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郝景芳，是在一个和科幻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场合，一场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公益讲座。“郝景芳”三个字后面岁跟随的身份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与她一起被请来另一位嘉宾是个英国人，头衔是”英国乐施会高级政策顾问”。

那天郝景芳穿了一件淡雅的旗袍走上台，说话时有点害羞。她讲起自己正在构思的一本学术论著的提纲，书名叫《不平等的历史》，她想要在书中讨论不世界平等的现状、不平等的起源、不平等的解决方式，其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小说，她说：“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北京折叠》，讲的就是这几种不平等解决方式的其中一种。”

很难想到郝景芳口中的那本和“不平等”有关的小说，就在那天活动举行的不久前，被提名了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但是那场讲座上，没有人谈论雨果奖，人们都在关注和贫困有关问题。

走出自我塑造的塑料壳子

对郝景芳来说，好像完全不相同的各种领域可以毫无龃龉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她小学时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就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到了初中，却又想当个作家，她总觉得，科学和写作两者可以兼顾。

这种融合一直持续到了大学，她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同时又对经济制度感兴趣，会去旁听经济学社会学的课，读相关教材和研究著作，她探究历史上的制度变迁、中西思潮比较、古今制度比较，思考乌托邦。而现在，她白天上班时进行宏观经济研究，给政府写经济政策建议报告，晚上回到家，陪女儿玩到睡下，然后早上4点起来写作。

理性和感性、工作和写作，在她生活中是互补的，似乎不需要转换。她说理性思维是由上到下从理论到细节的推导，感性思维是由下到上从体验到概念的抽象，科学能够让她把感性体验到的事情看得更清楚。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用一个统计公式可能只能表达一半，写一个故事也只能表达另一半，研究和写作结合起来，问题就能够更完整地表述。

但是当郝景芳总结自己的大学生活，写下的却是一篇《论一个清华学渣的自我修养》。清华牛人太多，这个从小就几乎没什么竞争对手的女孩考完试后就哭了，她找助教装可怜蹭分，助教给她一张同班同学的满分卷子，“那整张卷子那么干净整洁，写满了云淡风轻的潇洒”；偶尔鼓起勇气找班里大牛问一道怎么都做不出的题，大牛对她说，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没做，你看看讲义吧。

那时，她产生了一种“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有效果的感觉，而别人飘在天上的感觉”。

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自我怀疑的焦虑，“最开始起因是一些现实上的挫败感，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失去了自我评价的一些基本准则，去和其他人做比较，我没有办法有其他标准来自我确信”，她从自己的大脑中寻找，“想找到一些什么是我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是我自己可以确信是自己的想法，没有，我自己可能空空如也，都是别人灌输给我的”。越是想确认自己，就变得越加敏感，格外地关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比如上周她跟某个人聊天说话有哪句话可能刺激到对方，她会反复地想；如果放在那段时间有记者采访，她恨不得把记者挨个采访一遍，问问记者是怎么看她的，如果记者眼里她不好，会很幻灭。

这些感受，她写进了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生于一九八四》中，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自传体”小说，写的并不完全是自己的经历，但是一种内在精神历程的自传，里面的主人公因为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定位，一度陷入抑郁。“我发现自己很大的问题，越是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越是被自己锁进一个壳子里，自己给自己造一个塑料壳子，在意别人对这个塑料壳子是怎么看的，好像有一点裂痕这个塑料壳子就要碎掉了，而里面是空空如也的。”

为了走出那段焦虑，她开始重新学习调整自己和外界的关系，她试图让自己忘掉外在的塑料壳子，去关注生活里自己真实的感受，体会自己真实的情绪，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对自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一旦触摸得越来越多，可以触摸到自己比较独特的生活体验的时候，这种焦虑会越来越淡。这样的时候世界就会扩张，从一个囚禁的状态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更加有意义。”

她也开始调整对自己的预期，她很诚实地说，之所以说自己是学渣，是因为自己心里除了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薛定谔这些大物理学家之外，其他人都是学渣，从前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大学以后她承认，自己成为不了爱因斯坦，倒是对人文社科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慢慢发现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是是可以做很好的科学研究的，大四时她推了经济学直博，“把做物理学家的心愿转到了经济学方向上”。

毕业后她进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不光做理论上的分析，还亲自实行慈善和教育项目，给贫困地区的儿童送营养餐，为留守儿童开办山村幼儿园，推进中学职业教育。现实的质感和理论的抽象高度，加上天体物理和量子力学的想象，融合成了她的作品独特的质感。

我从来也不代表中国科幻

写作曾经是郝景芳处理焦虑的一种出口，“如果我不写作，我每天走在马路上会有很多想法，那些想法会侵扰到我”，每天能写点什么她会不那么焦虑，只要坐下来开始写东西，就能够把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一点点梳理出来，除了小说以外，日记、笔记她有一大摞。但其实写作本身也没有带给她什么心理安慰，写作也让她迷茫，从2006年正式写作到现在写了十年，没太找到方向，也没什么成功经验，只是默默地在写。

她更喜欢纯文学的书，自己觉得很受打动的书往往是纯文学的，是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写人自身的情感。也许是物理和宇宙的秘密总是让她脑中充满了奇奇怪怪的念头，脑中时常一个闪念就写下来，有人说有点像寓言，像小童话，她自己管她的小说叫做：“无类型小说”，就像她在自己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我经常感觉，用直接书写的方式并不容易真的反映现实，相反，用一个遥远的抽象世界作为映照，反而能将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征照亮。……介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的文学形式构筑起某种虚拟形式，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它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而是现实世界，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

科幻给了她更多可能性，给了她一个超越现实的局限与单一，生活在形形色色世界里的机会。写假象的世界给了她更尽情的角色代入感，让她更安全地书写内心。她最近刚刚出版了三部作品，一本叫《流浪苍穹》，一本叫《孤独深处》，一本叫《去远方》。“流浪”、“孤独”、“远方”，这样的词语都有一些远离世界、远离此时的感觉，“这缘于我对科幻小说的感觉。科幻小说构想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最容易感觉到出世和异化。出离世界的感觉是最孤独的孤独”。

正因为无法定义，所以投稿屡屡受挫，她把小说投给主流文学杂志，编辑告诉她，杂志并不发表科幻作品，她投给科幻杂志，编辑又说过于文学化，不够科幻。包括翻译成英文的两篇小说，《看不见的星球》和《北京折叠》，都是《科幻世界》不要的稿子。“《科幻世界》说过好几次，偶尔小清新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总这样写，总这样写是没有前途的”，《科幻世界》大多数读者都喜欢很硬的宏大叙事的小说，故事性强，剧情激烈，“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的风格如果和他们喜欢的不一样的话，自己就会觉得很痛苦”。

《流浪苍穹》是郝景芳曾经出版的两部小说《流浪玛厄斯》和《回到卡戎》的合订本。《流浪苍穹》是小说原初的名字，那时出版社为了衡量市场的接受度，担心一个新人出书，这么长的小说一下定价四五十块钱会卖不出去，所以把小说拆成上下两册，上册很薄的一本只卖十几块钱。如果上册销量超过5000本，就可以出下册。结果上册虽然销量平平，但出版社还是没有亏钱，隔了三年后还是出了下册。她当时很着急，“倒不是我想要卖多少书，而是担心一本书如果只出了一半，剩下一半就憋回去了，这样就永远没有一个完整的样子呈现出来。”

隔了六七年再次出版这部作品，“并非新瓶装旧酒以卖钱”，她只是希望能还原这部作品最初的原貌。尽管现在看来那时的作品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她决定不去修改，“越是想呈现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越无法呈现，因为你在任何时刻都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有哪些变化，因此永远无法让未来的自己满意。我决定不去修正过去的自己，就让它以那时那刻的面貌永远存在下去，带着所有不完美的地方存在，不做任何遮掩和修饰”。

这部小说依然用科幻的形式探讨她始终关心的制度问题。移民火星的人类爆发了反叛地球的独立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地球与火星形成了两个迥异且互不往来的世界。百年后，地球和火星开始了战后的交往，一群火星少年被送往地球，在那学习、长大。当他们重返火星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被这两个相互猜忌的世界所裹挟席卷：一个世界规则严明，给予和所得都是义务，报酬由另一种方式呈现，资源高度共享；而另一个世界政府的作用和力量挤压到被忽略不记的程度，市场化进程已经推进到所有领域。

她用一群少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感受到的变迁和茫然，表达她所感受到的她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社会变迁的迷茫。《生于一九八四》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主人公和父亲两代人的寻找，个人的困惑、不适，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制度的转变。她用小说来呈现问题种种复杂的可能性，把它前后左右可能答案都不完美的情况摆出来。最后她发现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问题的解决只能落在个体上，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解答。就像她研究经济、研究物理，最终研究的都是人，“我始终学某一两个学科而已，一个是说关于人类社会是如何，一个是说关于人类的精神意识是如何”。

如今她获得了很多认可和褒奖，刘慈欣曾经说她给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在国内的科幻创作中是不可替代的色彩，“感觉已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从什么地方照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她作品的特点，可是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获得外界认可陷入焦虑的小女生了。她清楚《北京折叠》只是自己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尽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成，她也知道自己写作的缺点还在，在主动地追求故事性和情节的曲折，让自己的写作更加多样化。

“评价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能改变我这个人吗？我出了这本书，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就不一样了吗？或者说我得了这个奖，得奖前得奖后是两个人了吗？其实这个人本身是没有变化的，我的状态是长期连贯的。”她说。

很多人把她获得雨果奖提名看做是中国科幻兴起的又一标志，她一下子成了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人物，可是她从来也不希望把自己归类。“我从来也不代表中国科幻。我从来是科幻圈的一个边缘人物，雨果奖提名之前，很多时候记者采访都想不起来我这个人，我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能代表它，我就只是我自己而已。”

现在她还是一个两岁女儿的妈妈，她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晴妈说”，里面用各种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配上自己画的插图讲怎么教育小孩。她说女儿让她学会体验一个人最天真原始的真实的喜悦和悲伤，让她放从前给自己的太多的压力，学会先放松享受生活。前几天女儿两岁生日，她在微信上发了一组给女儿的画，叫做《勇敢》，配了诗一样的句子：“我担心你会遇到危险，像我从前那样，担心你会遭遇挫败，像我现在这样。我发现，我唯一能做的，是勇敢。如果不勇敢，怎能让你知道要勇敢……”