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出生的锁萍留着齐刘海，每天出门都会擦上粉底，打睫毛膏，抹口红。睫毛膏的质量不好，总是结块，睫毛看起来硬邦邦的；口红也容易掉色，粉底遮不住脸上的雀斑，但好在她皮肤白皙，看起来透着年轻的光采。化妆是她到北京后“学会”的时兴之举，也是她称之为“体面”的一部分。更多时候，这个陌生的城市带给她被排斥的感觉，她谨小慎微地守护着自己的尊严，比如作为一个保姆，在雇主家，她从不打开冰箱随意吃喝。
她说自己毫不眼馋城里的一切，“城里再繁华，不是自己的”。只有在家乡，她才有身份的认同感。她不是一个保姆，不是一个可供差遣的对象，偶尔可以享受妈妈为自己炖的汤，睡舒服的床，衣服可以挂在衣柜里，而不是叠放在箱子里，饿了和渴了的时候可以随时进食进水，而不用担心自己的举措是否不合时宜。
更重要的是，在家乡，她可以随时见到两个可爱的孩子。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锁萍还没怎么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便离开了孩子。
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甘肃，受灾面积为甘肃全省的四分之一，达40多个县区，尤其陇南地区为重，使原本贫困的甘肃省雪上加霜。锁萍与金贵的老家岷县还未从汶川地震的影响中走出，2013年7月22日，当地又发生了6.6级地震。锁萍家的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墙皮都开裂了。重修房屋需要花费十万元，根据岷县政府灾后重修房屋补助的相关规定，重修房屋必须达到一定装修标准才能接受补助。政府可以出资4万帮助他们维修房屋，剩下的六万自费。
锁萍的家中，婆婆和母亲照看着两亩地的农田，农作物的收成勉强可以自足，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依靠金贵在城里马不停蹄地打工。六万元对于甘肃农村的任何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都不是笔小数目。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给出的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岷县农民年均收入3384元。
最终，夫妻俩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修了房子。为了偿还债务，2014年春节过后，锁萍来到北京打工。
那年三月，锁萍跟随金贵乘坐18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北京西站，又在地铁上折腾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了金贵所在的施工队——位于北京三元桥的一个小区内。
锁萍第一次看到了金贵在城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临时搭建的集体宿舍内，逼仄的空间堆满行李和包裹，空气中混杂着男人的体味和脚气，以及食物残留的味道。灯光昏暗，出于安全起见，这里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事实上屋内算得上电器的只有灯泡而已。夏天的时候，一间六人住的屋子可以插一座电扇。
北京的初春仍然很冷，锁萍和金贵挤在两层加厚的棉被下，依旧能感受到棉被外冰凉的空气。
金贵笑着把外套从箱子里翻出来给锁萍盖上，“冷是吧，过会儿就好了”。
工地上的伙食雷打不动：早饭是白粥，午饭是馒头加一个热菜，通常是土豆烧鸡、土豆猪肉之类，晚饭是挂面，最常见的是将中午的剩菜和挂面“混着下了”。
负责工人们伙食的厨娘是个四川女人，在这里可以挣到每个月2200元的工资，同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她能体会工人们的不易，因此她总试着变着花样地给工人们换口味，尽管原料基本上都是土豆。工人们也不挑剔口味，一天的体力活下来，到了饭点只感觉到饿。
在保姆市场被雇主挑中后，等待上岗的日子里，锁萍眼见丈夫从早上五点半起，便要睁眼忙到天黑。三度左右的气温下，金贵的脑门上都能沁出汗来。
也许是从那时开始，锁萍真正意识到，进城打工，就是意味着受苦。她再也没有在金贵面前抱怨，与孩子分离让她多么伤心，来到城市打工有多么不情愿。
她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在心里掐算着日子：相比在保姆市场见到的一些女人——孑然一身，无家可归，她的苦日子是有盼头的，赚够了钱，债总有还清的一天。
二
离开家的时候，女儿已经懂事，抱着锁萍的大腿哭闹，哀求“妈妈不要走”。可她还是走了，且因为现实原因，一年只能回一次家。
这几乎成为锁萍不能触碰的痛，一提到女儿，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她拒绝给人带孩子，尽管育儿嫂的薪资相比普通保姆更高，但她忍受不了，“一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孩子”。
在北京，金贵每个月的工资是4000元，锁萍每个月的工资是3200元，除去每个月1000元寄回老家，夫妻俩加起来的生活开销是800元左右，锁萍除了买衣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开销，她给自己规定，一个季度只能添一件外套，一个月允许买一件单衣，价格不能超过100元。金贵需要抽烟喝酒，开销大一些，但每个月也不会超过500元。
照理来说，他们每个月能存下五千多元，一年就能存六万多。但实际上他们一年只能存下四万左右，因为还有一些意外款项：
在农村，红白两事的随礼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某种程度上，农村的人际关系就建立在各种仪式间的你来我往，一户人家办喜事，则几乎全村人都要表示贺喜；随礼不仅事关一家一户的体面，更事关日后行之有效的人脉网。“现在我们那的红白事随礼，都涨到了三百到五百元。”锁萍说，在她的家乡，年轻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消费能力提高的同时，带动了老家的物价，包括随礼标准。
除此之外，孩子们一旦生病，就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通常的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不住院就达不到新农合医疗保险制度的报销标准。
在中国，像他们这样常年离乡背井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约有2.42亿。
1990年，金贵小学毕业。由于父亲早逝，为减轻家庭负担，他早早外出谋生。第一年，他去了甘肃省天水市的工地上干活，一天4块钱。第二年，他去了武威市，一天10块钱。1996年，他来到北京，在马甸桥的一处建筑工地上运水泥，一天15块钱。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他每天的薪水大约150块钱。看似十倍的涨幅，却抵不过物价飞起的速度，“金贵”们始终徘徊在消费水平的下游，甚至底层。
在外打工的人们总是特别留恋过年时在家乡的生活。正月里的农村总是透着热闹和喜庆，老人和孩子们欢迎年轻人们回村，年轻人们在外打拼了一年，带着一年来攒下的钱荣归故里。他们在这时候总是很舍得花钱，这是一年中难得的犒劳自己和家人的时刻。
2016年春节，锁萍和金贵在家待了两个月。大女儿五岁半，小儿子三岁半，正是最可爱的年纪。锁萍整日陪着他们，苹果一样的脸蛋，小小的手和脚，怎么也看不够。孩子好像以神秘莫测的速度在长大，“就像木桩下的蘑菇”，一个不留神，再瞅一眼，就窜个儿了。
金贵和锁萍几乎每晚都带着孩子参加各个同学、朋友组的局：他们去KTV，点水果啤酒，和孩子一起唱《小苹果》；他们带孩子逛商场，可以随意地问商品的价格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他们在饭桌上吃肉和新鲜蔬菜，给孩子买他们想吃的水果。
这时候锁萍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两样。
每晚，这一家四口挤在一张床上。孩子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有用手臂环住金贵和锁萍的胳膊，他们才能睡着，生怕一觉醒来，爸爸妈妈不见了。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一直呆在家乡。”锁萍说自己每次回家，就“再也不想出来了”。他们的家是个简易的平房，有100多平米，宽敞又干净。而锁萍在北京一些雇主的家里，只能与老人共住一个房间，睡在沙发上。
这次回家，金贵惊喜地发现，女儿识字了。无意间，女儿误把金贵写得潦草的“李”字看成了“全”字。这让他喜出望外，那天，他花了一整个下午教女儿写字。说起这些时，金贵显得很兴奋，他在本子上向我演示，潦草的“李”字与“金”字是如何得相像。
金贵叹了口气，“女儿真的是很可爱，”他看了看我，又低头，顿了顿说，“还是要想办法回老家的。”
那是他的长远打算了。
至少在目前，金贵夫妇俩坦然接受了这样的局面，这似乎是“合理”又“合适”的。他们需要赚钱，只有进城才能赚钱。何况，只有在城里打工，钱才能存的下来，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花钱”。
三
在北京，金贵所在的工地换了好几处施工点，锁萍的雇主也换了好几任，2015年5月开始，他们的工作地点刚好紧挨着，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距离，这大大减小了他们的见面成本。金贵还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和锁萍争取了一处“单身宿舍”——这样，在极少的夜晚里，他和锁萍能够有独处的空间，和性生活。
所谓的“单身宿舍”，只是一顶独立的军用帐篷，实际上是工地上的库房，平日里堆满了各类建筑工具，有些金贵也叫不上名来，但他知道它们的用途。好在金贵“啥都懂一些”，这才争取来了看守库房的“美差”。
库房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库房重地＋手机充电室”。这里不仅是库房，还是工人们统一给手机充电的地方。进门左手边是一张钢丝床，屋子里唯一的电子设备是金贵托人在网上买来的“先科”牌视频机，花了两百多元。
金贵和许多工人一样，不懂得网上购物，对于绑定银行卡、开通网银的安全性，他持有一百二十分的怀疑。他在门口的电线杆上用五根铝线套了五个圈，各接上一个易拉罐，自制了一个有线接收器。于是，视频机就能够收到五个电视台了。
如果说这个库房有什么鲜艳的颜色，就数床头那只粉红色的毛绒玩具兔了。那是小区里的居民丢弃的，金贵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头，因为“老婆是属兔的”。
床边掉了漆的铁桌上，放着乌雅兰图的唱片，一包兰州香烟，一个塞满烟头的烟灰缸，和一瓶价值7块2的牛栏山二锅头——那是金贵的精神享受，也是他忠实的消费选择。
金贵时常感到莫名的焦躁，收了工后，他一人面对库房，感觉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有时，心脏突然会跳得很快，坐立难安。这时，他总喜欢把自己灌醉，随着晕眩感而来的，是疲惫感与睡意，他的情绪得以平复，倒下头，就睡着了。
我去库房做客的那天，恰好碰上包工头进库房闲聊，他当着锁萍的面对金贵说，“今天当着你老婆的面我正式通知你，下次你要是再喝多，直接滚蛋。”
金贵有些尴尬，笑着应承了几句。锁萍摇摇头，“我可管不了他”，她看了金贵一眼，又帮他说话，“我也理解他，他也没别的爱好。”
金贵的“苦闷”总是发生在锁萍失约时。住家保姆没有自己的时间，除了一个月两天的休息日。自从一年前，一个独居的老太太相中锁萍并雇佣她照顾自己后，锁萍和金贵的相聚时间大大减少了。由于雇主是个空巢老人，老太太十分依赖锁萍，又极度缺乏安全感，锁萍外出买菜都被掐算着时间，更不被允许随意外出以及过夜。
金贵常想念妻子，希望她能在夜晚从雇主家偷偷溜出来陪伴自己。可锁萍总让他失望，夜深人静时，他常醉醺醺地给妻子打电话，表达自己的苦闷。听着丈夫酒醉后的埋怨，锁萍心里烦闷极了，好几次她气得挂断了电话。
“晚上出不来，他总对我发脾气。”锁萍卷着手中皱巴巴的纸巾，一片一片地剥下，再用手弹开，“可我也委屈，和谁说呢。”
通常，矛盾后的第二天，锁萍会从买菜的时间中挤出缝隙，在菜市买十块钱三个的鸡腿，带去丈夫的库房“哄一哄”他。每一次，金贵都会护送锁萍回雇主家，归程中他们横穿过龙潭湖公园，这是他们常约会的地方：每个锁萍的休息日，金贵会在下班后带她来到这，看看假山、楼阁，不同的花草，即使是冬天，他们也乐意来这里逛逛，就算寒风萧瑟，若有湖水映着月色，两人都觉得分外浪漫。
当夜幕降临，人流散去，金贵和锁萍感觉自己褪去了那件隐身衣——那是所有进城打工的人都自带的属性，他们隐身于两点一线的工作和住处，自觉屏蔽所有的繁华，有时倒未必是他们消费不起，而是周遭的环境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就是会觉得不自在吧，”金贵尴尬地笑笑，“确实，我身上总是沾满水泥和灰尘。”商场、电影院、餐厅、甚至便利店，他几乎从不踏足，因为“自己并不属于那些地方”。
只有在夜色中，空旷的公园可以是他的，可以是她的，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
四
锁萍作为一个“留守一代”，坚决不想儿女成为“留守二代”。
自打她记事起，父亲就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由于父亲从事的是“大工”工种，收入在那时还算丰厚，锁萍的家在当地属小康之家。锁萍因此能够拥有比别家孩子更多的吃食，过年时还能有一件新衣服。儿时的她总自豪地对别人说，“我爸爸在城里打工。”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父亲这个角色远没有母亲重要。幼时的锁萍只要有母亲的陪伴，倒也不觉得缺失什么。只是，锁萍常看到母亲偷偷哭泣，那时候她没法完全理解，现在，她懂得了，“那是妻子在思念丈夫。”
常年的分离使得父女感情疏离，锁萍很少和父亲说话。她时常感觉归家的父亲是一个远房亲戚，爸爸与叔叔伯伯们，仿佛没有区别。不知是否受潜在的心理影响，成年以后的锁萍选择了比自己大12岁的金贵嫁作丈夫，因为金贵“照顾周到”，又“体贴细心”，“像父亲一样”。
几十年过去，情况好像有些不一样了。父母在城里打工似乎不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成为了农村孩子普遍的家庭状况。
金贵和锁萍商量好，等到大女儿上学时，锁萍一定回去照料孩子们。
“其实现在就该在他们身边，这个年龄是他们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说这话时，锁萍忍不住哭了，用围巾蒙住了脸，再拿下时，脸上挂满了泪水。可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得抓紧挣钱，越往后，孩子们的花费越大。”
锁萍没有考虑过，两地分居对于夫妻感情的影响，在她看来，“大家都这样”，别人可以，她和金贵就可以。像其他小城女人一样，她对婚姻和家庭没有什么深入的思考，懵懂地接受着为人父母的责任，一切为了孩子。
锁萍也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教育问题。她与金贵也并不打算花费多大的精力财力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教育。初中毕业的她认为，“能不能念（书）得看孩子自己”，如果孩子能上大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供，如果孩子“不是念书的材料”，也只能听之任之。
对于母子分离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会否有负面影响，锁萍也没有考虑过，她也“不太懂”。我问她是否听说过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她点头，又立即说，“我家孩子不会的。”她认为，那种“极端情况”只会发生在极其贫寒的家庭中，“孩子觉得活下去都很困难，才会想到去死。”
金贵和锁萍坚定地相信，只要努力挣钱，就能尽快回老家和家人团聚。2016年，他们已接近还完所有的债务。尽管这是以全家人的分离作为代价，但他们已渐渐习惯，生活看起来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装修家里的新房时，锁萍想要把房子装修得和城里人一样：独立的卧室、客厅、饭厅。可金贵愣是把卧室、客厅和饭厅都打通了，一点隔断都没有，只拉了几块帘子。
金贵这么做有他的考虑。早年他在县城开过家居店，最终赔钱了事，可装配家具的手艺还在。他琢磨着，等在城里赚够了钱，就在家开个家具店，省了店面费，盈利就容易多了。
那样他的梦想就实现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有钱赚，日子和美。
—— E N D ——
题图：视觉中国。
卫诗婕，新闻系学生，目前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