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之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为支持单位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于5月28日至29日在京举办。2016金融街论坛将以“新机遇、新金融、新发展”为主题，一行三会领导、政府有关部门领导、金融学者及机构负责人分别就“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改革创新”、“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服务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下为参会官员或学者在金融界论坛上发表的最新论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

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到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说资本价格的改革，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汇率市场化，总体来看进行的还快一些，还要顺利一些。这虽然是非常核心的改革，可是它的单项推进不可能发挥整体系统性的效果，在其他方面的改革亟待推进。

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比如股票市场，证监会高西庆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缺陷。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质性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契约精神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而破产就是契约的依法终结。应完善破产法律制度各项配套措施，依法促进市场出清。完善《破产法》，将《企业破产法》改为《破产法》，增加预重整制度、个人破产制度和经营性事业单位破产制度。

对有价值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实施“债转股”，防止出现“免费的午餐”。拓宽不良资产处置的资金渠道，不能将不良资产卖给普通公众，因为不良资产的风险比较大，价值评估的难度也非常大。鼓励各类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不良资产领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货币供给和人民币贷款的增速都高于名义GDP的增速。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增长迅速，到2015年末已经达到了160%左右的高水平。但是与比较快的货币信贷增速和高杠杆率并存的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不断的发出要求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呼声。

现行的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在宏观层面上，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消除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维护金融稳定。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应及时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妥善加以管控，牢牢守住底线，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和宏观金融管理的有效性。

在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逐步转型的同时，稳步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中央银行沟通机制，实现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本币、外币稳定运行，创新与风险有效平衡，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根本目标。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三去三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继续发展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完善新三板制度规则体系，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切实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投融资功能、财富管理功能、风险管理功能，注重遏制过度投机。

期货市场，由于其在决定现货价格和未来预期价格上有着重要作用，对分散金融体系风险和管理企业风险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大力发展。

坚持从严监管，持续保持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

重点研判当前市场形势和风险隐患，抓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规范互联网股权融资活动，防范私募基金、股权众筹等领域风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由于“一行三会”的职能设置导致监管分割，政策多有矛盾，进而使得一线金融企业利用监管进行套利。而实体经济却无法得到资金支持，长此以往将积累系统性风险。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

中国政府可以学习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模式，一方面给予行政官员正向激励，另一方面，一旦查明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则严厉惩罚。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泽军：

丝路基金定义为中长期投资开发基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丝路基金的投资首先要考虑与各国发展战略的产业规划对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式：一是发挥股权投资的积极作用。二是增强金融机构的优势互补，避免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压低融资成本和谈判条件自相残杀。三是推动投资环境的改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办公室主任陈欢：

由于筹建过程中，中国股份占60%，市场担心中国一股独大，其他国家在亚投行当中的发言权就会受到严重制约。随着成员国的加入，中国的股份一定会不断稀释的。

在做项目的时候，亚投行应该遵循经济原则，需要考虑财务收益率。陈欢分析如果财务收益率不好，不管是对受援国也好，对中国也好都会增加包袱、负担，最后项目没成功，对谁也不利。所以财务收益率肯定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跟政府扶持指数是有高度相关性的。政府扶持指数越高的行业产能过剩越严重。

调控不遵循市场规则，政策不稳定性比较严重。城镇化就是一例，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大量过剩。不合理制度催生过剩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