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走进这条胡同，我会看到楼台，看到骚人雅士，看到牡丹、芍药和莲藕。然而现在是2016年6月，北京入夏以来最热的一个午后。成立于1981年的百花录音棚在骄阳下静默，它几乎是中国摇滚早期历史的见证者。此刻，阳光照着“百花深处16号”的门牌，红底白字，没有花香。
我爬上楼梯，在二层坐下。宽敞的录音棚新装了形状复杂的吊顶和灯。我听着下面幽幽的女声在唱：“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此时，这首歌的作者袁惟仁正堵在二环路上。
上一次见袁惟仁是一个月前，他为即将到来的个人演唱会接受采访。那次他胖乎乎、笑眯眯地走进酒店房间，鼻梁上架副黑框眼镜，半长发中分，熨得平整的粉色麻衬衫里面是白色T恤，脚上一双帆布鞋。看见干净的地毯，他蹲下去便要脱鞋。他身上洋溢着的随和会让陌生人迅速放松下来。
袁惟仁的口头语是“太棒了”。谈到尊敬的歌手和前辈，他说“太棒了”；提起最近才学会用的微信，“干，太棒了，还能买东西”；接过一杯冰咖啡也是“太棒了，我爱你”。他称自己为“写歌的一个小胖子”，他说自己非常幸运。“在台北走走唱唱，凭什么王菲、那英、齐秦他们可以唱我的作品，真的，这是一个写歌的人最大的心愿了”。他还说，如果不当制作人，他应该会去做流氓，混黑帮。“我的学历非常低，小时候很坏，身上到处都是伤疤，头上缝过27针。”他说做流氓好帅，“我再胖一点，宽一点，然后再刺个青什么的……”他本来埋在沙发里，不知何时滑到了地毯上，他盘着腿，喝一口冰咖啡，点一支烟。 我想，哪怕他真的出现在一部台湾黑帮片里，那也一定是部喜剧片。
十几岁入行至今，袁惟仁写了一百七十多首歌，大多是情歌。袁惟仁的爸爸是个退休教授，袁惟仁幼时，爸爸教他背诵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他对语言的敏感便始于那个时期。长大后，袁惟仁写歌往往从歌词出发，“中文词是要讲到人家心坎里去的，中文的歌词太重要了。”
1998年，袁惟仁为那英写的《征服》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和最佳作曲，颁奖礼上，一名嘉宾说这首歌“带人走入了一种黑暗的悲伤”。写那首歌时，袁惟仁与当时的女友吵架吵得很凶，处于极其沮丧无助的心境中。 “我像是一个战败的俘虏，有再多的武器都没有办法胜利——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袁惟仁最动人的情歌，大都出自这样的心境。
2016年6月1日下午4点30分，袁惟仁赶到了百花深处。他几乎是立刻就打开了琴盒，开始排练。两天后，他将举办人生中第一次个人演唱会。
从录音棚二楼红色护栏的间隙下望，袁惟仁站在两位和音姑娘中间神色轻松，他鼻子上架一副墨镜，双手插在兜里。“如果你经过我的坟墓，”为保护嗓子，他用假声轻轻地吟唱着。“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清亮的女声盖过他的声音，飘忽地飞了起来。我想起以前深夜加班写稿，用劣质的电脑音箱放歌，这首《征服》每每听到高潮，情爱里所有的惨败瞬间扑面而来，我会停下打字的手，好像躲一个劈头盖脸的大浪那样屏住呼吸，等它过去。
袁惟仁说，后来，不在恋爱中时，他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看情节，记对白，把它们变成歌词，写到情歌中。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写歌的小胖子”独自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入神地看着别人的爱情。
“一个做商业音乐的贩夫走卒”，袁惟仁这样定位自己。“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艺术家是多棒的人，后来我看到艺术家的下场都不太好，就赶快调整我自己，别再走那些清高的路了，清高是可以放在梦想里，可是出了门以后，别闹了，你还是有房贷的，还是有车贷的。”
2005年，袁惟仁和以前的搭档莫凡合作开了个音乐公司，每人投资了一两百万（台币），两年后，公司亏光了。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当投资者，决定回归本行，老老实实挣钱。2007年，从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直到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袁惟仁一口气担任了好几年的选秀节目评审。“我觉得有算赚到钱，可是那一段时间的确离音乐就更远了，那几年我都不太会弹吉他了。”
时隔8年后，袁惟仁在2014年9月再度推出了个人创作专辑《木吉他》，重新成了一个写歌唱歌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计划。
罗大佑一直是袁惟仁的“一号神”。办一场罗大佑作品翻唱演出是袁惟仁早有的念头。2015年，袁惟仁在南京碰到了罗大佑。 他告诉他的大佑哥，他15岁那年存了半年的零用钱，买了平生第一场演唱会门票。“那个门票我还留着，是黄色长方形的，就是您的演唱会《雨林最后相互取暖的夜晚》，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会背”。他问罗大佑，可不可以办一场他作品的翻唱演出，当时罗大佑不置可否。几天后，罗大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通知袁惟仁“OK”，袁惟仁激动极了。
于是这一阵子，除了自己的演唱会，袁惟仁也在为这件事四处奔忙，邀请歌手，谈投资，这让他有一点焦虑。“我不是一个办演唱会的人，我正准备自己的个唱，怎么还去弄别人的演唱会？可是我想通了这件事，我给身边的人洗脑，不要想靠这个演唱会赚什么钱，它不赔钱就好，我们要赚的是音乐的口碑。”
到他的个人演唱会开演前夕，袁惟仁已经为“假如我是罗大佑”敲定了十几位两岸歌手，而他自己作为一名“三线歌手”，决定不登台，“乖乖地当制作人”。“其实我已经很荣幸了，我给我自己打好了预防针，我就是大佑哥在2016年音乐道路上的一剂润滑剂，或者一个橡皮擦。”按袁惟仁的计划，“假如我是罗大佑”的第一场演出将在2016年9月举行。
袁惟仁生于1968年，只看外表，他并没有太多人到中年的疲惫感。然而今年，48岁的袁惟仁最突出的感受是“我的幸运快用光了”。
袁惟仁偶尔赌博。他说，玩牌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心境，“你看着你眼前的筹码，你只剩下500块了，你要怎么使用这500块让它变成5000块？你要警告你自己，你快没有筹码了，你的人生快没钱了。再不去攒一点，再不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再挥霍，你就没了”。
4年前，袁惟仁的父亲去世，自那时起他就在写一首歌《爸爸》。
2002年，袁惟仁曾写过一首歌《1945》，那首歌其实写的就是他爸爸。袁惟仁祖籍贵州，爸爸当年是四川大学的学生。1995年，袁惟仁陪爸爸回贵州，取道重庆，爸爸四川大学的同学去重庆机场接他们。“爸爸1945年离开，1995年回去，中间隔了整整50年。在重庆机场，我们一直在哭，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记住这些，因为一场战争这群朋友分隔了50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弥补只是在机场抱头痛哭。”
爸爸当年的班长坚持要请他们在重庆的家里吃一顿饭，袁惟仁陪着爸爸去了。他看着一群老头一层层，一步步爬上十楼，到了班长的家里。一桌的四川菜，每一道都非常辣，“可是我老爸就是那样，一碗饭一碗饭接着吃，他吃到老家的味道了。”
袁惟仁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很强烈”。这些记忆和感受，他要写在《爸爸》中，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写好。“我想到这儿觉得还蛮对不起我爸的，可是我不想乱写，人一辈子就一个老爸。我的副歌写好了，可是我每次一哼就会想到老爸，就会哭，我一定要先克服那个哭的气氛，才可以跳出来看这个事，才可以把主歌写好。我宁愿多花一两年把《爸爸》写好，这很有意义。”
“各位老师”，袁惟仁这样称呼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乐手，“各位老师满意吗？”每排完一首歌，他都会周到地问上这样一句。坐在百花二楼很有年头的地毯上，听着袁惟仁一首又一首唱着曾感动过我的歌，《旋木》、《执迷不悔》、《征服》、《梦醒了》……许多私人的联想涌上心头，我有一些恍惚。“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袁惟仁在唱，他说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个人作品。
排练结束，我们站在院子里闲聊，袁惟仁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夕阳照到百花深处，我环顾四周，这里重新修整过，斑驳的墙面还在，文艺青年的涂鸦已不见，犹如此地曾经激荡但业已褪色的青春年月。唱和声的姑娘背着的小皮包颜色鲜艳，袁惟仁拿起来，仔细观赏一番，又仔细赞叹一番。然后他摘下太阳镜，和伙伴们认真讨论第二天的现场彩排和两天后的演出，以及这一年要发生的事情。说着说着，他们笑了起来，那笑声听上去是如此年轻，就好像筹码奢侈地洒在桌上。
附上一段视频：
叶三X袁惟仁
粤语歌写作与华语歌写作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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