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周四傍晚，王艾背上装着课本和笔记本的小挎包，准时从家里出发，步行二十分钟到北京师范大学。120个座位的大教室空荡荡的，十一二个学生稀稀拉拉地坐在中后段，前两排永远空着。
王艾走进教室，坐在了最前面。在课堂里，她显得很特殊。59岁的她，留着利索的短发，脸圆圆的。教课的周流溪老师介绍她，“这是我们北京世界语协会的老同志”，她就笑笑，有点腼腆。
这堂课讲的是世界语，课程开放的报名人数是60人，但每周来听课的总是只有十人上下。王艾觉得，和她刚学世界语那会儿相比，现在的课堂，实在是太冷清了。
那是35年前，1981年，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一次举办书市。王艾当时24岁，刚参加工作，像许多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一样，听说有书市，骑上自行车往文化宫奔去。经过一个转角时，迎面的大门上贴着的一张红头文件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份世界语班招生通知。
世界语，是世界各国语言的汇总吗？她很好奇，便进门咨询。办公室里的一位老师回答她，你来听听不就知道了吗？
开班第一天，没有立刻开始上课。所有学生被召集到文化宫的外宾接待室，举行了一场颇有些正式的开课仪式。
老师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人的故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波兰尚处在沙皇俄国的统治下。在波兰小城比亚韦斯托克，居住着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他们说着各自的语言，互不友善。城里的一个犹太裔青年，时刻感受着语言带来的隔阂，他因此得出结论：语言分歧是造成人类划分成敌对阵营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创造了一门可以世界通用的语言。
这个青年就是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夫博士。1887年，柴门霍夫出版了《Espetanto博士：国际语·序言及读本》，公开发表了他的国际语方案，把这种语言叫做Esperanto，意思是希望者。二十世纪初，一些俄国商人和留日留法的中国留学生将世界语传入国内。“世界语”这个词，采用的是日本的译法。
王艾这才明白，原来世界语不是好多语言，而是一种人造语。老师介绍道，召开国际会议时，往往采用英语这样的大语种作为工作用语，弱小的民族国家代表需要配备翻译，使用别人的语言。而世界语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是全人类共有的。王艾想，这语言不错，很公平。
这个班的学费是五块钱，每周有两个下午上课。王艾月薪二十多，一周休息一天，她和单位领导商量，把一天的假调整为两个下午，开始学习世界语。
第一节课先认读元音字母，发音规范后，加辅音字母依次拼读。世界语发音类似于汉语拼音，一个字母固定发一个音，单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非常规律。紧接下来的第一篇课文——《世界语》中总结道：“世界语是一门人造语言，发音优美，富有逻辑性。”
老师说，练习口语需要语言环境，班上一位同学就自己刻蜡板、油印了学习材料，组织同住东城区的同学们组成学习小组，定期讨论交流。王艾的母亲生病卧床，为了方便她照顾母亲，同学们把练习地点定在了她家。练习时，他们首先在桌上立起世界语旗帜，平房屋子很小，大家或坐或站地围在桌边，人手一份讲义，或朗读，或讨论。和以前在学校学的“哑巴英语”不同，学世界语，王艾竟然一下就敢开口说了。
结课后，老师建议他们与外国世界语者通信，以保持语言水平。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年鉴名录中，有世界各国世界语者的姓名、年龄、兴趣爱好和通信地址，王艾挑了不同年龄层的世界语者，一一去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总是一样的，她向每个人都介绍了自己。一个月后，回信竟真的陆陆续续到了。白俄罗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写的信是最浅显明白的；来自法国老人的那封信，大概是写信者年纪太大了，世界语表达严重受到母语影响，王艾翻着字典费力读了半天也没能完全读懂；另一封巴西回信，写法和语气都格外客气严谨，读下去果然发现这是个日本裔巴西人。一个世界语者告诉王艾，她喜欢古建筑，王艾就寄去了故宫、颐和园的明信片。一个巴塞罗那的世界语者正在收集各种形态的马的纪念品，因为她读幼儿园的小孩被分到了“马”班，王艾就给她寄了一个马的小玉器。
街坊四邻里没有谁能像王艾这样，总收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信件。到了圣诞节，她要花费上百元邮费，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资了。
1986年夏天，北京举办了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王艾参加的世界语班，就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筹备这次大会而办的。除了像王艾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大部分学生是世协为了培养会议志愿者、联欢会演艺人员和推广世界语的教育人才，面向教育和文艺单位招来的。
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国际世界语会议。对于王艾来说，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国际化的场合。她还记得，在开幕大会上，乐池升起，顶头的灯光一打，合唱团里，男士们系领结，穿黑西服和白衬衫，女士们一身紫绒长裙。伴奏响起，合唱团员们用齐整的动作“唰”地翻开歌本，女士宽边的紫绒袖子翻垂下来，像簇拥成排的花朵绽开。合唱团带领全场合唱《世界语之歌》，歌声在大厅里回响。
二
在北京，坚持开设世界语课多年的，除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流溪教授，另一位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副教授李威伦。
李威伦精神很好，走起路来从容稳健，看不出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他是典型的南方沿海长相，宽鼻翼，上牙有点突出。走在校园里，时不时就有学生、老师或是岗亭保安愉快地跟他打招呼，他像所有人的老年朋友。
李威伦是广东梅县人。父亲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他在马来西亚长大。在那里，人们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国语、英语、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他这儿学一点，那儿学一点，培养起了对语言的敏感。
11岁那年，一天放学后，他到父亲单位，看到一位伯伯。伯伯摸了摸他的头，问他多大了。父亲那时在新加坡进步报纸《南侨日报》工作，那位伯伯正是报纸创办人之一，胡愈之。那时他还不知道，他就是世界语泰斗，中华全国世协的创办人。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他才意识到，“原来，我早在那个时候就和世界语结缘了。”
那时他同样不知道，世界语和中国的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内忧外患时传入中国，承载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最初传播世界语的留学生们宣扬无政府主义，倡导人类如兄弟姐妹般，以和平为武器共同前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得到了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人的支持和推广，许多地区和高校都办起了世界语班。胡愈之等进步世界语者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影响，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语是“国际主义武器”，虽然没有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依托，却承载着崇高的精神和理想，指向一种美好的未来。
建国后，李威伦随父母回到国内。1955年，他参加高考，考入了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留校工作了三年后，中苏关系破裂。他根据安排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改学西班牙语。之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
1979年3月，语言大学组织起一个教职工世界语学习班。李威伦那时被学校派往甘家口建分校，无暇顾及。5月，他生了一场大病，在家修养，听说有世界语学习班，就要来一本教材自学。
李威伦喜欢外语，享受不同语言的音韵和规律。他看着课本，记下了28个字母，世界语的许多单词近似其他语言，他读下来感觉几乎没有障碍，偶尔遇到生词，参照上下文就猜出了意思。只花两个小时他就一口气读完，觉得学会了。
这语言设计得太妙了，李威伦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过了半年多，语言大学的学生得知教职工世界语课，也向学校提出开课申请，他主动申请教这门课，一直教了36年。
今年6月，我走进了李威伦面向校外人士的世界语课堂。教室很小，只有三排座椅，12个学生坐了一半座位，除了一个和妈妈一起来的男孩，清一色都是女性，多数都不年轻了。
坐我前面的阿姨告诉我，她在刚改革开放时学了世界语，但工作一忙就放下了，如今退休有了大把时间，又重新捡起世界语，没想到在班上遇到从前的同学——班上几个年纪大的都是如此。
李威伦的课从一道谜语开始，大家七嘴八舌地猜答案，气氛就活跃起来了。他带着大家唱歌，用有些浊的老人的嗓音唱起轻快的世界语童谣。在他看来，唱歌是学语言最有效的办法，生动有趣，学会就忘不了。童谣和谜语都是他自己编写的。为了让课堂更有趣，他想了很多办法。
李威伦对市面上为数不多的世界语教材都不满意，太枯燥了，内容已经过时，也不实用，不能吸引年轻学生。他于是自己编写了一套4册的少儿教材，自己掏了不少钱请学校出版社出版。世界语教材市场很小，他的教材一叠叠堆在家里落灰，每学期开课时带一些到课上，廉价卖给学生使用。无论上哪个课，他都用这套书。教小学生，他一课讲一篇课文，教大学生就加快进度，一课几篇。这套书图文并茂，内容简单实用，用于入门非常合适。
他很明白，语言大学的学生当然大部分是冲着两个学分来的，但也许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孩子会坚持下去。
人们常常问：“世界语还有用吗？”对于这个疑问，李威伦说了一段自己的故事。
1982年，李威伦到墨西哥进修西班牙语。到达的第二天，他给墨西哥世协主席去了电话。主席隔天就开车前来，载着李威伦和其他进修的中国老师游览城市。一年后，他们居住的学生之家宿舍解散，另一位世界语者为他提供了半年免费的住宿。但凡出国，李威伦总习惯联系当地的世界语者见面交流，无一例外，他都受到了当地世界语者的热情接待。
这些故事，他常讲给学生们听，“你不可能因为别的语言受到这样真诚的帮助，”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世界语背后毕竟是人类大同的理想，世界语者，还是有点理想主义，不那么功利的。”
以前，他会花很多功夫跟学生们介绍世界语所承载的平等、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后来，他发现大家不大爱听，就不太说了。
三
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世界语课的，还有一位日本人臼井裕之。李威伦教的是入门基础，臼井的课则是提高班。课堂上，他播放世界语国际广播录音，请学生跟读翻译。
臼井裕之48岁了。他个头不高，身材敦实，头顶的头发有些稀疏。他看起来挺严肃，说玩笑话也直视着你，一脸认真。但说中文时，他整个人就生动起来。微微偏头皱起脸，那是在痛苦地想词；突然前倾睁大眼，那是想到了；一下子垂头闭眼叹气，就是放弃。
臼井对语言很感兴趣，读中学时，他到学校附近的图书馆借阅了许多语言书籍自学，但语言很难，他放弃了一种又一种，只有世界语坚持学了下来。臼井的外公是广播电台的退休技术员，有一台收音机。一天，臼井捣鼓那台收音机时听到了世界语广播。那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声音，臼井头一次听到世界语，他听懂了一句“渔船翻了”。
1984年，胡耀邦邀请一批日本青年访问中国，政府选派5位世界语者加入代表团，臼井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宾馆，一位安徽世界语者接待了他们。大家一起聊天拍照，气氛很好，五分钟后，一位宾馆工作人员把安徽世界语者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再回来时，他的态度就变了，不自然地客气：“你们累了，我就不打搅了。”便匆匆离开。那时，中国人进行对外交流还非常谨慎。
1986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臼井又一次来到中国。那一年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宽阔平坦的大马路，许多地方还是土路。盛夏时节，大街小巷都是卖西瓜的，人们站在路边啃得汁水淋漓，随口啐籽，随地丢瓜皮。臼井说：“记忆里，北京的夏天是西瓜味儿的。”
24年后，当得知中国世界语媒体《中国报导》招聘外籍编辑时，他立刻辞去在日本的工作，应聘来到中国。
2012年的北京已经完全不同了，除了城市的变化，臼井还发现，真正在学习世界语的人比过去少了。这个变化和日本的情况一致。他刚开始学习世界语时，日本许多大学都有世界语社团，之后越来越少，大家学习世界语的热情显然冷却了，当他向大学同学们推荐这门容易学的语言时，没人感兴趣。
他想搞清楚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工作几年后，他回到大学攻读国际传播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就是世界语的发展传播。
臼井记得，刚开始学世界语时，其他世界语者总说这门语言的崇高理想和柴门霍夫博士高尚无私的人格，他是不感冒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他突然意识到，世界语的创造历史里，柴门霍夫是犹太人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人忽视了。
“犹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统一的语言，永远在使用别的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想到这里，他突然对柴门霍夫的大同理想有了切实的理解，这也是在为自己弱小的民族争取权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为了自身的强大，向欧洲学习。那时一个盛行的观点是，英语、德语、法语这样的民族语言是重要的文化殖民武器，而世界语这种诞生于欧洲，却不背负着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语言，就是最好的学习工具。因此，日本的世界语运动发展迅速。
臼井认为，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论二十世纪初参与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世界语者，还是八十年代出于对外交流的愿望而学习世界语的爱好者，背后都离不开民族权益这一推动力。
臼井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殖民主义盛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极不平等的。因此那个年代的人们怀有人类平等、进步的愿望。而在如今这个年代，人们不再关心人类是否进步，只关心各自的生活。”既然如此，世界语这样一种以理想为基石的语言，必然要走向停滞了。
四
5月28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一场世界语夏令营。这每年一次的夏令营，是世界语爱好者们仍在坚持的重要聚会。现在，老世界语者和世界语协会的责任是，让这门语言继续有人学习，能够传承下去。
那天早上，我走出地铁口，迎面看到一个穿着绿衣服的姑娘等在出口，摇着手里的绿色小旗，热情地招呼到达的世界语者。一个老师傅看到她，也从布袋里掏出一面绿色小旗，迎上去，“Saluton!”（世界语“你好！”）“Saluton!”
这面旗帜叫绿星旗。左上角有一颗绿色的五角星，代表着五大洲。五角星在一块方形的白底上，白色象征中立。正面旗子的绿底则代表希望。这面旗帜是世界语者们见面相认的标志。
这是烈日炎炎的一天，世界语者们在一片小树林里铺开防潮垫，支起小马扎，摆开瓜子和水果，老世界语者们围坐在一起就热络地唠了起来。周流溪也来了，抱着2岁的小孙子。孩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老友们都上前用世界语逗他，“几岁了？”
稍远点的空地上散着一群疯玩的小朋友，他们来自开设了世界语课程的试点小学。李威伦来了，几个孩子围上去，“Saluton”，“Saluton”一迭声地喊。孩子们在老师的组织下，一边唱一边跳，表演起李威伦编的世界语儿歌。
在公园里，这场因一个关于人类的理想而衍生的活动，看起来和其他活动并没有什么区别。
臼井抱着一把尤克里里，弹起了《世界语之歌》的前奏。尤克里里的声音很单薄，大家认真地轻轻唱道：
“在中立语言的基础上，人们彼此能够互相理解，各族人民必将和衷共济，结成一个大家庭的集团……直到全人类的美好理想为了永恒祝福而彻底实现。”
—— E N D ——
所有图片都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