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陪伴女儿，陈梅明离开职场九年，而现在她是瑞士信贷银行北京代表处副总裁。

在参加微软女性论坛Women Think Next时陈梅明说，当初重回职场，工作陷入困境时会去卜卦。通常当人们沮丧无助时会通过预测结果来勉励自己。可惜陈梅明卜出的结果称不上好：“我的命很普通，不是生下来就有饭吃。但只要我努力就会有收获。”在陈梅明眼里这样的结果已经够她唤起斗志了。她说：“相比即使努力也没有收获，我是幸运的。”陈梅明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通过持续努力不断看到成果。

在台湾辅仁大学主修中文辅修国际贸易，之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马大学学习室内设计，陈梅明毕业后成为一名客户经理，她很享受银行系统的工作。从1988年到1997年，她先后担任花旗银行私人银行襄理（类似与级别较高的经理职位）、台新银行私人银行资深客户顾问。不过正当事业蒸蒸日上，她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女儿暂停事业。

女性在职场总被要求在家庭和事业间做选择，陈梅明毫不犹疑地选了后者。

“两岁以前换了八个保姆。”陈梅明在抚养大女儿的时候还在兼顾工作。但当保姆一个又一个地表示拒绝继续照顾，她察觉女儿似乎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调皮。女儿时常吵得别的小朋友无法睡午觉，用零食逗弄同学，故意伸脚绊同学摔跤……书读到二年级陈梅明不断地被老师叫到学校谈话。

寻求医疗诊断、咨询心理医生，当陈梅明拿着二三十页的诊断报告显诊断结果为过动儿时，她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孩子会出现语言障碍、学习障碍。陈梅明开始努力理解女儿内心，她虽然吵闹但是孤独的，有时对问题置之不理是因为在她眼里大人很烦。“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我花时间去陪。”陈梅明说：“我很怕她长大了找不到工作，怕她没办法独立。”或许对陈梅明自己来说，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不能独立。因此她说要用自己十年换女儿一生。

陈梅明肩负的压力比普通职场母亲更大，同时教养两个女儿又增加重重矛盾。姐姐九九乘法表背了一年多，“我问她八八得多少？这时候妹妹从中间一边走过，一边说64，然后姐姐就会很生气。”两个女孩很容易形成竞争，陈梅明小心地在两个孩子之间找平衡。每天晚上讲故事她会坐在姐姐妹妹中间，头偏向任何一侧都不行。

面对是否想过放弃的问题，陈梅明回答：没想过。“我觉得自己反正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也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所以追求不在乎时间早晚。在这之间我既然遇到困难，就只好面对。”终于，孩子们在精心的照顾下升到高中，当一切好转，陈梅明觉得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继续她的追求了。

2007年她回归职场担任瑞银证券副懂事、财富管理小组长。陈梅明适应工作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她把这称作命运的眷顾。而实际上她在做全职母亲的时候亦没有放弃自己，坚持吸收银行、商业类知识。

即使这样复出第一年也非常辛苦，时代改变下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基于业务的社交为零，基于实操的业务经验也是零。她要奔波于各种活动以拓展人脉，不断打电话联络客户。遇到温和的客户还会简单聊两句，有的客户急躁，会直接挂断电话。陈梅明说：“有时候给客户打电话怕同事笑话，就一个人躲在会议室里打。”不过这些对她来说算不上困难，当初步入职场的时候陈梅明的业绩也是点滴积累起来的，那时台湾银行下午3:30停业，下班后她就换上平底鞋一家一家地扫街寻找潜在客户。二次回归职场不过是把当年的过程再经历一遍。

2011年陈梅明担任瑞士嘉来私人银行中国组资深副总裁，2012年晋升为瑞士信贷合并瑞士嘉来大中华区私人银行副总裁，到了2013年她开始担任瑞士信贷银行北京代表处代表。

在中国内地，陈梅明属于pre-banking。四十几岁的生活阅历让她在团队里承担着导师角色。陈梅明时常指导团队成员如何跨越阅历的鸿沟跟五六十岁的客户建立沟通。出了问题也是她主动承担责任，她说对于这些孩子，要让他们有信心、无后顾之忧地去做事。“我希望并且愿意看到手下的人不断成长。”这是陈梅明带领团队时重视的地方。

曾经团队里一位陈梅明非常喜欢的成员想离职，她和团队都非常不舍。那人说：“梅明姐你就让我走吧，对我而言在这里十年之后我还是这样子。”出于对方的职业发展考虑，陈梅明批准他离职。陈梅明当初带过的团队成员后来一些人都换了工作，这些人在各个领域发展得都很好，陈梅明聊起她当年的成员也非常欣慰。

陈梅明是个敢于独自一人拖着行李箱到陌生城市工作的人。女儿上大学后公司有个香港的工作机会，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她先去入职，然后在宾馆里住了三个月。 “如果你不逼自己一下，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 陈梅明说：“我现在也没看到我的极限。”现在她的大女儿是化学专业博士，小女儿选择了法律专业。再次讲起当初离开职场的话题，陈梅明语调温柔却透着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