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怎么会有人不愿意踢球呢？
文 | 布朗
一年中多数的周末下午，气候干燥的北京市北四环边的太阳宫足球俱乐部某块球场边，总会有一撮愁眉苦脸的中年男人。他们球衣参差，面目各异，但脸上都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忧愁。其中一些人显得忧愁，是因为他们天生长相如此，还有一些，则是由于对即将到来的两小时比赛没有把握。
这种焦虑有其数据依据：到场人数超过十二人，人群状态明显活跃，甚至有些窃窃自喜；到场人数低于十人，一定程度的内心崩溃可能发生；如果低于八人，群体溃败则不可避免。面对一个明显看起来和跑起来都过大的球场，大家因绝望而直接悻悻回家，有时也会勉强进行一些简单的速度竞技，像打篮球一样互相羞辱，最终还是悻悻回家。
作为该群体的一员，虽然屡屡经历，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依然让我感到震惊。在15年前，这样的情景是不可想象的。
怎么会有人不愿意踢球呢？
我第一次踢球是在14岁。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我作为初中生，因凑人数得以加入高中生的表哥的临时比赛。越过坑坑洼洼的积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踢中这个球，接着它几乎是随机地飞向任何地方。
自那时起，我开始踢球。我所在的于都县位于江西南部，靠近福建和广东，和大多数内地县城一样，它乏善可陈，没有特产，也没有典故。虽然已进入21世纪的初始阶段，但房地产还没像现在一样重塑中国。除了城中一条商业街，你往任何方向步行20分钟都能看见农田。那时的县城郊区和现在的郊区尚有差异，今天你只看见密集的居民楼下无主的垃圾堆和野狗。但在那时，你可以看见树木，村庄，以及新鲜的牛粪。
我已经摸过表哥（另一位）的电脑，但距离第一次使用互联网还要3年，距离县城第一家网吧的出现还要5年，距离第一次使用iPhone还需要8年。作为住校生，除了租武侠小说在厕所里看，我的灵魂之光，快乐之源，都与足球有关。
于都中学操场是当时县城唯一一块标准操场，因为它真的有一圈跑道。这个操场承接了县里的很多集体活动，不过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个操场。在体育课时，好几个年级会共享它，但放学后，几乎所有人都会共享它。
下午5点过后，大概会有4-8只球队在这块泥地上同时比赛。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参与人数如此之多（每支球队人数几乎不做限制），你是否在参与一场足球比赛，成了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你跟着跑2小时但并没有得到一脚传球，这很正常。除了年级里的球星，其它人经常不清楚自己的队友，也不清楚自己的对手，他们只是跟着足球做着不规则的布朗运动。两边的球门里都站了几个守门员，他们辨认对手，做出扑救，并且确保不要扑错。灰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远看球场像一个烟雾装置，里边人影绰约，偶尔有一个跑出来，那是因为球不小心被提踢出了边界。他很快就会跑进风暴的中心，并重新消失。
只有打架厉害的高年级球星可以清场，并得以举行一场相对严肃的比赛。到那时，跑道上围满了羡慕、嫉妒，敢怒不敢言的低级别球员。
所有人都踢得很烂，但所有人竭尽全力。世界杯期间的球星们—比如罗纳尔多—使用过的动作，第二天都会被在操场上拙劣模仿。富裕家庭的小孩穿着带钢钉的球鞋在泥地上奔跑，那种声音至今想起来依然不寒而栗。但没有人真的受伤，没有人质疑，踢得差的人在跑道上用书包摆门，踢得更差的拿着球对着树踢，每个人都在行动，几乎不谈论足球。
今天发生在北京太阳宫的一切则是反的。今天即便我们真的在场上跑动，语言也像烟雾一样在事实上统治着比赛。大家自嘲，互相讥讽，并把任何一个适宜索引足球典故的场景反复提及。
“太阳宫的卡里克传了一脚好球”，“本周是否有球，那得看太阳宫布拉特的心情”，“太阳宫球王回光返照”……类似的对话维持着整个有比赛的下午。多数时候，对话的密度与比赛质量成反比。最后我们坐到了场边，开始了对本周国际足球比赛的展望与点评。如果这一晚自己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就在微信群里发红包庆祝。
足球成了一种更多用于表达的主题。在我过完30岁生日，我突然意识到，诸如其它众多关系，“足球vs自我”也是一个从实体走向虚无的过程。从14岁时宁愿逃课一天到晚踢球，到后来有规律地踢球，到没办法有规律地踢球，到只能偶尔踢球，到在沙发上看别人踢球，到最后只通过比赛新闻抽象地谈论足球。这种逐渐抽离的过程既让人难以忍受，却又自觉不可逆转。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于沦陷于虚无的愤怒，导致我一次次努力走进球场。
足球对于中年人的真正打击在于：与他们同龄的球员多已退役，当他们可以负担袋鼠皮专业球鞋和夜光球场时，身体却开始力不从心。也就是在30岁后，我发现足球成了一种更为象征的东西。上个赛季，我没有错过我喜欢的阿森纳俱乐部的包括足总杯在内的任何一场比赛，我比过去更期待周末，因为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就可以上场踢球了。我祈祷天气，祈祷到场人数，祈祷傍晚散场时恰如其分的一阵晚风。
我会想起过去一起踢球的另一群中年人。在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今天广州最贵的珠江新城是一片长满荒草的旷野。每天下午，上面总奔跑着一大群踢野球的人，我也曾忝列其中。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球。荒地，没有边界，没有裁判，没有人数限制，甚至不需要打招呼，你只要冲进去就自动开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直至最后天黑人散。那时，总有一些中年人和疑似逃课的初中生一起参与这种马拉松球赛。除了少数几个热爱喊叫的本地人，他们多数都只是沉默地追着球，他们可能是附近的厨师，对面报社的编辑，附近住宅楼的居民，或者是第二天就要返乡的外地人。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沉默，异常投入，但似乎也不打算真正融入。在今天的我看来，他们就像一群高龄大象，在野地的奔跑中估算着自己离场的时间。
二
一个枣核的春天
文 | 胡缠
去年十月，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充满野心但毫无现实意义的目标，我要成为一个在野球场上过人如草芥，三步趟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野球帝。这个目标对我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但却非常难，作为一个中老年足球爱好者，我踢了有二十多年的球，但从来就不是一个过人类型的队员。
我第一次踢球是高中，高二的体育课上我选了足球，因为不踢球就只能选做操和排球，那时候只有女生才选这两项。我真正喜欢上踢球是高三暑假，那时我们在等录取通知书，无所事事，几乎每天都和一帮同学跑去附近的一所大学踢球。有一次刚踢一会儿就下起了雨，很快土操场变得泥泞，我们就到旁边水泥地面的篮球场接着踢。踢到一半变成了真正的大暴雨。雨水带着重量砸在身上，我需要不停地抹掉脸上的雨水才能看清队友和球，我的双星牌帆布球鞋早就灌满了水，跑起来会发出一连串叽咕叽咕的声音，像是踩在了无数只牛蛙上。
那个暑假总共四十多天，我大概踢了三十多场球，人也黑了一截。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一个夏天，在这个夏天里，我能记得的都是和足球有关的经历。暑假过完了，我们这些一起踢球的同学收拾行李各奔前程，足球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不管在哪儿，做什么，我几乎保持了每周踢一场球的频率，直到现在。
十七岁才开始踢球，即使对一个业余足球爱好者来说，也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踢球从没有以技术见长过，在球场上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我的耐力非常好。我的心率常年稳定在每分钟五十几下，呼吸绵长，能跑，肯跑，跑不死。即使是现在，我在两天内连踢两场11人的比赛也能应付得来。对于踢着玩来说，如果你像我一样技术一般，但有基本团队配合意识而且体力超好的话，也已经足够了。我的过人和带球技术既不需要提高，我也不知道怎么提高。比如考验一个人球感的颠球，我最多一次才颠了十几个，还是蒙的；至于带球过人，我能做得出来的动作超不过仨——按专业的说法，这叫“有球技术粗糙，并且已经定型”。
我知道在足球爱好者这条路上（如果有这么一条路的话），我的人生轨迹应该会是从一个技术一般很能跑的小伙子，慢慢变成了一个技术依然一般但依然很能跑的，矫健的，老大爷。虽然我也会羡慕那种用各种假动作晃过对手后依然保持身体平衡的过人高手，但我相信踢足球和弹钢琴一样，需要天赋和从小的积累，而这两样我都没有。
但也许是因为中年危机，也许是为了挑战自己，在去年十月份，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成为球场过人王的目标。我推算过，这个目标的难度应该和熊猫阿宝想成为神龙大侠、兔子朱迪想成为Zootopia里的最优秀警察、或者和无敌破坏王Reilly老师想获得一枚英雄勋章的难度差不多。考虑到他们都生活在动画片世界，编剧大人最终都会让他们吃到那个梦想中的甜枣，在我的这个脚本里，这个甜枣只能靠自己，而且是从种下一颗枣核开始。根据民间传说，吃过之后吐出来的枣核是不能长成枣树的，理由(居然是)沾过了唾沫；根据百度知道，还是可以长出来的，只是成苗率奇低，一般多用嫁接法种植。还好，是奇低，我对自己说，不是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就是那枚被吐出来，不被看好的枣核。
从去年十月初到今年春天，我进行了大约六个月的练习。从目前结果看，这个枣核它竟然发芽生根，而且还吐苗了。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我这个大龄业余足球爱好者人生轨迹的方向（如果有这么一个方向的话）将会毋庸置疑地被彻底改变。我有预感，在这条轨迹的另一头，将很有可能站着一个技术并不逊色于他的跑动能力的矫健的老大爷。如果我再勇敢一点，我应该说，我可能会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人到中年的，在足球生涯晚期突然开窍的，从一个“技术粗糙已定型”转型为一个“技术细腻善于过人”的，选手。
我决定开始练球，和我在工作中看到的一个资料有很大关系。我工作的一部分需要调研很多高效学习的具体案例并分析背后原理。其中有个资料是拿巴西足球做案例，分析足球王国巴西为什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灿若星河的足球运动员。我们通常听到的解释是基因、人种，环境气候以及狂热的足球文化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但这个资料指出，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巴西只是在50年代后期才突然崛起（在此之前是匈牙利称霸世界足坛）。特别是以球王贝利横空出世为标志，巴西连续获得了1958，1962年两届世界杯冠军，此后又三次夺冠，冠绝古今。同样是从50年代起，巴西开始涌现出大量技艺精湛的超级球星。为什么在其他条件没什么变化的情况下，此前的巴西却并没有出现这样杰出的足球成就呢？
根据这个资料的研究，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可能对足球发展有利的因素外，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因为巴西从50年代初，一种新的足球训练方式广泛流传开来。这种方式使得巴西的青少年球员获得了比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龄者更高效的训练效果，特别是更高超的控球技巧。
有趣的是，由于实际训练中教练往往是经验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什么方法都会用，所以要分离出哪些方法更有效，当事人自己反而未必说得清楚。
第一个从技术上揭开这个谜团的，是一位来自英国的教练Simon Clifford。 他带着摄像机转遍了巴西，希望找到巴西足球崛起的秘密。在圣保罗的足球学校和巴西街头，他发现大量的小球员并没有踢足球，而是踢一种叫做futebol de salao的球。这种球体积只有足球的一半大，重量却是足球的两倍，而且几乎没有弹性。这种球的特性更适合在水泥地面或者木板地上踢，快速沉重，对技术训练价值极大。
futebol de salao源于乌拉圭，传到巴西后被改良和本地化，在50年代初普及到巴西全境，是现代五人制足球的原型。Clifford教练的调研结果是，这种方式正是巴西球员技术崛起的真正原因。
在这份资料里，他有一些更具体的技术分析，比如由于这种球体积小，使得踢球者必须更精确地触球，球比较重，意味着球员的脚腕控球变化大量增加，此外，这种五人制小场地踢法，使得球员每分钟触球的几率是11人制踢法的6倍。这几点加在一起，构成了学习控球技术最关键的要素。当这些小球员开始踢大一倍的标准足球时，他们会发现触球面积大了很多，球也变得更容易控制了——原理类似你带着沙袋走路跳跃，摘掉之后会觉得身轻如燕。
我开始上网寻找这种巴西足球。虽然没找到，但我下单了比标准足球小一号的4号低弹力室内足球。这种球比5号足球小一半，也重了不少，是最接近的版本。
Clifford教练后来在英国利兹老家开了所足球学校。他租了空房子改装成室内足球场，开始训练当地的孩子们踢这种沉重的室内足球。为了制造气氛，他还在孩子们练球时播放桑巴舞音乐。4年后，Clifford足球学校的球队在14岁年龄组别的比赛中上先后击败了苏格兰和爱尔兰代表队，其中一个叫Micah Richards的孩子在18岁时就入选了英格兰国家代表队。
看完这个资料后，足球已经送到家，我也开始试着进行颠球练习了。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能练成什么样，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我打踢球起，还从没这么认真又耐心地练习过呢。
六个月后的结果证明，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三
踢球很重要，但绝非特别重要
文 | 王琛
踢完球，三十五岁的海带先生平躺在草地上，把自己摆成了一个大字。我拿起手机，对着他拍了几张照。这时是北京下午六点，风还在，阳光快没了。海带先生摆完大字，又把双手枕到头下，面朝天，把球场当成了一张大床。我脱掉了球鞋和球袜，坐在海带先生几米外，凉风吹进衣服，吹过汗津津的背，我的心跳慢慢降下来。更远处是胡缠老师，他端坐着喝水，身边是一个巨大的运动箱包，每次踢球他都穿戴充分的保护器具，除了常见的护腿板，还有护膝和护腰。胡缠四十岁了，大概和年龄有关，很注意保护自己，怕受伤。此刻他就坐在那里，不说话，似乎眼里什么都没有。
风吹日落，每个人都处于贤者时刻：踢完球后无欲无求的时段。每个星期，这种时段我们只有一到两次。球场在大望路附近一家健身馆的三楼，年久失修，但每周三下午还是能吸引十几个人。海带先生以前是一名杂志工作者，后来加入了互联网公司，成为一名产品经理，主导开发了一款手机社交软件。前年底我来北京工作，曾和他是同事。认识以后，他就约我踢球。经过朋友介绍，胡缠后来加入了我们。
我还不到三十岁，在三个人里年龄最小。在足球场上，年轻往往意味着拥有了一切：良好的体力、可观的速度、敏捷的反应。海带经常就这一点表达对我的羡慕。有时，他掀起了衣摆，露出微张的小腹，拍打几下，告诉我，自己人近中年，身体条件已经走在了下坡路上。他总结自己的状态后总是抿一下嘴，盯着我，眼里有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那种态度比无所谓重一点，比无奈轻一点。
除了因啤酒和加班引致的小腹凸出，海带在球场上成功率较低的突破过人，也宣示着他的日渐老迈。突破过人是未经训练的野球运动员较为钟爱的行径。皮球滚来滚去，好不容易滚到自己脚下，带着老来得子的喜悦，我们盘带、拉球、做假动作，总是不舍得把它交给别人。有一天下午，海带十数次的突破过人无一成功，他以自嘲结束一天的失败：他蹲了下去，单膝跪地，一只手扶住地面，抿起嘴，抬头对我说，不行了，我老了，你上。
这几乎是每个下午最动人的时刻，吻合了他的失败气质。从几乎必然的迟到开始，海带先生就宣示了自己的态度：踢球这件事情重要，但绝非特别重要。我出门前，就在微信上与海带联络，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常常是一个字：踢。
胡缠相反，他通常会问我一堆问题，比如人够不够，谁带球，穿什么颜色衣服——在第一次踢球前，他甚至让我详述了球场的草皮状况以决定穿哪种足球鞋，在得知球场附近容易堵车后，他告诉我自己决定不开车，选择地地铁。我到场后，胡缠通常已经到了，他穿戴了大量的装备，在场边做着一系列热身动作，看上去像是为此项运动修行多年。
等我们人数凑齐，踢了一会儿，海带终于出现了。他像是一个刺客从远处走近：黑色T恤、黑色短裤、黑色的近似丝袜的长袜和黑色球鞋，头戴耳机，他的步伐不急不慢，虽然面无表情，却隐隐含有一种万事如意、一切恰到好处的从容。摘下耳机，海带这才走进球场。我和他打一个招呼，松了一口气。在他缺席的时候，我怀有一种紧张的期待感，他一到场，这种感受就消失了。
由于热爱盘带和单打独斗，在球场上我总被海带诟病。每逢我因为粘球导致进攻失败，远处要球而不得的海带就会痛骂几句，摆摆手，以示愤懑和不屑。防守时，被突破后我就放弃了回追，海带走到我面前，严厉指出：你这是典型的傻逼阿森纳踢法，过于散漫——我和海带都是阿森纳队的支持者，这种对话我们彼此心领神会。胡缠的发言则以积极态度为主，他拍着巴掌，鼓励大部分成功进攻和防守，也经常提出站位的调整。
在贤者时刻，海带则会平静下来，聊几句人生。今年三月的一天，我们换了鞋，吹了风，前后走下楼。从球场走到一楼，要经过几乎六十度坡度的三层楼梯。楼梯是铁的，走上去咿呀作响。在楼梯上，我走在前面，海带少有地扶了两下我的肩膀，说，我来北京八年了。
我感觉到了他的抒情需求，心里有点兴奋，夸张地引导他：我操，这么久了？
楼梯里昏暗，我们小心转角。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来北京以前，认为自己三十五岁时会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想不到，马上到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走在前面，没有看到他的表情。我感到这种话题有些沉重，就没有说什么，我想了一下，这是我来北京的第二年。走出楼梯，我们穿过雾气缭绕的洗浴区，走出了大楼。天已经黑了，海带戴上了耳机，他就住在几百米外的公寓里，月租八千。我要走大约五百米，坐地铁回到东五环外。踢球这件事情，就在每周三的下午结束了。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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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互联网从业者。
胡缠：曾做过剧本医生、翻译、和专栏作者，现从事学习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王琛：记者，正午前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