引起警惕的，其实不是政府如何如何（做了什么）、应该如何如何，而应意识到，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化，历史本身的主观性被增强，历史学家等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受众，会努力“重写”历史。一些历史读本为此成为了煽情+造假的格式文本，也不管是否深刻到位，肤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受到青睐。正因为此，从各国的政治家，再到普通民众，因为不具备最为基本的历史素养，会表现得轻易接受谎言，就像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知识界精英对于小布什政府给出的拙劣开战理由和证据深信不疑，而大众也同样因为可以看到现场直播的战争欢呼雀跃。与之同时，因为经济学理论和逐利思维渐渐主导了人的观念，普通人在讨论政治、国际关系问题时，也仅仅着眼于利益：打一场战争是否划算，制裁某个国家会带来还是损失更多利益。

当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形态，成为主导20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也非常轻率的接纳了非此即彼的意识观念。美国的农民、工人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却很少提及他们之所以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空间，恰恰源自大政府逻辑下的补贴。朱特不无讽刺的指出，个人自力更生已经成为全球性神话，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给予的公共产品，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根本不能维系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接受公共产品的同时，继续尖锐的反对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