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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写短篇小说环境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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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写短篇小说环境最好的地方?

短篇还是长篇,西方还是东方,都是问题。

中外作家在对谈活动上。(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长短之争:你们为什么不再写短篇了?

“在美国,靠写短篇小说生活是不可能的!”为了强调这一点,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Robert O.Butler)特地说了两遍——“不可能”。让他感到讽刺的是,美国有2、300所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但短篇小说的出版却那么困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家苏童认为,中国“恰好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这一幕对话,发生在昨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的论坛上。

苏童不认为短篇小说在中国有什么特别艰难的生态,在中国,一个作家可以靠写作短篇小说来安身立命,“方方所在的《长江文艺》杂志给短篇小说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千元。如果不是太破费的话,基本上一个短篇小说也可以养活你一个月”。

巴特勒却说,如果一位作家在美国写了一部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集,出版社通常会与其签订两本书的合同——“我们可以出版你的短篇小说,但你还要再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我。”有些出版社会先出版作者的长篇小说,然后再出版短篇。短篇小说的销售困境也如同一个自我预言的怪圈,“短篇小说集卖得不如长篇小说好——出版社连推广都不推广,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短篇可以卖得好”。

普利策小说奖自1917年开始颁发,至今已近百年,作为美国最悠久和最著名的文学奖项之一,1993年巴特勒的作品是第6部荣获此奖项的短篇小说集,其余全部是长篇小说,“这是偏见的体现,也是出版界和市场运作的结果”。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发言,两侧分别是苏童和余华。

对于昨日到场的几位中国作家来说,其共同点是——他们都曾以短篇小说起家或成长,而今却不写或很少写短篇小说了。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赵玫“提到短篇小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为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华语短经典”系列,她翻箱倒柜寻找旧作,“都不相信自己曾经写过短篇小说”。

为什么他们要集体“告别”短篇”?方方给出的解释是,短篇小说要压抑着来写,中篇与长篇的写作使她更加尽兴。方方也承认了短篇小说写作与出版的难度:“出版社不仅出版好的长篇小说,也出版质量一般的长篇小说,这种小说很容易写,靠故事堆砌就可以了;而短篇小说对于语言、结构、起承转合等等技术要素均有很高的要求,作者很容易露出破绽。长篇小说就算语言不讲究、技术很差,可如果故事好、有几个人物不错,读者和出版社有时候就对技术问题忽略不计了。”另一方面,中国读者似乎对长篇小说青睐有加,考虑到这样的市场需求,出版社也就更愿意出版长篇小说,对于作者而言,“很多人写一个长篇小说就可以出版,而短篇小说要有10个构思才能出一本书”。

作家方方。

东西之交:人性与人道是共通之语言

上世纪70年代,高中生苏童花了六毛八分钱在苏州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有两个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很不像福克纳风格的威廉·福克纳作品《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二是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如今的作家苏童回想当年,“为什么对这两个小说念念不忘呢?它们讲的都是美国南方,有一点哥特味道,另外,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老处女。两个小说为我带来最初的、不准确的、有一点混乱的、属于美国南方的印象。”在透过文字想象美国南方小镇之时,他又读到了美国当代的黑山派诗歌,感觉像是李白、王维的诗被先译成英文、又被译回奇怪的中文,“他们追逐现代性追逐到唐诗,突然发现最具现代性的诗歌原来在中国唐诗里面。”

1969年,研究生毕业的巴特勒被征召入伍参加越南战争,他先被送入一所情报学校,攻读越南语,待他两年后被派往越南参战,已是美军即将撤退之时,但他决定留下来。他与越南农民、渔夫、伐木工人和警察交谈,每天午夜独自到西贡热气未消、水雾缭绕的后街游荡,到当地人家中做客。如今的作家罗伯特说,“西贡人和在越南的中国人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人类精神的实质。我对人性的理解,是在亚洲学到的,是在那些巷子里面学到的。”在他的23部作品中,有6、7部是将越南作为核心场景的,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奇山飘香》。

一位作家或是一位普通人,会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发现什么,并被其施予怎样的影响,是难以预期和想象的。少年苏童从那本书里发现小说是一定要写人物的,而不是意识形态,这催生了他的“比较正常的小说观”。早在20世纪60年代年就读过英文版《红楼梦》《西游记》的新西兰作家杰克·罗斯(Jack Ross)认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受到了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候,人的思想会将各种各样不相关、不同层次的内容放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就像在《西游记》里将不同的东西结合,会发生怪事一样。”当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第一次来到亚洲国家举办,东西方短篇小说及文学、文化理念的差异、交汇、互动和影响,也顺理成章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

会议现场。

方方读莫泊桑、海明威和萨特,赵玫读杜拉斯、福克纳、伍尔芙,余华读黑格尔和勃兰克斯,毕飞宇读弗洛伊德、柏格森、拉康和罗兰·巴特……“在中国,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与学习西方文学有着极大的关系。”方方说,1985年之前,小说创作深受政治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对于我们这代‘有缺陷’的人而言,人道主义是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成长和发育起来的,是我们写作和人生成长的营养。作为中国作家,很感谢西方文学带来了全新的东西,毕竟我们生活在带有强烈的政治概念灌输的环境下。”

链接:

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是由世界英语短篇小说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组织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也是目前专题研讨短篇小说的唯一的国际性盛会。本届大会系首次在亚洲举办,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具体承办。受邀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外作家,包括,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Gish Jen)、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Robert Olen Butler)、著名加拿大作家克拉克·布莱茨(Clark Blaise)、美国著名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爱尔兰知名作家比利·欧卡拉汉(Billy O'Callaghan)、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李翊雲(Yiyun Li),中国作家余华、毕飞宇、苏童、方方、赵玫、徐坤、孙甘露、路内,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等,聚焦短篇小说创作与批评,就东西方文学及文化理念、短篇小说的写作特征及影响、短篇小说的翻译与传播、短篇小说的教学与研究、短篇小说在当下文学世界的作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起源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等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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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还是长篇,西方还是东方,都是问题。

中外作家在对谈活动上。(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长短之争:你们为什么不再写短篇了?

“在美国,靠写短篇小说生活是不可能的!”为了强调这一点,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Robert O.Butler)特地说了两遍——“不可能”。让他感到讽刺的是,美国有2、300所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但短篇小说的出版却那么困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家苏童认为,中国“恰好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这一幕对话,发生在昨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的论坛上。

苏童不认为短篇小说在中国有什么特别艰难的生态,在中国,一个作家可以靠写作短篇小说来安身立命,“方方所在的《长江文艺》杂志给短篇小说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千元。如果不是太破费的话,基本上一个短篇小说也可以养活你一个月”。

巴特勒却说,如果一位作家在美国写了一部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集,出版社通常会与其签订两本书的合同——“我们可以出版你的短篇小说,但你还要再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我。”有些出版社会先出版作者的长篇小说,然后再出版短篇。短篇小说的销售困境也如同一个自我预言的怪圈,“短篇小说集卖得不如长篇小说好——出版社连推广都不推广,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短篇可以卖得好”。

普利策小说奖自1917年开始颁发,至今已近百年,作为美国最悠久和最著名的文学奖项之一,1993年巴特勒的作品是第6部荣获此奖项的短篇小说集,其余全部是长篇小说,“这是偏见的体现,也是出版界和市场运作的结果”。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发言,两侧分别是苏童和余华。

对于昨日到场的几位中国作家来说,其共同点是——他们都曾以短篇小说起家或成长,而今却不写或很少写短篇小说了。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赵玫“提到短篇小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为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华语短经典”系列,她翻箱倒柜寻找旧作,“都不相信自己曾经写过短篇小说”。

为什么他们要集体“告别”短篇”?方方给出的解释是,短篇小说要压抑着来写,中篇与长篇的写作使她更加尽兴。方方也承认了短篇小说写作与出版的难度:“出版社不仅出版好的长篇小说,也出版质量一般的长篇小说,这种小说很容易写,靠故事堆砌就可以了;而短篇小说对于语言、结构、起承转合等等技术要素均有很高的要求,作者很容易露出破绽。长篇小说就算语言不讲究、技术很差,可如果故事好、有几个人物不错,读者和出版社有时候就对技术问题忽略不计了。”另一方面,中国读者似乎对长篇小说青睐有加,考虑到这样的市场需求,出版社也就更愿意出版长篇小说,对于作者而言,“很多人写一个长篇小说就可以出版,而短篇小说要有10个构思才能出一本书”。

作家方方。

东西之交:人性与人道是共通之语言

上世纪70年代,高中生苏童花了六毛八分钱在苏州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有两个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很不像福克纳风格的威廉·福克纳作品《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二是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如今的作家苏童回想当年,“为什么对这两个小说念念不忘呢?它们讲的都是美国南方,有一点哥特味道,另外,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老处女。两个小说为我带来最初的、不准确的、有一点混乱的、属于美国南方的印象。”在透过文字想象美国南方小镇之时,他又读到了美国当代的黑山派诗歌,感觉像是李白、王维的诗被先译成英文、又被译回奇怪的中文,“他们追逐现代性追逐到唐诗,突然发现最具现代性的诗歌原来在中国唐诗里面。”

1969年,研究生毕业的巴特勒被征召入伍参加越南战争,他先被送入一所情报学校,攻读越南语,待他两年后被派往越南参战,已是美军即将撤退之时,但他决定留下来。他与越南农民、渔夫、伐木工人和警察交谈,每天午夜独自到西贡热气未消、水雾缭绕的后街游荡,到当地人家中做客。如今的作家罗伯特说,“西贡人和在越南的中国人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人类精神的实质。我对人性的理解,是在亚洲学到的,是在那些巷子里面学到的。”在他的23部作品中,有6、7部是将越南作为核心场景的,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奇山飘香》。

一位作家或是一位普通人,会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发现什么,并被其施予怎样的影响,是难以预期和想象的。少年苏童从那本书里发现小说是一定要写人物的,而不是意识形态,这催生了他的“比较正常的小说观”。早在20世纪60年代年就读过英文版《红楼梦》《西游记》的新西兰作家杰克·罗斯(Jack Ross)认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受到了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候,人的思想会将各种各样不相关、不同层次的内容放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就像在《西游记》里将不同的东西结合,会发生怪事一样。”当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第一次来到亚洲国家举办,东西方短篇小说及文学、文化理念的差异、交汇、互动和影响,也顺理成章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

会议现场。

方方读莫泊桑、海明威和萨特,赵玫读杜拉斯、福克纳、伍尔芙,余华读黑格尔和勃兰克斯,毕飞宇读弗洛伊德、柏格森、拉康和罗兰·巴特……“在中国,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与学习西方文学有着极大的关系。”方方说,1985年之前,小说创作深受政治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对于我们这代‘有缺陷’的人而言,人道主义是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成长和发育起来的,是我们写作和人生成长的营养。作为中国作家,很感谢西方文学带来了全新的东西,毕竟我们生活在带有强烈的政治概念灌输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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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是由世界英语短篇小说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组织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也是目前专题研讨短篇小说的唯一的国际性盛会。本届大会系首次在亚洲举办,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具体承办。受邀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外作家,包括,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Gish Jen)、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Robert Olen Butler)、著名加拿大作家克拉克·布莱茨(Clark Blaise)、美国著名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爱尔兰知名作家比利·欧卡拉汉(Billy O'Callaghan)、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李翊雲(Yiyun Li),中国作家余华、毕飞宇、苏童、方方、赵玫、徐坤、孙甘露、路内,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等,聚焦短篇小说创作与批评,就东西方文学及文化理念、短篇小说的写作特征及影响、短篇小说的翻译与传播、短篇小说的教学与研究、短篇小说在当下文学世界的作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起源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等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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